江涌：中等收入的“陷阱”为谁而设？

　　多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在制造与传播新概念、新命题以及新理论、新政策，诸如“华盛顿共识”、“包容性增长”等等。2006年世界银行又违背欧美等发展历史史实，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规律，以拉美为标本，生搬硬造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出世，迅即在中国得到异乎寻常的追捧，经济学人们蜂拥而上，为中国经济把脉，为中国避免“陷阱”而殚精竭虑，由此生产出的文字文章汗牛充栋，似乎足可以把该“陷阱”填平。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一个自由主义的陷阱，是发达的强权国家通过世界银行这个工具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依照“新殖民主义”政策路线前进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发展史上并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国民收入徘徊的一种状态。表面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个经验性描述，实质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结论，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中等收入”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中等收入”是个相对概念，在横向上可以相对于其他国家——在高低收入国家之间处于中不溜的水平，在纵向上可以相对于自己的过去——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告别初级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空洞而飘忽的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例如，1774年殖民地美国(自由人加奴隶约合250万人)的人均年收入在15-25英镑，相当于2000年的3875-7250美元。若依照公民身份——自由人(当时存在白人契约奴隶、土著印第安奴隶以及非裔黑人奴隶)统计，当时美国人均拥有的实际财富是76英镑，这一数据相当于2000年的11100美元(这一不合理统计的合理存在有其现实依据，我们今天广东、上海等省市计算GDP时也没有包含外来务工人员，尽管这一队伍相当庞大)。依照今天世界银行与相关经济学家设计的标准，显然是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富裕程度上，当时的美国人至少跟其宗主国英格兰人是一样的，而当时的英格兰是最发达国家，在那个时代工业制造无所不能，而美国——依照宗主国英国的要求——连一个马蹄钉都不能制造，是个道地的农业国，百业待兴，经济上严重依附英国。类似早期美国“富裕而不发达”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加勒比国家、石油输出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早就超过1万或1.2万美元，但是不仅发达国家没有接纳他们进入OECD(即“经合组织”，被视为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世人没有将其视为发达抑或先进国家。

　　此外，不同国家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的消费资料构成大不相同，货币购买力大不相同，因此在所谓“中等收入”的数量(1000-12000美元)的背后，相关人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差异。还是用美国为例，殖民地美国不仅富裕，而且那里的人民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食物充足、用于建筑与供暖的木材价廉、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身高是一项非常好的衡量社会营养状况的指标，那时殖民地新兵的平均升高为5英尺8英寸，接近现在的平均身高，超过当时同种的英国皇家海军新兵的平均身高整整2英寸。依照2000年的价值折算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在3875美元至7250美元之间，很显然，今天的美国人倘若拥有这样的收入，那是要接受政府救济的，根本无法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依照世界银行以及相关学者的分析资料，1978年美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不知什么逻辑，此前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如果美国不是高收入国家，谁是高收入国家?)。今天，那些跨过1万或1.2万美元门槛的国家，其国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如何和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相比——二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最牛的国家，“美国梦”、美国“很行”的神话风靡世界。

　　“中等收入”及其“陷阱”的界定是随意的、逻辑是混乱的。其一，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水平定义为人均年收入在1006美元到12275美元之间，这里的上线与下限的数字界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充满了疑问。由于中等收入的“门槛”很低，很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启动发展进程，就给世界银行“被中等”了，被拿来当靶子、当标的而说三道四。

　　其二，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1960年101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8年，只有13个变为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给出不到40年的时间，便要求“被中等”的国家跨入“高收入”行列，这种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不仅违背历史——西方国家走出“黑暗中世纪”而成长为发达国家无一不是以百年计，而且有欠公允——很多“被中等”的国家还没有摸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策略，如此就给他们烙上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印记。

