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炎：中国经济面临“滞涨”风险及其破解方略

作者：李炳炎来源：江南app网址 2013-05-02

中国经济面临“滞涨”风险及其破解方略
李炳炎
（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 210004）

内容提要:反“滞胀”[①]是个世界性难题，凯恩斯政策在治理“滞胀”时无效。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加大。为化解“滞胀”风险，本文提出一种新思路和可行对策，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建立“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
关键词：后危机时期滞胀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微观运行机制

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触动“多米诺骨牌”。次年9月，次贷危机升级为“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经济危机。美、日等发达国家就业市场迅速恶化、经济出现衰退。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冲击。2008年，中国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实际失业率达到10%、GDP增速六年来首次降到10%以下。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国外政府都不同程度的采取经济刺激计划，试图化解危机并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比如，美国政府推出了首轮七千多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并采取了减税、建设福利体系、向金融机构注资或国有化，稳定金融市场以保持经济稳定；欧洲各主权国家先是运用大规模国债的扩张性政策救市，导致希腊等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必须严控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和经常收支赤字的增长，欧洲经济由此陷入严重紧缩。这对欧洲的经济复苏是严重制约。同时，紧缩赤字带来工资和福利的削减，导致了英国和希腊大罢工，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与社会动乱。不难看出，这些经济政策的实质都是利用凯恩斯政策将危机向后拖延，而不能消除危机。
中国政府在2008年下半年，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为全面通胀）调整为“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以防止经济滑坡。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广义货币（M2）增长17%，增发5万亿元贷款等措施；2010年，中国政府又安排财政赤字1.05万亿元，广义货币（M2）增长17%，新增7.5万亿元贷款。从本质上说，这些措施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依靠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必然加大通胀压力。
后危机时期，谨慎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的经济运行态势，可以看出世界经济体仍处于震荡之中，经济复苏基础不牢。表现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保护主义继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大多数国家凸现出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乃至衰退为主要特征的“滞胀”风险加剧，中国也不例外。

一、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滞胀”风险
目前，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尚令人欣慰，按可比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7%，完成了“保八”任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3%。但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面临“滞胀”风险。
（一）通胀显著上行，风险加大
从物价指数上看，从2009年3月起，物价指数大幅攀升，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同比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较快。2010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超过５％，创两年多来新高。2010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6%、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9%、原材料和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5%。根据商务部的食用农产品价格测算，2011年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11.5%，比2010年12月提高2个百分点。受此影响，2011年1月的CPI较去年同期上涨4.9%，虽然2月份CPI同比上涨仍为4．9％，但需要指出的是，2月份翘尾因素的影响却高达3.7个百分点。通胀的压力仍然显露无遗。从目前看，食品价格的上涨仍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动态来看，非食品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维持升势，今后非食品价格的上涨对CPI的推动值得关注。成本增加推动物价上涨，如果需求并未增加，高物价低需求必然导致滞胀。
央行2011年1月发布的《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警示称，“流动性因素、结构性因素与通胀预期可能相互交织影响，将加剧今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国际清算银行（BIS）最近也对新兴经济体日益显现的通胀压力提出警示，并指出“通胀威胁在新兴经济体呈现某种普遍性”、“食品价格上涨是一大推手，…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新兴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也持续创出高点，如中国、巴西、印度等。”温家宝总理(2011)也指出，“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由于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和大宗物资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就连欧洲也突破了2%。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②]。
目前，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与资源品价格上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国内流动性依旧宽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将推高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面临着通胀恶化风险。目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表现在：流动性增加由此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中国面临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忍受通胀压力的“两难选择”；国际市场投机资金逐利性和操纵行为，受到大量流动性的追捧，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泡沫严重；通胀预期增强，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等。
（二）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潜在的经济下滑风险加大
长时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
1.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失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出口需求迅速衰减，在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好继续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009年投资、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依次为: 52.5%、92.3%和-44.8% , 投资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消费驱动的作用较弱,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2010年中国政府继续加大投资，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3.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3.2%，但消费增长依然很弱。2010年，投资、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依次为: 54.7%、37.3%和8%,经济增长依然高度依赖投资拉动。
这种“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增长福利效应损失。此外，政府的过度投资必然引起债务风险。目前我国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效益又很低，因此相关部门已债台高筑，必然制约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2.经济高增长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并存。目前，中国的经济高增长率是以牺牲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换来的。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同比增长10.3%，但付出的代价太高，其中工业增加值仅占26.5%，而73.5%都是消耗物化劳动产品的转移价值。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平均都在40%以上。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格局没有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艰巨。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资源、环境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瓶颈。
