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国企改革新怪论二则

国企改革新怪论二则

　　国家发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说明：最近，由于中国改革文件的制定进入关键期。社会上和体制内一些人主张经济私有化、市场自由化的言论不断，力图对准备中的有关文件实现“认知俘获”。世界银行也再次表示要努力在中国推进国企和土地私有化，扭转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作者在经过一些修改、补充后，重新发表以下文字，以供大家参考。

　　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格局中，审时度势，国企发展、国资布局可以“有进有退”，但其在平衡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功能是应当在发展中不断加强，而不是不断削弱的。如果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持续不断地减少国企中的国有资本，在扩大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同时，是会联带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为，少数人通过股票路径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资产，这些资本带来的收入也就落入他们的腰包了。这是西方经济学也承认的公理。所以，发展国企，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发展和调控经济的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事实上的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来不得半点的懈怠和动摇。

　　从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层面上看，当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国靠大规模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成功先例，更没有哪个“欧美模式”国家考虑过采用“打破垄断”政策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先例。中国的寿陵少年没找到邯郸，何以学步?

　　2013年社会上一些人的私有化宣传不断。体制内个别领导干部也依然如故，怪论频出。这里择其雷人言论简评如下。

一、“打破国家垄断”含义混乱，价值取向有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这次国务院的改革撤了铁道部，进行了政企分离的改革，这只是第一步……。关键的是要改变国家垄断的局面……。铁路方面的改革是否会成功有一个标志，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也有一些投资者参与了一些项目，进去后就退出来了，也不愿意进去，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其他的行业，石油、电信、天然气也需要改革，解决相应的问题。”显然， 这位负责人关于铁路等垄断行业要“打破国家垄断”的说法含义混乱，需要辨析、澄清。

　　第一个问题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国企改革的文件中，以及在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从来没有使用“打破国家垄断”这个词，也没有将现在的经济体制定义为“国家垄断”。吴敬琏等人倒是一直这么说，但他们已是退休多年的人了。言者这么说，代表谁，是什么意思?估计，他的本意和吴敬琏一样，仍然是说要打破国企垄断。但如果将其说成为国家垄断，似乎贬低的意味更浓一些，更“改革”一些。这不，不仅要改国企，而且有可能按“欧美模式”、“普世价值”的“宪政”模式改“国家”，一箭双雕。

　　第二个问题是，他是不是要中国铁路等所谓的“国家垄断”行业，即中共中央要求国有资本控制的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变成各种资本竞争的行业，变成竞争性行业?显然，这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和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选择，且根本就行不通。

　　如果他不至于如此，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他是不是要求“国家垄断”行业都“改革”成为私人(含外资)垄断的行业?他的模糊回答是，“关键的是要改变国家垄断的局面”。但所谓的“国家”不垄断了，而经济垄断又不能消除，那么，谁来垄断?再进一步看，如果经济垄断也消除了，那么，他是不是真的向往建设一个没有国企控制、完全自由竞争的“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不过，他的讲话回避了这个有关最终结论的关键问题，更回避了中共中央有关国资布局的重大决策，只是一味地强调中、外私人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价值取向，其逻辑结果是什么，不言自明。

　　第四个问题是，他认为，“铁路方面的改革是否会成功有一个标志，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铁路等”。可惜的是，这句被某些媒体一再炒作的话没有任何信息量。实际上，多年来在铁路等所谓的“国家垄断”行业中，虽然发生过几起私人投资退出的现象，但是，更有私人资本和外资持续进入且没有退出，还在继续发展的事实存在。新近“能”且“愿意”进入的私人资本也有，投资增速还是两位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2013年1-3月民间(私人)在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3.4%，1-6月增长48.2%，——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说的“国家垄断”已经改革“成功”了?

　　或者，如果他认为，还需要有一个“国退私进”的量化标准来衡量成功与否，那么，请他亮明这张底牌。

　　或者，他的潜台词就是他和美国鹰派人物佐利克共同主持完成，遭遇了体制内外强烈反弹，直到2013年3月才全部公开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那一套老掉牙的“毒药”?该报告要求大幅降低国企比重和国企里的国有资本比重。这里顺便指出，正是在该报告的最终文本中，中共中央关于国资布局和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也含国务院的有关决策)，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高、中级党员干部和世行专家再一次公开地予以了否决，且是在北京和全世界面前。“政令不出中南海”，且被公开批评、抵制和置换，此乃近年出现在京城的又一经典案例。而在该报告征求意见阶段，国务院国资委曾经对这份报告提出过针锋相对的修改意见。但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并没有接受其实质性意见。

　　另外，据香港凤凰财经报道，国务院另一个咨询机构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也曾谈及这份报告的国企改革内容，他说，“国企私有化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一年过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位负责人怎么还与已离职的佐利克手拉手、心连心，车轱辘话来回说，原地跳美国探戈?