　　其三，国民收入用信用货币——美元来计量，而今日美元的购买力，远远不是1971年与黄金脱钩前美元的购买力，更无法与19世纪末期(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购买力相提并论。收入的高低是相对的，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后，主要国际货币纷纷摆脱黄金约束，成为纯信用货币，不仅丧失了货币的“储藏手段”功能，而且其购买力在不断波动中持续降低，由此基本失去了在长时间序列上的“价值尺度”功能。今天，以美元计值的“中等收入”只有在横向上(与他国比较)考察才有实际意义，而“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要求却是纵向上(与本国历史比较)的，这是明显的思维混乱。因此，以今日1000-12000美元作为衡量“中等收入”国家的尺度，并装模作样说这里存在一个“陷阱”，是非常不严谨的，可以说的荒谬的。

　　“中等收入陷阱”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下，一国经济增长停滞与国民收入徘徊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紧密相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在成长与发达过程中，并未遭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相关经济学者所罗列的经济停滞甚或倒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必然。熟悉世界经济发展史的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总是被周期性经济危机所打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近乎一统天下，全球化下经济危机愈发频繁，经济周期也更加明显，所以相关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也更加坎坷。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与生俱来，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具有标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便在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出现。除了大约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外，还有结构性危机(如1929-1933年大萧条)以及系统性危机(如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一国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一般都会陷入停滞甚或倒退，这种情形在欧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都有呈现。例如，美国1929-1940年间持续停滞12年，此后在1944-1963年间持续停滞20年;英国1943-1954年间持续停滞12年;德国1913-1926年间持续停滞14年;日本1940-1956年间持续停滞7年;法国1929-1949年间持续停滞21年(数据来源Maddison，2010)。这些发达国家，纵向看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收入国家，横向看即比照当前名义美元价值则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这些鞭先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以及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把欧美日经济史上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的经济与收入停滞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欧美等西方国家不曾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新兴市场(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它们也曾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与收入徘徊不前。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经济增长阶段性停滞与国民收入阶段性徘徊非常正常，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亦然。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掩盖或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似乎新颖，但是除了故弄玄虚与哗众取宠外，不利于对矛盾的深刻揭示与问题的有效解决。

　　“中等收入陷阱”无视一国经济发展的艰难性。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成长历史来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成长到高收入国家，都有一个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低收入大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提出“经济增长阶段论”。该理论认为，一国从“传统社会”经由“准备起飞”、“起飞”到“成熟”，再到“大规模消费”(即高收入)，全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全程大约要6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一甲子”。而且，在具体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大国与小国也存在明显差异。通常大国尤其是传统包袱沉重的大国，其人均收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非常困难，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而人口小国，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如文莱历时4年(1974-1978年)，赤道几内亚也用了4年(2001-2005年)，卡塔尔只需3年(1971-1974)，都迅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国际上很少有人羡慕这类国家成功，或借鉴他们的“发达”经验。因此，以暂时的增长停滞或缓慢增长，来断言该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并不科学，而且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会使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将人均收入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GDP崇拜。

　　如果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也存在“低收入陷阱”与“高收入陷阱”。前者如诸多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长年处于不发展或发展十分缓慢的状况。后者如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20多年来，国民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只是随着日元的升降而变动。既然中、高、低都存在所谓“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特定意义又在何处?在资本主义于世界出现以前，全球生产力普遍低下，世界各国哪怕是最强大国家(如四大文明古国)的人均收入千万年间折合年增长率可谓忽略不计，可谓持久徘徊不前，难道这也是所谓“收入陷阱”。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甚或漫长的过程，一些经济学家或经济机构，以短短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的得失成败，是极其肤浅的。1871年之前，在德意志民族活动的土地上，没有中央集权或政府，诸侯割据，关卡林立，政治腐朽，经济停滞，年轻人给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当雇佣军，社会没有一点生气，被众多有声望的人士看成毫无希望的国家。如今，环顾世界，有几个国家在综合国力上能够与德国一较高下?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后进国家现代化陷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霸权、西方强权的工具，多年来孜孜不倦、兢兢业业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施新殖民主义服务，因此而在多年前即己声誉败坏而惨淡经营。当今世界附和、听从世界银行与IMF的理论宣传与政策建议的国家越来越少，头脑清醒的学者早就不拿它们的报告与说教当回事。