因此，为了真正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从2011年起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国将经济增速目标调整为年均7%，温家宝总理（2011年）指出，“7%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实现并非易事。”
（三）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过大，制约经济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从基尼系数、财富集中度、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区域收入差距上看，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两级分化业已形成。目前，中国已由改革开放前实行极端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的国家，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2.分配不公比较突出。从1998到2008年间,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0.5%, 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从总量上看，劳动者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共同构成国民收入，它们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过低。2000年至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13%。由于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较快,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 劳动者的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收入差距过大必将严重地损害社会公平，更与“共同富裕”根本目标相悖；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并会导致社会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增加、市场需求不足和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日益凸现；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极大威胁。以城乡差距为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生产要素流向高报酬行业”的驱动下，会使进城谋生的农民工加速增加，加大城镇就业压力。温家宝总理（2010）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③]。
（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失业率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虽然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08年、2009年、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依次为4.2%、4.3%、4.1%，但由于很多真正失业的人不一定去登记，加上农村就业没有包括在里面，因此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数字，比调查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要低。比如，2008年中国社科院调查结论是：该年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到了9.4%(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4.2%)，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因此被誉为“真正有效的经济晴雨表”。
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指出，劳动供给总量的现有趋势还要继续维持下去，全国每年净增新劳动力800万～1000万人，再加上农村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城市下岗并需要再就业的人员，每年新增需要就业的人数将维持在2000万人以上。这种劳动力净增长的趋势可能要到2014年左右才停止。高校毕业生数量每年又有所增加，农村外出打工人数也在增加。以2009年为例。该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611万人，再加上2008年毕业生约100万人没有就业，2009年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710万人左右，中国高校毕业生未能就业的比例达15%左右。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分析结论是：2011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人，其中包括758万人的大学毕业生，600-700万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2500万人失去和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而预计中国2011年新增就业岗位可能仅有800万个，这将导致中国明年的失业人数达到3100万人。
整个就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绝不能片面地用出现“用工荒”现象来说明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解决。
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增长基础较弱，再加之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通胀压力不断加强，所以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出现“低增长、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二、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
（一）后危机时期，被长期使用的凯恩斯政策组合应该淡出
毋庸置疑，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审时度势，逆经济风向而行事”，对抑制经济衰退，促使经济早日复苏，起了重要作用。但通过对这些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能力的分析表明：运用凯恩斯政策这把“杀手锏”应对经济大震荡事件十分必要，但绝不可长期使用。
1.首先看财政政策。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直至目前，中国已实施了十多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一味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失衡，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任何一个国家,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都应该是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拉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受阻。
依据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要实现经济长期均衡增长,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要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且社会总供给必须与社会总需求保持平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通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动，长此以往则会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如果这种严重失衡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能根本性改变，只能会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严重时酿成经济危机。刘国光（2004）曾指出，“在投资没有最终消费支撑的情况下, 如果再扩大投资规模, 那么今天的投资就是一两年后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 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和职工下岗, 以及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这一精辟见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高投资政策的弊端。