　　怪异的是，今天的党、政、团、私、外诸媒体怎么不跟去年那样去大力炒作这份刚刚公开发表的报告了?是时过境迁了，还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只是人还在，话还是要说的。天涯路上有知己?

　　当然，世界银行还总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失时机地里应外合。最近，媒体报道，他们在敏感时间又开始向中国建议要实行大型国有银行私有化试验和土地私有化了。2013年8月2日，凤凰财经综合消息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知情官员透露，世界银行正在整理全面的中国经济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将一家中国的大银行私有化、允许农民出售土地。”

　　不过，什么是“铁路方面的改革成功的标志”，倒是真需要人们去看一看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内容。简单地说，有关文件并不是要让铁路成为私有化的竞争性行业，或如国家发改委某研究员说的“个人看法”，能拆就拆，能卖就卖。其实，拆、卖算什么本事。在60多年社会主义铁路建设的基础上，搞得好上加好，才是好男儿。要知道，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英国铁路总还是“再国有化”了，美国等的铁路就是国有的。私人投资仅仅是小头。其他弹丸小国，偌大一个中国学得了吗?巨人穿侏儒的衣服，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搞乱了铁路，年年上亿人的春运就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且还不说如何应对美军东进亚太等错综复杂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了。可能，有人就是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越乱越好。

二、国有银行等“空心化”将变成少数富人的“马仔”

　　其实，还在2013年7-8月世界银行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国搞大型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已委婉地表示， “未来十年，我们认为在国有资本提高利用效率上，可能不应当在国有银行保持这么高的比例，那么这个比例股本要退出的话，可能要面临相当一部分压力，如果说我们还说贱买(原文如此。联系上下文和关于国有银行是否低价出售资产的争论，这个“贱买”当是中新网记者误听误记所至，言者原话应是说“贱卖”——引者注)，那么未来国有股份可能很难保持，保持这么高的比例实际上意义不是太大，对国有银行资本来讲，国有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是很高。”这种关于稀释银行国有股的政策取向，也充满了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国》报告要求大量稀释国有资本的怪味道，与上述那个负责人的“铁路改革”讲话有异曲同工之妙，问题多多。例如：

　　一是他们认为的“国有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是很高”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持。因为，恰恰是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和其他经济学家通过理论和事实分析，提出了国企缺乏效率=“傻瓜经济学”的观点。有的党员干部动不动就贬低国企效率，或否认国企在资源配置上能够有效率，是不是闭目塞听，思想上偷懒，或客观上在掩盖一些官员和国有银行经营者的低能，为大量出售国有资产、落实《2030年的中国》报告找借口?

　　另外，在吴敬琏向往的“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中，特别是在美国，中小企业贷款一直难，金融危机以来更是难上加难，这是不是欧美银行里面“私人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是很高”的证据呢?如果说，今天中国国有资本主导的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业绩优于欧美私人银行，这是不是欧美银行应当学习中国并扩大银行国有化的一个重要理由呢?

　　二是他们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可以在“国有资本提高利用效率”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国有银行的国资比例，——“靓女先嫁”。如此一来，岂不成了银行系统的国资效率高、低都要卖的强卖。试问，这位央行负责人及背后的“我们”，你们“未来十年”准备出售多少国有银行系统的国有资本呢?中、外的个人、机构各分配多少?在新的股权结构中，各银行管理者的激励机制会如何变化?有关计划能够公开并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和老百姓们讨论吗?

　　三是进一步出售国有银行的国资给少数中、外个人和机构，这些投资人通过“钱生钱”，将得到更多的“改革红利”，使国有银行变成为少数富人(包括少数官员和银行管理层)赚大钱的利器，这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大型商业银行等的国资出售得越多，这种“马太效应”就越大。而“马太效应”在中国未来十年持续扩大，还有十八大说的“共同富裕”方向可言吗?

