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无节制开放令中国走向附庸化

　　西方以帝国统治世界的形式在变，但是掠夺的实质未变。当今，美国通过强大军事、强权政治、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想等建立了一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新型帝国——资本主义帝国。在美帝国统治下，国家虽有完美的民族之名，却无完整的独立主权之实，尤其是那些妄图以自由主义实现繁荣富强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实际沦为美国的附庸。多年来，无节制地对外开放，无原则地与国际接轨，无止境地对美让步，使中国在经济上出现了危险的对美附庸化、东西部分离化的倾向。有鉴于此，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中国梦”，就必须调整开放思路，学会在相对孤独中成长，在帝国边缘处崛起。

从财产帝国到资本帝国，统治形式在变，掠夺实质未变

　　依照有关国际关系的书本表述，当今是一个民族国家时代，一个个独立主权国家构成国际体系的平等主体，国家间相互合作奠定国际秩序的基础。但是，现行的国际体系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有着明显的等级秩序，美国则高居金字塔的顶端，实际是一个没有冠名帝国主义的帝国。帝国的本质是寄生性，或明或暗掠夺附庸或落后国家的财富。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高度空心化，依靠无可匹敌的军事与金融优势等“硬实力”，思想文化规则秩序等“软实力”，以及智能帝国主义等“巧实力”，编织覆盖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罗网，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取寄生性收益。

　　在农业文明占据主导的时代，“土生金”，土地是财富之母，帝国统治(包括制度设计)主要围绕土地而展开。通常运用政治专制、军事高压、宗教束缚、思想控制等“超经济”手段，对微观社会经济主体——农民(或农奴)直接征收赋税，或实施直接经济压榨(如奴隶矿工)，如此来维系帝国统治。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主要是这类以土地掠夺为目标、以人口管理为基础、以征收赋税为中心的“财产帝国”。

　　罗马帝国之后出现的威尼斯帝国、西班牙帝国之后出现的荷兰帝国以及与西班牙帝国同时期的葡萄牙帝国，则是另一类的“商业帝国”。商业帝国最具硝烟味的商业利益往往是在于投机，而非生产，此市场贱买，彼市场贵卖。这类帝国通常依赖各种政治力量或宗教权威等“超经济”优势，尤其是依赖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控制海上或陆路交通要道，获取贸易优先权，赚取商业利润。在商业帝国中，军事力量是对外贸易中取得商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动辄以战争相威胁，而且“把战争作为商业资源进行开发”。

　　大英帝国的出现刷新了帝国的统治形式。英国是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进程启动之后，踏上殖民征程，逐渐建立“日不落帝国”。与获取税收贡赋、商业利润显著不同，资本主义依赖竞争性生产优势，通过市场竞争，在成本控制与高效生产的前提下，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在英国国内的发展决定了英帝国主义的心态”，英国依照农业资本主义原则(地主——资本主义佃户——短期佣工“三位组合”)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但是，由于北美有近乎无限供给的土地，新老移民依据“先到先得”原则蜂拥抢占西部“无主之地”，对此殖民当局束手无策。“农民与农村的工匠可以建立、保持或扩大他们的土地占有，而不必以大规模商品生产为前提”。到美国独立战争暴发时，佃农制已几乎绝迹。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基本原则无法在北美殖民地贯彻，也就是说，依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建立帝国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此后，英帝国便调整策略，更加依赖“前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与“超经济”力量实施帝国统治，即向传统帝国回归。

　　“美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国际财富的转移不是直接的政治、军事强制执行，而是通过市场这一经济手段。美帝国(或称资本主义帝国或新型帝国)主要是通过操控市场、利用债务武器、操控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控制整个世界，即以经济手段来完成大部分帝国任务，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获利更大。实际上，这个惟一的资本主义帝国，对内，通过消费信贷、债务链条绑架大众;对外，制造系列假象、幻想迷惑世人。说美国是帝国，除了剥削、掠夺世界财富这一本质特征外，美国同样兼有历史上西方帝国的主要或重要表征，例如依靠或使用各种“超经济”力量，资本帝国主义所依赖的经济法则——市场机制同样需要得到“超经济”力量的保障。在“超经济”力量中，美帝国拥有空前的、最先进、最庞大、最敢打的军事力量，不仅是阻止进攻，而且也是为了先发制人，遏阻一切现实与潜在的挑战，美国军费预算相当于紧随其后12-15个国家的总和，即所谓“过剩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统治使诸多民族国家成为事实附庸