2.再看中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以及货币传导机制经常受阻等缺点。为应对危机，从2008年、2009年、直到2010年9月，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大规模扩张。但由于大多数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加之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拿到信贷资金的企业不愿投资于实体经济，反而停留在虚拟经济进行投机。这些信贷资金流向楼市和股市，其结果必然造成资产价格的上涨，从而使经济严重泡沫化，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使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从2010年10月份起，由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与资源品价格上行、国内流动性依旧宽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推高中国的通胀压力，中国将货币政策向稳健方向调整，主要通过调高“双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来实施。这些政策必然会增加企业运行的成本，会给银行和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风险，从而加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通胀预期之间的冲突。此外，近期美联储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势必给中国带来外部通胀压力。另外，成本推动价格上涨虽然是温和的，但它具有惯性和刚性，所以解决目前成本推动型通胀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很快见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组合拳”，单独应付经济衰退或者单独应对通胀单个政策目标时，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但面对“滞胀”，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凯恩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滞胀”问题面前巳经束手无策。
所以，为应对危机，中国实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凯恩斯政策固然必要，但绝不能长期使用。从经验上讲，“滞胀”也是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化解中国的“滞胀”风险，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理论思路与对策。
（二）消除“滞胀”风险，必须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建立 “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
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的健康、可持续运行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微观经济基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功能的紊乱，大都是微观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深层次上看，不是宏观的而恰恰是微观的行为、制度和政策问题。所以，在处理宏观经济问题时，绝不能忽视甚至偏离微观结构。
1.制约经济增长的微观原因。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顽疾”，而扩大内需战略难以真正启动的病根, 就在于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所导致的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资本剥削劳动问题严重。而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和普通工薪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少, 基本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报酬。劳动报酬被不断地被压低，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从而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
同时，企业内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但会导致企业和员工的利益摩擦，而且会降低工人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益，制约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础，它形成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原始收入。从国外的实践来看, 初次分配是人们利益的根本所在，它占国民收入的80%—90%, 即使在福利国家的分配中, 再分配充其量不超过30% 。不合理的企业分配制度会减少企业活力，影响企业的效益，降低企业供给。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必然引起消费不足。所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起“兼顾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微观经济调节机制。
2.对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分析。宏观经济学上解释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的理论，可以归结为需求拉动说、成本推动说、结构性成因说以及复合型通货膨胀说。这些学说都从不同角度对通货膨胀的引致性因素加以解释。这些引致性因素可概括为货币供给量、货币余额需求、产业结构、资源瓶颈等。但无论那一种通胀，都有自身的微观层次上的原因。由于GDP增长率提高的同时，大多数行业的初次分配领域的分配不公，导致中国收入的两极分化加剧，产生“暴富”阶层。由于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投资渠道单一，导致了富裕阶层将过多资本投入楼市和股市，推动了资产价值的上升和价格上涨。
同时，微观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是支撑通胀“惯性”的重要因素。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策的摇摆和预期的不确定都会导致潜在的通胀压力转化为现实的通胀。.一旦通胀预期形成，就会产生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因为在通胀预期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将进行“趋利避害”的行为调整。比如，消费者将感受到货币急剧贬值，将会减少货币需求，抢购耐用品和保值增值的资产品，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扬；生产要素持有者将在新一轮合同中议价，提高要素报酬率，企业的定价往往采取“成本加成法”，导致新一轮产品价格上涨，等等。
后危机时期，再审视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宏观政策，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采用凯恩斯政策进行医治经济病症时，往往减轻一种病症时，却加重了另一种病症。比如，应对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确保了经济增长，却推动了通胀压力；而为缓解通胀压力，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又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制约。这种“反经济周期”的策略，导致政府的调控措施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之所以不能有效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着力从微观经济组织行为入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治本之策。因此，治理中国经济的“滞胀”问题，必须从调整微观机制入手，寻找能够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建立 “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

三、以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④]为指导，调整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建立自动化解“滞胀”风险的经济调节机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分配对生产具有重要反作用、人们所追求的一切，无不与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通胀”以及“滞胀”等问题，主要是因为企业分配领域出现了大问题。
因此，当前我们必须从新价值分配体系确认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将分配范畴置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充分重视分配对社会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重新恢复分配范畴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不应靠行政手段，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建立一种新的微观经济机制；不是仅停留在宏观政策上，而是深入到微观经济基础中去解决问题。
笔者所主张的新思路和新对策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为指导，进行企业分配方式改革，从而建立自动矫治“滞胀”的长效机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要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
它就是经济观从“利益独占”转到“利益分享”。该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建立一种利益分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由各经济主体按照一定比率去分享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从而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消长而不是彼此消长的新利益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追求的一切，无不与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即便是传统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也离不开利益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主张的“利益分享”新经济观，其实质是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按一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协调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使之公平分享，利益均占。
