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中国崛起必须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

　　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是信用体系缺位

　　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落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发展了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却没有发展出信用经济，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先于西方发生工业革命。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宋代之后就进入商品经济阶段了。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史略论稿》中说，中国唐代开始，江南地区就是商品市场经济为主体，这里的原因是：南方土地资源少，所以只能靠做买卖——就这么简单。斯密的《国富论》，曾把中国推为市场经济的典范，只不过他说的那是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

　　中国有市场经济，小生产者一直在进行充分的竞争，商品经济也很发达，明代起就形成了十大商帮，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没有信用投资制度。陶希圣说，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大，根本不必投资于生产就可以发财。

　　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发生了工业革命，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因为列国争霸，从而发生出战争国债制度，也就是说西方的信用经济，首先是作为战争经济的产物而发生。随后，它对于那种负债经营——deficit-financing的企业发展模式，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工业革命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

　　没有信用体系的建立，绝不会有工业革命，绝不会有大规模的产业革命的发生，绝不会有大规模的国内、国际市场的建立。但是，西方发展出信用机制，起初却不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进行工业革命，而是为了筹钱打仗。从发生的那一刻起，信用体系既可以用于促进生产和交换的扩大，也可以用于穷兵黩武、发债打仗。

　　鲁迅先生说，我们的祖宗很懒，凡事都找容易的对付，而把困难统统留给子孙后代。这话很对。我认为，祖宗们干的最不负责任的一件事，就是从来就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家当，好像皇帝从来就搞不清自己有多少老婆，所以就不知道应发多少货币、收多少税为好，根源在于国家没有独立的信用体制。明代万历九年一条鞭法之后，以银为币，银主要依靠进口，所以，信用的命脉操在外国人手里，到了清代白银大规模外流，终于呼啦啦似大厦倾，彻底混不下去了。

　　中共靠人民信任创立信用货币

　　新中国建立之初，有人就说共产党打天下很行，坐天下搞经济不及格。但毛泽东是很有办法的，一下扭转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的方法既不是斯密式的，即鼓励虾米们去进行自相残杀地低水平竞争，也不是恩格斯式的，即简单地把资本家、地主的资产剥夺了就完事。毛泽东说，中国多了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封建主义，但少了一个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国家没有信用，没有货币主权，所以企业家、搞产业的实业家，他们也贷不到钱，产品也卖不出去，搞社会主义，不是共穷，而是共富，是把钱、地、人、枪，组织起来，是发行信用，使中国国家信用向产业倾斜，特别是向组织起来的农民倾斜，基层的农民组织贷到了钱就能很快发展起来，就能买城市里的工业品，反过来促进内需——毛泽东在哪里讲的呢?看《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中国很行，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很行，人民币很行。

　　为什么共产党管金融比私人资本家管金融要好?为什么不能用市场化的说辞把掌握在人民政府手里的信用杠杆取消?因为共产党没有自己党派的私利。所以，它就能从中国长远发展的角度，比较公正、客观地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试想，如果共产党是私人资本家集团，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制定政策去保那些服务于中国长远发展利益的国有大企业，而中国今天也就不会有78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如果共产党是私人资本家集团，它更没有理由去照顾农民、照顾拆迁户的利益;如果共产党是私人资本家集团，它就没有必要投资于中国的国防(铁路、高铁建设也是国防工业的一部分)，而是把钱运到美国去“救市”就行了;如果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那样的“江南财阀集团”，那它就不会搞什么西部大开发。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时候谈到，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种种逆境下走过来，不断走向胜利?他谈了几点。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最有信仰、最讲诚信。他还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感到内疚，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丢掉、不能放弃的?他阐释了一个观点，就是老百姓的信任高于一切，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来自这种信任。第一你得让革命先烈相信我们不会背叛他们，第二你得让后人相信我们没有瞎折腾，第三你得让当时、当地的群众相信你是来为他们服务的，你是以他们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

　　党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以金融来说，当美元、黄金等都被国民党运走了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历史首创精神搞出了信用货币这样一个先进的东西，即不以任何外币和贵金属为准备金，而完全以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创建信用货币，突破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千年历史瓶颈。这历朝历代都没有做到过，全世界也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苏联的卢布就是与美元汇率联系，并以黄金为准备金)，中国共产党做到了，靠什么?靠人民的信任，靠党的威信，靠全党同志的坚定信念和信仰。信用货币这个架子搭得好，所以后来的发展才能好。这个信任就来自数千万先烈的牺牲，来自说得到做得到，对于人民币国债来说就是说不贬值就不贬值。

　　山西黎城有个小寨村，1942年邓小平在这里建立了冀南银行(抗战时期，我党在山西有三块根据地，分别是太行、太岳和冀南)，发行第一种根据地纸币“冀南票”。在八路军和人民军队创建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黎城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当年，日本人反复扫荡，就是要搞清冀南银行的所在地，而山西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银行、自己的货币，宁死不屈，多少个村子就是这样被日本人毁灭了，全村都被杀绝了，但银行的地址一直没有被泄露。