　　但是，世界银行与IMF的理论宣传与政策建议符合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买办阶层与权贵资本的利益。经济全球化便利跨国投资，世界各国的工人因争抢工作岗位而彼此对立甚或敌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泡影。但是，经济全球使国际垄断资本与东道国买办阶层、权贵资本日益勾结起来。因此，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与政策在一些国家仍然有市场，甚至很叫座。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世界银行遵照强权国家或垄断资本的意旨，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精心埋设，然后以智者、甚或长者的口吻告诫相关国家，你们必须依照我的建议行事，否则你们就会落入“陷阱”。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标本”就是拉美。

　　自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甚或趋于停滞的困境，像阿根廷在6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在70年代都已进入“中等收入”，但是直到21世纪头10年，这些国家人均GDP仍然徘徊不前，基本停留在3000-5000美元，至今仍未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其中，阿根廷停滞23年(1974-1996年)，墨西哥停滞18年(1981-1998年)，智利停滞18年(1971-1988年)，巴西停滞16年(1980-1995年)(以上数据来源为(Maddison,2010)。

　　其实，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经济学者，选取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非但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那个推手或牵引者，恰恰是世界银行与IMF、美国自由主义学者。

　　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杀死了阿连德总统，由此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实验”。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亲自设计改革蓝图(即“弗里德曼金马甲”)，指派众多嫡传弟子——“芝加哥男孩”回智利实施，并多次亲临智利，现场指挥与督导。为达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拋弃民主与法制，不惜用“铁扫帚”(军事恐怖主义)等方式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国家政策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新自由主义实践，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实施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国、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广，然而给出的答卷成绩，依旧是一塌糊涂!20世纪60、70年代的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者描述这段时期为“糟糕的过往岁月”)，实现的增长更达到3.1%，然而自80年代实现新自由主义以来，增长率只有1.7%。1950-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则分别降至2.2%、1.7%和2.7%。

　　实际上，拉美所遭遇的经济困境，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现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实施自由主义政策的困境。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依照发达国家指引，或世界银行、IMF标识的路径——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弗里德曼金马甲”20世纪90年代升级版)——去实现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是工业化，由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独门秘笈”在于，在保护主义下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发达国家或世界银行、IMF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现代化路线图中，抽掉了工业化，或用自由主义下的工业化取代保护主义下的工业化。然而，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通衢”上，由发达国家设置路障，比17世纪莱茵河上的关卡还要多(这曾经是德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技术专利、标准化坐收渔利，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产业链、不平等贸易交换条件，占有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芭比娃娃”利润分配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计，其中8美元是美国境内的运输销售成本与利润，1美元为管理运输费用，65美分为日本等国的原材料成本，发展中国家制造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如此，发展中国家越是努力，生产产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劳而不富裕”的困境。

　　历史反复证明，成功的工业化是一国发达(包括由中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关键，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共同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工业化进程的停滞抑或倒退，即“工业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抑或“工业国际化”(即由外资主导的工业化，跨国垄断资本垄断高端、高附加值制造，而本土企业钉死在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或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代工制造)。更有甚者，连代工制造都难得一见，纷纷发展服务业、地产业、旅游业，没有基本的生产能力——财富的创造能力，只有所谓的价值创造能力，而价值的最终决定权依然为跨国资本所控制。

　　在“华盛顿共识”的系列政策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论基础是“金融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深化的显著结果是经济金融化——资产乃至债务证券化，如此使资产、财富可以流动起来。金融自由化最为关键的是国际化，本土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金融接轨，国际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国市场。由此，国际资本其实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在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可以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借以巧取(买空卖空)豪夺(发动袭击、制造危机)发展中国家辛苦积攒的财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阐释。在危机发生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痛斥这些国际投机资本为“国际强盗”，但是他似乎没有指责引盗入室者。

　　马来西亚经济在1991年至2000年间以7%的速度增长，在2001年至2010年间增长率却只有4.6%，远低于7.5%的10年增长目标。上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要比韩国富裕得多，但如今乾坤颠倒，要比韩国穷得多。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并非特例，与其同处东盟的泰国和菲律宾，都因为遭遇了“国际强盗”而大伤元气，因此被相关机构与学者当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标本。而这些新标本恰恰是遵循世界银行、IMF实施“华盛顿共识”、推行金融自由化而结下的苦果。