　　长期以来，美帝国孜孜不倦于“五个一工程”，即篡改一部历史，编织一套学说，培养一批人才，炮制一组政策，营建一个体系，最终打造出一个使自己保持先进、后进国家固守落后的陷阱，令诸多弱小国家(既有弱体，更有弱智)成为事实上的附庸。

　　篡改一部历史——西方文明史。西方主流学者将人类社会发展史庸俗为自然生物演化史，或将人类社会早期蒙昧史放大为整个人类史。长期以来，西方不断宣扬自己光彩照人的文明，而竭力隐藏甚或篡改自己的真实历史，例如国家公然充当海盗、贩卖毒品、大规模屠杀土著居民、发动一个又一个侵略战争、肆意侵犯他国知识产权、制造资产泡沫大耍金融骗局等等，劣迹斑斑。作为西方文明与帝国主义的继承者甚或集大成者，美国发扬西方一贯的隐藏或篡改历史的技能与手法，不仅在教科书中“创造”历史，把自己的殖民、建国、发迹历史编撰得面目全非，而且编制一个个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然后以之当作“致富的梯子”或“发迹秘方”兜售给发展中国家，这些诸如自由贸易、知识产权等“成功经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而真正的“致富的梯子”(如保护关税、限制海运、抛弃知识产权等)却被它们故意踢开。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按图索骥后不久便陷入了政治混乱、社会混乱与经济混乱，甚至落下“失败国家”的恶名。

　　编织一套学说——自由经济理论。西方主流学者遵循“狼吃羊是合理的”的“丛林法则”，演绎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编造了一套核心为“倚强凌弱”、“赢家通吃”的自由经济学说。美国接管英帝国霸权权杖后，牢执世界自由主义思想之牛耳，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自由经济学各类相关“经济原理”(如“人都是自私的”)的成立、经济模型(如国家发展立足“比较优势”)的建立要仰赖一系列假设，数不清的假设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梁柱。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抛弃约束条件，偷梁换柱，直接将假说当作定理乃至真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始基就是将人看成理性而自私的“经济人”，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至多只是“真假”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的“善恶”与“美丑”自由主义经济学永远无法企及。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道德人”、“政治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与“自私”，而是“群”与“社会关系”，因此需要一定的组织与协调治理，而且人类社会越发展，组织与协调治理越复杂，而不是放任自由。因此，由自由经济理论支撑的经济学是伪科学，是一种经济神学。

　　培养一批人才——“芝加哥男孩”。多年来，美国通过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来坐地吸引或主动物色后进国家的学子，在“诱之以利”基础上“晓之以理”，为后进国家培养及输送一批又一批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且经过精心包装成光芒四射的“人才”，这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在美国的支持下，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用铁血政策清理不同政见者，实行威权统治。与此同时，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以经济自由主义来治理国家，结果引致系列国家灾难，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此外，美国通过形形色色的基金积极在东道国培植或寻找代理人，以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如此，“鸡生蛋，蛋生鸡”，一批又一批的“芝加哥男孩”，在他们所“效忠”的国家，施展他们的“真才实学”，最后无一不是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经济，搞乱了社会。

　　炮制一组政策——“致富的金马甲”与“华盛顿共识”。美国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以佛陀一般无限怜悯之心给发展中国家亲手设计了一个脱离苦海的秘方，号称“致富的金马甲”。经济自由主义的僧侣们把“金马甲”鼓吹为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全世界有且只有这一条道路。“金马甲”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目标放弃充分就业，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金马甲”横空出世后，很快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准治国方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经济精英所积极推动的经济政策。“金马甲”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被裁剪包装为不同的外衣，令智利、俄罗斯以及一些转型经济体“先休克再治疗”的医治方法，其核心药方就是“金马甲”的制作工艺，这些天真的倒霉蛋，不久便成了可怜的试验品，最终非但没有致富，反而亏了做买卖的本钱。所谓“致富的金马甲”实乃发展的“紧箍咒”而失去了神秘光泽。有鉴于此，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自由主义传人又将“金马甲”改装为“华盛顿共识”继续在世界行销。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之后，时任英国首相布朗在G20“伦敦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彻底失败。