那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利益分享制度”呢？基本思想就是以新价值分配体系确认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企业分配方式改革入手，重塑微观经济运行机制。通过建立起一种“能自动实现各种经济主体经济利益均衡增长”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从而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可能出现的经济“滞胀”问题。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总公式
马克思依据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公式：w=（c+v）+m。
式中，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构成公式进行了创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公式：w=c+(v+m)=c+n。式中，c为社本，n为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建立了“自主联合劳动”、“社本”和“需要价值”这三个新的范畴。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是为自己劳动的自主联合劳动者，因此,用“自主联合劳动”范畴取代了长期沿用的“雇佣劳动”范畴，在理论上确立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有助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社本”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社会主义形式，是自主劳动关系在物化劳动方面的表现。因此，用“社本”取代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其价值等于马克思价值构成公式中的c；“需要价值”(用n表示)是全部预付“社本”的增加额，是价值产品的社会主义形式，它是自主劳动关系在活劳动方面的表现。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是“自主联合劳动”者，所以分配的价值就是全部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等于马克思价值构成公式中的（v+m），由于“联合自主劳动“的多层次性，需要价值又划分为国家需要价值（n1）、企业需要价值（n2）、个人需要价值（n3）并表现为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所以，n= n1+n2+n3= v+m。以此为基础，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公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总公式。下面对总公式做简单介绍。
以以上三个范畴为基础，我们将价值构成的一般公式做一下修正：w=c+(v+m)=c+n=c+（n1+n2+n3）,式中，n= n1+n2+n3= v+m。省略修正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总公式：w=c+（n1+n2+n3）这个公式是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总纲，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它反映出新创造的价值必须按既定的比例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合理划分，使经济个体、整体的利益分配同每一单位新增利益之间建立起新的变动关系，从而实现利益共享。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企业分配方式改革方案简述
马克思指出，“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因此，目前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利益分享制度，必须结合不同的所有制结构，针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1）对公有制企业，用净收入分成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
企业净收入, 就是商品价值中的(v+m),数量上等于销售收入减去物耗成本，是实现了的企业净产值。所谓净收入分成, 就是将企业已经取得的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既定的比率分享。将这种新的分配方法规范化，形成一种新的企业分配模式和管理制度，就叫净收入分成制。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企业职工的个人劳动收入不再是工资加奖金的形式，而是按合同约定的比率对净收入进行分成。净收入分成制具有工资制无可比拟的优点：一是作为分配基数的净收入（n）等于企业销售收入减去生产资料成本（c）,所以，在销售收入不变情况下，个人分配多少与生产资料成本高低有关，个人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增长的驱动下，生产节约和技术创新；二是核算中不再将工资列入成本，v+m把“剩余关系”变成了“分享关系”，使国家、企业、个人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2）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用利润分享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
非公有制企业的重要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分享经济制度时, 除了考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外,还要考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
首先，职工从净收入中取得固定的工资收入（np1），这是职工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其次,对于剩下的净收入（w-np1），国家通过各种税收从企业中分享到净收入（ng1）,企业从净收入中获得技术革新、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的企业基金（ne2）。最后,对于余下的部分利润（w-c- np1- ng1- ne2），再按一定比例在资本所有者和企业职工之间进行分配，各自所得收入依次记nc3、np2。
因此，非公有制企业中运用利润分享制的分配公式可以表示为：w=c+(n1+n2+n3)=c+ ng1+ ne2+ nc3+(np1+np2), 式中，ng1为国家收入、ne2为企业收入、nc3为资本所有者收入、(np1+np2)为企业职工收入，从而，利润分享制兼顾了国家、企业、资本所有者、企业职工四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
4.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运行机制
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就是从建立新的企业分配制度入手，建立新的经营机制和财产约束关系, 重塑微观基础，利用微观经济组织内生的下列分享经济运行机制，解决经济问题。
（1）激励机制
人们会通过权衡成本与利益做出决策，当成本或利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激励反应原理”。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以“利益”调整为切入点，协调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在三者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格局，内生出诸多激励动力，表现在：
一是收入增长动力。由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w=c+(n1+n2+n3)知，企业净收入按比例由国家、集体、个人分享，使三者利益同向增减、荣辱与共。国家和企业收入增加了，个人收入也增加；个人收入增加了，国家、企业收入也增加，协调了利益关系。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但不会成为减少国家、企业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企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在追求“净收入最大化”共同目标的激励下，形成国家、企业、个人收入同步增长的动力机制：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收入也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收入也不断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就越多；反之国家、企业的利益不断增加，又会导致个人利益的增加；利益的一致性是形成各经济主体收入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保障，内生的收入增长动力机制也自然会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长量。
