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危机与经济学的革命
市场并非万能
在欧洲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学鼻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常常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走……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书中谈到自利贪婪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资本化的人格，因此告诫世人要讲道德。1767—1776年，亚当·斯密写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实际上是《道德情操论》的续篇，被称为“第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由封建社会进化到商业上互相依赖的新阶段，就需要产生新的制度，例如工资由市场决定而不由行会决定，企业自由而不要政府限制。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即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抽掉“道德”、“制度”等要素，全力推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对政府干预。
自1861年共和党执政的50多年间，美国政府基本上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直到1929年股市暴跌引发“大萧条”。“大萧条”的出现表明市场并非万能，这也宣告了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
政府干预也不能过度
1933年，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后，实施了“新政”，其核心是加强政府干预，即协调运用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罗斯福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宏观调控和干预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激动不已”，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建议通过财政赤字刺激经济。1933年5月28日，凯恩斯与罗斯福会面时说：“你们每月支出一亿美元，美国经济将会破产；每月支出两亿美元，美国经济将持续萧条；每月支出三亿美元，美国经济就能走向复苏。”凯恩斯认为，政府支出一美元用于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项目，就会创造四美元价值的国民收入。
1935年末，凯恩斯写成《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名著，他认为，通过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可以使经济从衰退中得到恢复；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市场供求达到平衡，政府有必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不仅挽救了大危机中的西方经济，而且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石，西方国家几乎都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国家政府干预过度，普遍出现扩大社会需求和超前消费，甚至寅吃卯粮。美国长期过度消费和过度依赖海外石油等资源，一些西欧国家相继实行高工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随着财政赤字扩大和国际石油等能源价格暴涨，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陷入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加剧并存的“滞胀”困境，沉重打击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义失灵。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
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退潮，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再一次重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1979年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和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都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日本经济学教授服部茂幸指出，他们“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着二战后西方经济的框架统统打碎。美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渗透到了全球。”
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有企业和资产私有化。1980年美国经济仍处在“滞胀”时期。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上，失业人数达800多万，国内到处都有工厂停产。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把批评指向政府，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他还说：“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要求结束不堪负担和不必要的规章”，以及“从劳工嘴里把他们赚来的面包拿走的惩罚性税收政策”。里根最终以压倒多数击败在职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撒切尔夫人协力推进自由化。
1981年初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人们称之为“里根经济学”。有些人认为，犹如凯恩斯经济学是20世纪30年代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一样，里根经济学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认为，里根经济学是几种经济理论的“混合物”，其中包括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等，以货币主义为核心。总之，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又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被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西方政治家采用。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深受其害。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与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讨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改革问题。主办单位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与会机构达成了十条共识，即“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被认为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它强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拉美、东欧等国家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采取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
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深受“华盛顿共识”特别是私有化和自由化之害的国家之一。新华社高级编辑、拉美问题专家沈安在《阿根廷危机的回顾与思考》一书中介绍：在1989年改革前，国家掌握着电信、石油、银行等主要大企业，10年后国家掌握的仅剩下国家银行、造币局、核电站和电视台等少数重要企业。在1989—1999年间，阿根廷10家最大企业中，有7家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跨国公司控股的公司，全国100家大企业中，以阿资为主的企业仅剩7家。2000年，跨国公司已控制阿根廷出口总额的90.4%和进口总额的63.3%。1999年阿根廷最大的国有企业——石油矿藏局98.02%的股份被卖给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后，阿根廷90%的燃料供应掌握在4家外国公司手里。经过全面私有化，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已经在外资的掌握之中，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危机爆发。
戈尔巴乔夫2011年8月17日接受英国《卫报》专访时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引入了不加管制的经济政策，致使少数人变身亿万富翁，而千百万人民却陷入贫困。
近年来，欧美的群众抗议示威诉求表明，美英国家广大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非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享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8年金融危机前提高到23.5%，到2009年升至约40%，而80%的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发表文章，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他不无担忧地认为，美国具备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文章发表4个月后， 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
从里根到小布什，美国政府听任金融市场疯狂炒作，与此同时，大幅度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实施“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导致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保罗·克鲁格曼在2008年出版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代得逞。由于为富人减税和收入分配不公，“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职工的40倍，而现在这个数字变成367”，“这已不仅是社会平等问题，而是美国曾经的一个基本信念和道义的崩塌”。
服部茂幸认为，罗斯福政府通过实行新政开创了新的时代，现在奥巴马政府需要做的，同样是与穷途末路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诀别，实行新政，开创新的时代。
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值得期待
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风险挑战增多。各国期待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在有效的经济理论指引下，重振世界经济。
在人口增加、经济增速加快和财富越来越多的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主要是经济增速和资源瓶颈、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大型城市和中小城市、利用外资和利用内资、海外市场和扩大内需、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财富增加和分配不公以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等关系越来越不协调，其中特别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往往顾此失彼，难以相辅相成。近现代西方经济发展史显示，自由放任主义曾长期占主导地位，即使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特殊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也顽强抵制宏观干预。在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甚至高调宣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2004年，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宣称，“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世界经济就陷入了“大不稳定”的旋涡。东京大学的岩井克人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者说自由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我们必须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才能摸索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
从2009年初开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试图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选择以“新结构经济学”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梳理。他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为缓解危机都在大规模介入经济调控。美国《时代》杂志2011年10月10日一期载文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认知正在重构，甚至一些具有市场倾向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有理由相信，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能够探索出一套市场与政府协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辅相成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值得期待。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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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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