　　营建一个体系——新帝国主义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当今以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国际理论的制造者、思想的领导者、政策的鼓吹者，当然也是利益的最大获取者，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果，长期以来是以美帝国对世界实施“经济专政”的工具，被一些国际学者冠名为“邪恶的三位一体”。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具角色更加突出，该组织原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国际收支逆差国及时调整政策，以实现收支平衡进而维护汇率的稳定。但是，当美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且严重失衡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对美联储大起大落操纵美元汇率视而不见，反而积极推行美国财政部抛出的“华盛顿共识”，引导甚至直接施压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为跨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扩张清除障碍。国际秩序是强者送给弱者的一种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后者的面前：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种礼物也是失败。弱者唯一可行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既是拒绝也是接受(著名政治学家沃勒斯坦语)。

　　多年来，美国孜孜不倦于“五个一工程”，由此将诸多弱小国家逼入或诱入陷阱——成为事实上的附庸。正是在富、强的诱惑下，或在利益集团的挟持下，一个个民族国家政府站到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国际剥削者的一边，为资本代言，为剥削张目，为虎作伥。资本在国际扩张，更加需要投资所在地社会的稳定性与可预知性。民族国家以强制力量为后盾，通过提供相关的法律与组织框架，以保证资本所需要的稳定性与可预知性。这是因为，资本的运行载体——市场——在极大极快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会把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妇女贞洁等卷入磨坊碾个粉碎(是谓“撒旦磨坊”)，也就是市场化具有强烈的社会解构功能，因此往往会引致社会组织的强烈反弹与抵制。所以，如果没有“主权国家”的强力支持，市场化进程就不可能实现，资本将寸步难行，更奢谈跨国扩张。从昔日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竞争，到今天中国珠三角与长三角的较量，向资本献媚，让资本家成为座上客，是地区经济繁荣主要原因。政府的干预，一方面是创立与维护“财产所有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创立与维护“无产制”的需要，即让“劳动者成为无根的浮萍”，从而为资本提供劳动后备军，并确保切断一切“逃生路线”，包括严格的边境管理与严厉的移民政策，把劳动力牢牢绑定在资本的战车上。这就是今天诸多民族国家所热衷的“改善投资环境”。

　　“世界是平的”，恰恰是跨国垄断资本“无形之手”借助主权国家政府的“有形之手”拆除一切有碍资本自由流动障碍而实现的。“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组织，没有任何跨国机构，已经着手取代民族国家，并试图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稳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资本日常运营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的管理和强制保障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取于国家所提供的必要支持”。“正是国家为全球性资本创造了生存并自由驰骋于世的条件，…国家对于资本而言是唯一真正不可缺少的非经济组织”。没有一个政府，哪怕某种程度上不称职的政府，来平衡由资本主义市场和阶级剥削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纠纷，很难设想，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长期苟存。

　　那些被美国定义的“失败政府”，实质就是不能保证跨国资本自由流动的政府;那些被美国定义的“流氓国家”，实质就是不愿保证跨国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只要愿意而且能够保证跨国资本自由流动，“专制政府”要远远好于“失败政府”，且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独立主权与现代化国家的假象

　　美帝国的“新”，不仅相对其它西方帝国的旧时代、旧方式，更在于它统治或治理的世界，不同于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世界，而是由一个个民族国家构成的新世界。美帝国的统治或霸权，不只是一般传统意义上借助军事威慑、政治统治、经济剥削、思想钳制，而是很巧妙地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以及独立主权国家之上，用现代化做诱饵，用市场化做手段，用强权作后盾实现的。实际上，所谓现代化与独立主权都是假象。

　　国家虽有民族之名而并无独立主权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宗主国，国际格局出现严重裂变，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存续出现危机。作为从宗主国英国统治下赢得独立的殖民地，美国为占据道义制高点，选择了一条顺应历史潮流的外交政策，即鼓励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美国借此轻松剥夺了欧洲长期殖民统治与主导世界的合法性，并且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与信任。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本质一如其欧洲同胞，都是海盗基因，都是肩负“上帝使命”来为世界“传播福音”。赶走了欧洲老殖民帝国，取而代之的是，根据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建立起新型帝国——资本主义帝国。携带旧帝国主义的脐血而最终成长起来的新帝国主义，不再是承袭过去那种帝国宗主与殖民地的明显依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主权国家之间的近乎“平等”关系。然而，二战后建立的诸多国家，虽有民族之名，却无独立主权之实，其由西方培育的精英所主导的政府每每总是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扩张服务。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改造之下，精心竭力为跨国垄断资本服务，从而悄然沦为美帝国的实质附庸或附属国家。