　　其实，不单是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还有苏东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凡是遵照世界银行与IMF建议——积极落实“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多半都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则是“现代化陷阱”——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是世界银行、IM与发达国家埋设的“自由主义陷阱”。发达国家正是凭借这些陷阱而保持先进并过着优裕的生活。环视当今发达国家，除了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几个小国外，普遍产业空心化，制造外包，服务外包，没有了生产力，没有了财富创造能力，但是他们的大企业富可敌国，他们的大富豪腰缠亿贯，他们的小市民仍然在高收入中过着优裕的生活。当然，人们不能贸然地说他们只是坐享其成，他们也在创造，创造概念，创造规则，创造价值，利用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经济金融体系，把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悄悄地转移到他们的口袋。

　　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今天，资本积累规律——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少数发达以多数不发达存在为前提，富裕的孤岛为贫穷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应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有一个精辟论断：资本主义是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因为资本主义本质是寄生的，需要宿主提供养分，需要后进国家提供资源、市场，需要不断出现的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如此，英国的发展需要并导致欧洲旧大陆、美洲新大陆的停滞，西欧的发展需要并导致殖民地的停滞，今天发达国家不事产业又要保持富裕生活必然需要并导致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

　　只有远离自由主义，远离资本主义体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当今整个世界被资本主义体系所笼罩，贯穿资本主义体系、遍及世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层级分明的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高居“金字塔”顶端，也是国际分工、国际产业链、国际食物链的顶端。发达国家由过去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发达转化为今天的金融、意识形态发达，他们以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以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做基础，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不平等交换，对参与国际分工的后进国家实现持续的经济剥削——后进国家只是挣点“面包屑而已”，并通过金融手段(如华尔街“金融狩猎队”)，对不断扩大开放的后进国家实施周期性掠夺——乞丐钵中抢钱。被持续剥削与被周期掠夺，这才是后进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徘徊不前——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作为西方强权工具、新殖民主义工具的世界银行，怎么可能说出这个秘密。有学术良知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委婉地道出了一些内幕，违背了“职业道德”，很快被无情地解雇了。但是，面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徘徊不前，世界银行需要给一个说法。与此同时，要把更多的国家、更大的国家纳入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好让西方强大国家持续剥削与周期掠夺，世界银行需要拿出一套说辞，于是便有了“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世界银行及相关经济专家看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世界银行还有同一类聚的亚洲开发银行为中国把脉：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一本正经：中国的经济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该国不接受重大改革——特别是要提高生产力以及积累人力资本——的话，该国可能遭遇与巴西和阿根廷同样的命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进行改革，该国未来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进而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中国奇迹”在于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中国制造”在于低廉成本。然而，正在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红利消失，用工成本上升，外国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缓慢，收入降低。人口老龄化还会导致社保压力增大，医疗保健支出增多。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失去大部分成本优势，从而加快已经使一些工厂就业机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回流趋势。此外，不可持续的对外出口与政府投资、广泛的政治腐败、巨大而且仍在继续拉大的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环境状况等无一不是构成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依照世界银行以及国内相关专家分析，如今的中国不是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而是已经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经济增长正在迅速放缓——过去30年中的平均增长率为10%，2011年到2030年平均增长率将放慢到6.6%，到2025年增长率将减慢到年均5%。

　　社会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增长不等于国民收入增长，经济增长放缓不等于国民收入停滞，国民收入一时的停滞不等于就会长期停滞，即便长期停滞也不等于就会落入所谓“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急于把“陷阱”兜售给中国，要中国尽快接受它的报告及其建议，似乎不顾、也不需要什么逻辑了。

　　“陷阱”已近在眼前，中国若要避免，就必须依照世界银行的建议——《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引入瞩目。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功故事，…，在未来15至20年，中国将逐渐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中国领导人正在集中努力调整国家的增长战略，以应对新挑战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倘若中国能够依照世界银行的建议行事，那么未来呈现在中国面前的不仅不是什么一团漆黑，而是无限光明。