　　邓小平说，开放，这是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而不是为了混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去当一个附庸国。中国自己有人民币，只要有了产品，有了市场，就可以自己发钞，资金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在生产规模扩大的基础上，靠增发人民币解决，如果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口，换了一大把美元，在中国不能用，只好存在美国，这边出口企业要结账，只好再增发八倍的人民币给它，通货膨胀就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放弃自己的信用体系，而完全依靠别人的信用体系，这便是最大的卷旗缴枪，那么搞，子孙后代就将永世不得翻身。

　　金融没什么神秘的，中国历史上最懂金融的，就是共产党人。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包括陈云、薄一波领导的中财委。没有他们，怎么会有人民币制度?我们与苏联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很长的在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发展人民金融的经验。而现在有些自诩为“主流”的经济学家夸夸其谈的市场经济，不过就是拆了卖了分了，这是小商小贩的思维，他们根本不懂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届届三中全会决议讲得很清楚，市场经济就是把企业变成信用主体，拨改贷、利改税。当今世界的经济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换，而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债务关系，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个债务关系，中央财政和银行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都是靠债务连接起来的。

　　庞大的公共财富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关于中国经济的说法众说纷纭，但中国最根本的特点是拥有规模最庞大的公共财富。这是哪个国家都赶不上的，包括国有土地、中央企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78个进入了全球500强)、相当于GDP规模的居民储蓄，外汇储备就不算了。这些年政府能这么腰杆硬的原因就是不差钱，中国之所以能战胜亚洲金融危机、抵御住金融海啸，就是靠这个，可以用投资拉动经济。

　　坚持高储蓄、高投资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全世界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7%以上)的15个经济体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当然也不例外。靠消费拉动经济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没有投资、没有储蓄，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那就没有产业升级和就业扩大，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工资和收入的持续提高，如此哪来消费的增长?如今中国的汽车消费量世界第一，中国人出国旅游、出国上学世界第一，甚至奢侈品消费世界第一，城市饭馆里人满为患——还说消费不振吗?仅靠这样的消费能拉动经济吗?

　　国家和老百姓手里有钱不是坏事。有钱不会投资、没有健康安全的投资渠道、四处挥霍，一部分人有钱、大多数人没钱，这才是坏事，但是，“不差钱”总比国家和老百姓普遍没钱要好一点。今天西方国家就是这样。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它们问题的关键在于老百姓没有储蓄，家庭和个人负债严重。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比较宽松，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巨额的个人储蓄和企业储蓄，银行拿这些储蓄发放贷款，这与空印票子、制造通货膨胀不一样。

　　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庞大的公共财富。现在就出现了三种观点，一种是分了，一种是无所作为，坐等这笔财富消失了，还有一种就是管好用好，向民生、教育、环境、产业发展等方向投资。中国的前途与未来，从根本上说就取决于共产党如何秉持公心，做中国未来的公正的投资人。要知道，投资的技术是可以学习的，信任和公心则不是学来的，但可能丢掉——在这个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而一旦当家人丢失了人民的信任、丢失了公心，那就是把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优越性给弄丢了。

　　中国现在的生产能力不是世界第一，起码也是世界第二，固步自封没有出路，小农经济的市场经济没有出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走科学发展道路，遏制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就必须改变国内投资的方向，改革世界资本的流向。这些都需要保持中国经济必要的发展速度。结构调整改革与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二者之间不能成为对立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中西部发展的投资，如果新疆、西藏、黑龙江没有发展，那么就没有边疆的稳定。如果那些地方没有大城市，人口和资源集中在北上广，那么北京的房价就永远也降不下来。投资要讲战略，要有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视野，不能只迷信市场竞争和减员增效。

　　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必须“走出去”，企业必须国际化，这是第一步，在国外雇工、在国外采购、在国外销售，而马上跟着的就是第二步：采购、销售、雇工，全用人民币结算。先有企业国际化，然后才能有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走出去”为基础，目标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信用体系。在这个基础之上，方才能够走我们自己的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永远也动摇不得。

　　现在争论人民币国际化，一批人急的要死，另一批人怕的要命，因为他们都把人民币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金融开放，简单地理解为开放人民币账户。书生误国，莫过于此。人民币国际化，与是否开放资本账户，是否金融开放并没有简单的、直接的关系，正如民主化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空谈民主是个好东西完全没有意义，同样的开放资本账户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用人民币采购、销售、雇工，用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发展托起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地位。没有中国企业“走出去”，你靠什么搞人民币国际化，还不是列队欢迎人家华尔街来把你给化了?