　　资本主义帝国与民族国家高度兼容。实际上，资本主义法则必须、也正是借助所谓民族国家而横扫整个世界。因为，在维护所有制关系以及社会秩序方面，迄今没有哪一类机构可以替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不是自发的，历史迄今并不存在什么自由竞争市场，市场具有极端的人为性。市场中最重要的因素——资本——总是“依靠国家强制来支撑他们的经济权力，加强对财产的控制，确保社会秩序与环境有利于资本积累。”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传播、资本实现跨国统治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种类似传送带、导流器的作用，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等市场法则有效运行的最可靠保证。资本在由中心向边缘的跨国传递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类社会障碍，扩张能量会呈现出衰减趋势，然而正是得到民族国家的“加压”与“守护”(一如输油与输气管道)，如此方能横行天下，才有所谓“经济全球化”。自由经济主义者鼓吹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在全球化之下，实质是为跨国资本守夜执勤。因此，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美帝国，当然要维护民族国家的“应有地位”，由此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地方国家”体系，构建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复杂关系。

　　实际上，在美国“五个一工程”的长期作用下，民族国家往往只剩下“独立”的外壳，插着本国国旗的国土早已成了跨国资本的乐园，民族产业成为国际产业链低端的一部分，国家主权——尤其是经济主权(基础货币发行权、关键要素定价权、宏观调控主导权等)被一一解构、替代，实质成了资本主义帝国的附庸。

　　帝国主义与现代化“风马牛不相及”。

　　曾几何时有句名言：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都现代化了(打上“自由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等普世标签)。当今世界，富起来的其实只是极少数，而且并非都是跟着美国走出来的，西欧就先于美国而富，二战后的日韩是在冷战狭缝中求富，“四小龙”更多是在国际分工调整中变富，这些富起来的国家基本都是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资本主义。

　　西欧、美国、日韩的经验显示：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资本主义可以实现现代化。但是，在美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再利用资本主义实现本国现代，几乎没有可能，非洲诸国是实例，拉美诸国是实例，东南亚诸国还是实例。“资本主义存在总是以非资本主义为前提”，这一论断近乎成为公理。因为资本主义严格遵守“丛林法则”，倚强凌弱，赢家通吃。倘若都强了，还有弱肉可食吗?倘若都赢了，那么还能吃谁?道理就这么简单。正因如此，纵观一国，少数富裕总是以众多贫穷为前提、为基础;环顾世界，富裕孤岛则是被贫穷的汪洋大海所簇拥、所包围。

　　西方帝国主义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迄今尚无主动、主观让自己的附庸走向独立、繁荣、富强的历史记录。英国开启农业资本主义先河，在帝国大规模殖民扩张时，本土农业资本主义让路于工业化，开启近代文明。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剥削便利化，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大量长期使用奴隶。最初的北美殖民地，契约仆役或称白人契约奴(被剥夺了土地且处在无业状态的英国人)占殖民地英国移民总数的70-80%。而奴隶制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走向衰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则开创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葡萄牙人堪称殖民地种植园奴隶制度的先锋。但是，英国人后来居上，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在努力贸易与役使方面，就超过了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从1660年开始到1807年国会颁令禁止奴隶贩运，英国人贩运的奴隶“显然等于其他所有贩奴国家加起来的总和”。

　　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标志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的失败，抑或帝国管理方式的失败。有鉴于此，英国调整殖民政策，不再恪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原则，而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剥削便利化，采用经济或超经济手段，或商业帝国则获取商业利润，或财政帝国则收取税收和贡赋。一个典型的统治措施就是在印度，不仅没有对印度进行“现代化”，反而实施“传统化”，即“把印度退回到了更为古老的非资本主义的形态”，如殖民地法院强令推行婆罗门种姓制度，殖民地政府强化自给自足的村社农业建设，强制王室与贵族享有古老特权等等。从早期东印度公司经营的商业帝国，成功转变为殖民政府统治的领土帝国，把包括棉纺织在内的印度所有优势工业全部摧毁，最终使印度成为一个附庸农业殖民地。