　　进一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格局中，审时度势，国企发展、国资布局可以“有进有退”，但其在平衡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功能是应当在发展中不断加强，而不是不断削弱的。如果股份制改革中持续不断地减少国企中的国有资本，在扩大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同时，是会联带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为，少数人通过股票路径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资产，这些资本带来的收入也就落入他们的腰包了。这是西方经济学也承认的公理。所以，发展国企，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发展和调控经济的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来不得半点的懈怠和动摇。

　　四是如果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卖国资一马当先，引得万马奔腾，在所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都按照这位央行负责人介绍的(“我们”)央行内部确认的观点和逻辑去办理，真的国有股出售多了，就可能使国有银行、国资委和其它大型国企“空心化”，在“红利”分配上彻底演变成为中、外少数私人股东和机构投资人服务的“马仔”。见微知著。例如，建设银行引入的美国机构股东作为战略投资人，人家已经利用机会低入高出，赚了一大笔。其是是非非，至今仍有争议。就是从这位央行负责人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也还担心体制内、外对“贱卖”国有银行股的激烈批评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心有余悸，而非气壮如牛。再如，2010年，央企实现利润总额为11315亿元。当时，国资委发言人坦承，由于多数央企主业资产或主要子公司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其利润归属少数股东的达到25%左右，约2869亿元，比央企上缴所得税的2825亿元还多44亿元，而属于国有股东的净利润仅为5621亿元。简单地说，就是现在国资绝对控股的央企的年利润的25%要分配给少数中、外股东(据说近年已上升到30%)。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量稀释国有银行和其它国企国有资本的建议，有一天它们的国有资本真的下降到了资产构成的30%、20%、10%乃至更低，那么，可能将有远远超过25%以上的更多利润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外少数投资人或机构的腰包，而不是惠及大多数老百姓(包括大多数“散户”)。与此同时，与资产对应的政府的国有资本收益也将大幅减少，税收也难免受到影响，从而削弱政府的公共开支能力。这种促进两极分化的“国企改革”，与 “共同富裕”方向风马牛不相及，实质就是撒切尔的私有化，以及在搞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依靠国有银行和大型国企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明显下降，甚至是被解构，也将是难以避免的后果。

　　五是由非国有股即私人资本支撑的美国华尔街银行们，它们是能够为少数人赚大钱，效率高，中国有的国有银行管理人员对其推崇备至。但是，它们却恰恰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犯，并且在危机中还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的主要对象。这说明，私人银行的政企关系、法人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经营方式和手段存在重大问题或缺陷。政府和社会监管难以完善。在这种私人资本(或经理资本主义)垄断的银行体制下，小微企业贷款比中国难;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一样有经济垄断;高管的收入世界第一，“1%”大富大贵，股东们干瞪眼;政企不分“旋转门”;“大到不能倒”，谁都惹不起。所以，全面地看，一方面我国有的国有银行赚钱少一些、部分效率指标低一些是个事儿，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定适当的参照系和考核标准，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解决相关问题;另一方面，银行完全在私人资本或高管支配(所谓“经理资本主义”)下，不择手段，唯钱之马首是瞻，效率是可以很高，但负外部性控制不住了，投机取巧+诈骗的“金融创新”让任何监管都难以有效实现，祸国殃民连带全世界起火，缺乏“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也是有问题的，且是更大的问题，根本不足以引为考评中国国有银行运行状况的范本。正确的态度是，一分为二，去芜存菁，而不是搞新教条主义。有关华尔街的分析文献，美国自己已经发表不少了。就几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在强词夺理的辩解，不成气候。中国的银行界要多一些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领导者。

　　体制内国企私有化的言论年年在重复。这里也再重复地说一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曾指出，有了竞争，加强监管，经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企都可以发展。天下没有“国企搞不好”的公理，只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傻瓜式的经济学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激励，而公有制做不到。” 如果在垄断行业实现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门比政府更擅长玩弄垄断权术，结果是总体经济效率并未提升” 。“私有化问题远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要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得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设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私有化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

　　而从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层面上看，当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国靠大规模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成功先例，更没有哪个“欧美模式”国家考虑过采用“打破垄断”政策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先例。寿陵少年没找到邯郸，何以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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