　　对于世界银行的警告，国际学界商界有不同的解读，或肯定;或否定，或质疑。“中国怀疑论者又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到来就像海潮一样，每隔一段时耐就会出现一次。如今这种中国怀疑论者的狂热，反映出一系列对中国经济的忧虑：特别是对通货膨胀、过量投资、工资飙升以及银行坏账的关注。许多有名的学者警告道，中国很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牺牲品。”质疑有助于我们深化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发展前途的认识，但是无益于对世界银行与新自由主义的认知，因为每过一定时间，这些机构与人士都要炒作一个概念或一个命题，掌控话语权，巩固利益链。

　　世界银行的建议转弯抹角地、变戏法似地但是最终指向还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这是什么东东?无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一组让发展中国家牢牢绑定于被持续经济剥削、被周期金融掠夺的“新殖民体系”的经济政策，这恰恰是令诸多拉美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毒药。

　　中华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开启民智，薪火相传不绝，由此塑造出一个辩证思维发达、不信鬼不信神不信邪、智力充裕的民族;“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令“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既没有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羁绊，更没有相关资本利益链的牵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要能够凭借自己脑袋的独立思考，凭借常识常理，都能料到世界银行是什么货色?它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012年2月，世界银行发布《2030年的中国》报告，在遭受中国激烈反弹后，行长佐利克先生随后道出了苦水——这是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做的，邀请我个人来发布的。实际上，把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毒药方完全归咎于世界银行，也不是太公平。说真的，仅凭世界银行那些专家的专业与道德水准，写不出那么合乎中国思维的《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报告的真实操刀者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自己机构。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或自以为掌握真理，或执迷于利益集团的豢养而不能自拔，或原本早就成为世界银行与IMF的同路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似乎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经济学者，更倚重世界银行、IMF，更倚重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因为狐假虎威是他们安身立命、自命不凡、养尊处优的基础与前提。然而，这些狐狸恐怕并不知道，他们借重的老虎，早就成了纸老虎，成了人见人厌的病猫。它所代表的强权力量正江河日下，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重挫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神话破灭了，连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马丁?沃尔夫在自由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时报》上撰文无奈地宣称：“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美国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极度自信。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在反思，西方乃至世界的那些自由资本主义的坚定拥趸们都在反思，反思自由主义的病理与痼疾，反思全球化与金融化何去何从?

　　然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对这些反思视而不见，闭目塞听，依然要把“华盛顿共识”落实到底，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国际，强化金融管制、节制资本已成潮流，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还在积极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解除管制，促进资本流动;在美欧，拋弃意识形态“遮羞布”，使用国有化手法挽救危机几成共识，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依然在“产权明晰”这个破败旗帜下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西方，不断增加市场保护壁垒成为应对经济低迷的当然选择，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在整个世界把新自由主义当做沾满污秽的纸尿布一样抛弃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却依然紧紧搂抱，就像十世单传的婴儿。

　　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已不在羞羞答答——打左灯向右转(以左的面目掠夺，以右的手法分赃)，他们一面有恃无恐、毫无顾忌、毫不掩饰地推行“华盛顿共识”，一面不断叫嚷“民主宪政”、“依法治国”，他们不管国企私有化是否违背中国的宪法法律。世界银行炮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及相关机构，迅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争前恐后，纷纷著文附和，不仅肯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而且更肯定中国就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据此向执政者建言献策，精心包装的言策，无一例外都是世界银行的牙慧——“华盛顿共识”。

　　相关人士在世界银行的百丈深渊中更滑一步，即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之外，还必须附上民主化。“民主有利于一个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至此，国人应当清楚地看到，自由卫士与民主斗士的合流，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与可能，包括引诱与恫吓，来兜售他们——其实是后台老板——的理念。世界银行向中国展示“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向中国推销“华盛顿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中国一定阶级与利益集团的需求。因此，中国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仅相关人士是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而且是一副经过精心包装、中外合制的毒药。

　　本文被节选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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