　　美帝国允许民族国家的存在，并非鼓励或允许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进而实现繁荣富强，而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依照“华盛顿共识”构建起主体(或主导)与附属(或附庸)的经济关系，即在自由经济的名义之下，要求民族国家的一切优质资源向美国开放。让东道国具有资本主义近乎一切的外表，如构成市场机制的要素包括竞争、资本积累、利润最大化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等法则。但是，在民族国家，美帝国移植的这些法则，除了必然要求把“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上，把“剩余价值”置于“商业利润”之上，更有把跨国资本置于民族国家之上，民族国家主权实际被跨国资本治权悄然替代了。

　　美国构建的资本帝国主义原本与独立主权国家、实现现代化并无“半毛钱关系”，但是造就了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假象，造就了跟随美国即可实现现代化的假象。“资本主义的经济帝国主义模式是历史上第一种不仅仅依靠瓜分这块或那块领土、或者统治这里或那里的属民的帝国主义。”

无节制开放正令中国走向附庸化

　　当今，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出现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实质未变，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实质没有改变，极少数发达国家剥削、掠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实质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势下，中国近乎无节制地扩大对外开放，无原则地与国际接轨，无提防与美国搞经济战略合作，已经并正在给中国造成日益严重的伤害。

　　对西方主要是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这种依赖不是正常意义上的相互依赖，而是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如此在中美博弈中不断被敲打，在国际关系中由“棋手”向“棋子”蜕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严峻的国际大环境以及复杂的国内情势下，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以及超出国家实力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实现了由“棋子”到“棋手”的飞跃。

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使中国对外(主要是对美)逐渐产生了全方位、不对称依赖，不仅是对美国市场、技术、品牌、资金的依赖，而且还有对美国人才、理论思想与体制秩序的依赖。这种依赖，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自主的选择，美国等西方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优异的品牌被我们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在利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异化”，从为我所用到盲目崇拜。而当我们对美国为我们培养的“人才”、所兜售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后，中国的新困境也随之产生，而且越陷越深。

　　如今，我们的市场成为世界潜力最大、增长最为迅速的市场，我们有了充裕而过剩的资金，我们依然拼命拓展国外市场、努力引进国外资本，由此导致对外经济摩擦迅速增加，国内市场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的乐园，在华跨国垄断资本拥有至高无上的经济乃至政治地位，建立起一个个与中国国内产业无多大关联的“经济飞地”——实质是不受中国行政力量影响的独立王国。与此同时，民族资本被不断排挤，诸多民族资本要么成为游资，要么变换为外资，不仅加剧税收流失，而且导致主权丧失。长期以来，我们把西方二三流技术当做先进技术不断引进，自主创新日益萎缩，由此陷入“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陷阱，然后我们便用“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它们的创新就是中国的自主创新”来抬高包装自己，自欺欺人。这种对美国全方位、不对称依赖，赋予美国不断敲打、讹诈中国的权力，使中国对外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日趋被动，经济主权被不断侵蚀，国家利益持续流失。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正在由“棋手”向“棋子”蜕变。

　　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出现严重的分离、分化，经济上出现“两个中国”，即“东部——美元经济体系”和“中西部——人民币经济体系”，而且“人民币体系”日益从属于“美元体系”。

　　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利用区位优势，实行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利用外资，发展加工贸易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初步繁荣。

但是，东部的经济增长、社会繁荣是以中西部的相对停滞、衰落为代价。因为东部沿海利用整个国家的优势资源(包括政策资源)，承接国际分工，将国际资本及其技术与整个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相结合。在这个日趋紧密结合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作出了持久而巨大的牺牲，他们向东部地区持续供应矿产、原料、电力、劳动力等优质而廉价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中西部承担生养、教育等代价，及等“成材”后，便输出给东部地区廉价使用，而东部地区长期所给予的是“流民”、“农民工”待遇，根本没有与本地居民同工同酬同福利，而且根据国际市场状况来决定用工数量，如此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蓄水池，需要时毫无商量地拿走，不要时毫不留情地踢开。这些庞大农民工阶层，长期抛妻别子遗老，将一生最宝贵的时间留在东部，贡献给东部，等年长体老色衰后，只能回到中西部，度过风烛残年，成为西部地区的负担。