　　结构调整既包括经济也包括社会

　　结构调整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结构，而且是社会结构，建设和谐社会论断的实质，就是要重建被残酷的内部竞争破坏了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指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是劳动者的平等和建立在这种平等基础上的彼此信任与团结，是劳动者对自己政权的监督、约束，是建立在这种有效监督和约束基础上的信任。

　　这种信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斯大林说：这包括所有制形式、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形式这三个方面。毛泽东则批评斯大林说，他这三个方面表面上看似乎都对。但是，苏联的具体做法都不对。第一，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在内的多种社会所有制，起码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公有制占主体。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关键在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苏联号称没有阶级，却按照工资把人分成50级以上，在如此壁垒森严的等级制下，一般劳动者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就不可能有效地监督共产党。而共产党丧失了群众监督，它的公心就逐渐地丧失了，即使不会成为垄断的资产阶级，也会把部门利益——比如说重工业的利益，放在农业、轻工业之上，这样去制定计划和规划，就一定是毛泽东所谓“铁拐李”、“比较地偏颇”。第三就是分配，苏联把满足个人物质利益当作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没有看到群众的信心和人民的热情和参与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怎样使得共产党始终秉持公心、群策群力，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公正的决策呢?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确立，关键在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权利不被剥夺。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中国梦、中国崛起，当然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不仅仅是“物的崛起”。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崛起，更应该是一个“新社会”的崛起。而所谓社会的崛起，则与人民主权乃是同源同义的。它主张各尽所能，极大地扩展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多头并进的劳动者参与渠道，实现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义务的充分社会参与;它推崇知识自由、资源共享、管理公开、信息透明、交流畅通——特别是信用的共享。从而，在一个以直接生产者为主体的、新的生态经济和“和谐社会”形态里，实现更人性(不仅仅是生产线上活的机械部件)、更机动，也更能开启个体和集体创造潜能的生产和流通过程。

　　它强调软化、弱化等级制度，激励工人参加管理，重视技术多能，强调角色多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性竞争，它主张无产者的使命，不仅是促进劳动的解放。它认为只有提高不同性质和层次的组织效益，劳动者的解放才是真正可能的。如果不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的经济崛起就仅仅是“物的崛起”而已。

　　毛泽东始终认为：无产者、劳动者的使命不仅是改造物质世界，不仅是支配物，而且是要创造一种劳动者之间平等、合作的有效社会机制，创造新型的社会信任关系，并以此超越资本主义。

　　坚持三个自信中国就有光明未来

　　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公正有很多，但最大的不公正就是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条街对信用的垄断。而这条街就是华尔街。正是华尔街对于信用的垄断，让其他阶级无论怎样辛勤劳动，都只能在这个结构中处在被剥削的地位。

　　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大家出国买东西又便宜又好，国内买的东西又贵又差，这并不是有些人故意要卖国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当今不合理的世界价值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必须用物品(商品和资源)来换美元。因为美元是世界通货，与石油与粮食挂钩。没有美元，你车不能开不说，还没饭吃。再者，美国垄断了定价权，中国工人干得再累也无权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

　　中国领导人曾经在20国峰会上讲，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要让国际信用体系民主化，这就是比较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问题是怎么改革?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20国集团，起码不应该简单地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用紧急融资和救助计划，为那些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发达国家灭火，让穷人去救富人，这是很荒谬的。中国应该积极呼吁建立新的世界信用组织，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发展提供投资。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使央行的货币政策追随美联储，因为美联储不过是美国统治世界的工具。

　　现在中国最缺的，当然也是最需要，就是自信。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有人说这很空洞，我看一点也不空洞，什么是自信?自信，来自人民的信任、自信、首先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健康的信用体系，夯实我们的经济基础，就是改革现有的国际信用体系，是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毛泽东为什么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他是中国人民自信的象征。相信人民、相信未来、相信青年，相信中国。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就是把信用建立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这就是社会主义信用经济的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丧失自信这种危险。丧失自信的最根本表现，就是不但在经济上把美国当成信用，而且在政治上认同了美国的价值形态、政治制度。以至于中国生产了那么多产品，不采用美国的价值形态，不贴美国标签，就不能成为商品，乃至于一钱不值。

　　中国足球队有很多的钱，但他们与前人相比缺的就是自信和团结，就是团结战斗的拼搏精神。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实质是让运动员为了钱去残酷竞争，结果是越竞争就越不团结，越不团结就越没有战斗力。一切迷信洋人的瞎指挥，必然就是一败再败，被泰国业余选手打的一败涂地，甚至连反省能力都丧失了——他们从失败中就总结出一句话：咱本来就水平低、中国本来就不行——可见中毒之深。

　　上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思路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大家眼里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美国。大家认为美国一定不会出问题的，只要跟着美国走、跟着西方走就是胜利。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甚至没有风险意识。这种一根筋的做法，活该被坑。

　　我们不了解美国，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我们忘记了马基雅维利的话：西方的性格，不是由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们所代表着的，而是由“像狮子般勇猛如狐狸般狡诈”的军人和商人所代表着的。我们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千万里我追寻你，可是你全不在意，我已经不再是我，可你依旧还是你”——“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这就是老鼠对猫的爱，是虾米爱大鱼。

　　什么时候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护照走天下免签，中国人民就真站起来了;什么时候咱们崛起了?全世界都把印着毛爷爷的人民币当宝贝，咱们就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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