　　更为突出的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分属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部地区广泛而深入参与国际大循环，是典型的美元体系，常年累月将中国有限的资源、产品、服务，与美国可以无限发行的美元交换。真实的财富源源不绝出境，零成本的美元大批入境，人民银行据此发行相应人民币。多年来，这样的外汇占款成为中国人民币重要乃至主要的发行方式，如此国家货币主权受到严重侵蚀。东部地区引进外资结算成人民币后，可以在中部地区无限购买为代工制造所需的任何生产要素，日益增多的货币追逐日趋萎缩的资源，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东部引进的外资转换为外汇储备，购买美元债券，支持美国经济与帝国霸权，美国投资者得到融资后，继续到中国投资，换取中国的真实资源、产品、服务。如此循环往复，这当中，东部地区长期扮演“倒卖者”、“买办”的角色，把中西部真实的资源、产品、服务转换成为“绿色纸张”或“电子符号”，倒卖获利几乎由东部独占(其实在整个利润链条中，外资总是得大头，东部地区只获取一点蝇头小利)，而成本(包括通货膨胀)则由全国负担，至于由此引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劳动者伤残主要由中西部承担。

　　比照今日之中国，与当初之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美国是南北问题而中国是东西问题。长期的外向经济使中国分裂为“东部——美元经济体系”和“中西部——人民币经济体系”，而“人民币体系”显然从属于“美元体系”，中国东部沿海由此产生了维系这种体系的利益集团。毫无疑问，自由经济及对美依附，令中国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犹如当初美国南方依靠棉花、奴隶、种植园及对英国与英镑依附而实现繁荣，但是独立、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受到严重侵蚀，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产业链的一环，固化在国际分工“微笑曲线”的低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近乎成为镜花水月，……，弊端的集中持续呈现，加速地区发展失衡，加剧两极分化与社会分裂，危及共同体(国家)的存续，摆脱对美的经济严重不对称依赖(依附)已成为国家战略最紧迫的课题。

　　中国应当拒绝新自由主义诱惑与境外利益集团挟持，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必须避开资本主义道路，打消在帝国主义秩序与体系内崛起的幻想。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系列困境，可以说是少不更事，崇洋媚外，被“塞壬女妖”(新帝国主义)的优美动听的歌声(新自由主义)所诱惑，被“糖衣炮弹”所击中。一些政要、高知曾经自信地认为，中国可以“吃掉糖衣，吐出炮弹”，实践表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的存在总是以非资本主义为前提。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使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或依照传统的资本主义方式(英国早期推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实现现代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传播越广，为有限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就会越大，强大国家之间的斗争(可能升华为战争)也就越激烈。由此，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弗拉基米尔?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经典论述。在资本主义帝国——美帝国统治下，中国不可能借用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中国梦”。

　　帝国主义的存在总是以弱小的附庸国为前提。当今，资本主义业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论好坏，已经覆盖大半个世界。但是，“它做到这一点，并非主要靠自身经济法则的普遍性，而是依靠那种同样总是决定着殖民宗主国和属地之间关系的强权力量。”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超经济”力量，远远超过经济力量。尤其是对那些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在实现繁荣富强的过程中，非市场的力量远远超出市场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帝国——美帝国统治下，“全球化经济后果已经显示，资本更加依赖于一个地方政权系统去治理经济，国家更加涉入到经济模块的组织中”。“资本主义不能把自身取得的成功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带来的繁荣向世界推广，…资本主义列强将永远依靠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剥削”。中国的对外开放本质上逃离不了西方设计的“经济模块”、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狼共舞的后果，中国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而且极有可能完全失去国家主权，今天的经济附庸化与经济上业已出现的“两个中国”就已经很清晰地发出了警告。

　　历史上，法国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显著不同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拿破仑帝国试图沿着英国式道路前进，但是尝试失败了。英国纠集所有反法、反资本主义势力，表面上挫败了拿破仑帝国的扩张，实际上是阻止法国沿着英国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法国，其后的美国与德国等处于英帝国秩序覆盖的国家，无不是沿着国家主义道路、适合本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以发展军事需求、军事采购来拉动工业化——前进的，最终实现对英国的赶超。

　　中国必须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占据主流、新型帝国主义居于统治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化任务异常艰巨，征程将异常复杂。中国可以适度利用资本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利用)、适度借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是，中国不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去不行，现在更不行;也不可在帝国主义秩序与体系内崛起。历史经验显示，超一流强国(新狮子王)，只能是孤独地成长，在边缘处崛起。

　　(本文以同名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2013年第8期、第9期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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