二是技术进步动力。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进。具体表现为：对旧设备的改造和采用新设备改进旧工艺；采用新工艺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源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等。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润分享制，就会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资金积累，技术创新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企业的内部管理随生产的运行而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企业职工的收入不再是事先确定好的工资，而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职工个人劳动贡献的大小，往往由技术水平的高低来决定，以“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越高，价值系数就越大，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亦然。这样，每个工人会从主观上意识到自身技术素质的重要性，会主动地去塑造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从而形成职工整体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机，为企业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三是市场竞争力提升动力。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因素很多，诸如品牌、质量、成本、价格等。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实现企业净收入最大化，企业和工人必然会采取诸多措施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比如，加快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加强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扩大对外开放、拓宽企业彼此之间的发展领域、增强实力；加强企业文化的培育；拉长产业链，提高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等。
（2）约束机制
一是生产成本约束。实现净收入分成制后，企业以净收入为目标，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的经营目标和生产动机，净收入也就成为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中心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由w=c+(n1+n2+n3)可得，在销售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净收入的最大化意味着：一是企业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节约各项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从源头上对生产资料的浪费进行约束，从而形成一种使生产节约和企业增产相互推进的经济运行机制。
二是分配行为约束。社会主义分享经济通过事先确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享比率，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和企业的分配行为。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如收入向政府倾斜、资本剥削劳动等），从而改变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偏低现象，实现发展成果分享。
（3）调整机制
一是市场调节机制。企业以净收入为目标，必然以市场为导向，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地说，现在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事先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安排产品生产，选择生产经营的产品结构，实现以需定产，使产品适销对路；二是企业必须以顾客为上帝，注重服务选择分销渠道和促销方式等，对网络营销、绿色营销、关系营销等营销手段加以运用和搭配，注重市场细分，实现净收入最大化；三是企业在制定产品的价格时，要以科学规律的研究为依据，以实践经验判断为手段，在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以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水平为基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灵活反应，充分使用定价策略；四降低库存，加快资金回笼，加速资金循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调整产品结构，在企业积累机制的支撑下，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总之，只有建立企业自主经营的市场导向机制，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才能树立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的观念，使企业和员工都更加关心市场，进而顺利完成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再生产。
二是效率和公平兼顾机制。我国改革开放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使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一度过分注重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一面是经济高速增长，一面是贫富严重分化，违背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导致了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制约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企业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和利润分享制后，兼顾了多方面的利益，能解决效率和公平之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也实现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真正实现了效率和公平同时兼顾的协调机制。
三是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分享的新经济观，不仅强调各经济主体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还各经济主体经济利益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协调的利益分配关系。国家、企业和个人按一定的比例去分配企业净收入，从而三者的收入同步增长，三者的利益协调发展，实现了从利益“独占”到利益“分享”的转变。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和利润分享制，使各经济主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使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得到了规范，使各经济主体相互争利的“内耗”大大降低，增强了经济发展合力。
以上各种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内生机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共同发挥作用，一种机制作用的发挥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还会促进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例如，技术进步机制的作用下，企业进行了技术创新，工人提高了自身技术素质，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必然会大大提高，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必然大幅增加，企业的净收入也必然大增；企业净收入增加了，按既定分享的比例对净收入进行分配的结果，必然是企业将获得更多的积累资金，工人将获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又会引发新一轮的企业技术创新和工人的技能提升，从而使动力机制发挥乘数效应。
(二)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构造从根源上化解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的长效机制
由以上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的分析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经济运行受到干扰偏离均衡时，分享经济制度能使偏离均衡的经济自动地向均衡状态收敛。因此，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重塑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在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下,可以有效地对付通货膨胀、失业增加和经济效率下降, 是化解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有效武器。
1.分享经济机制能有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抵御经济衰退，增加就业
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利益分享”，理顺了分配关系，化解了利益矛盾，实现了初次分配领域“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各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促进经济平稳高效地运行，从而产生良好的宏观效应。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管理权，企业和员工为了追求“净收入最大化”，必然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加强“竞争和节约意识”，发挥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动地进行 “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技术创新，从微观层次上提高经济效率；自觉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换为“集约型”，高效益地增加产品供给，实现宏观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利益分享制能有效纠正中国十几年来失衡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能从深层次上解决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和关键因素必然是内需，而内需占主导地位的必然是消费。利益分享机制就是“共同富裕”机制，通过利益分享，能增加在数量上占中国绝对优势的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并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严重不公、收入两极分化，提高整体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有效提高人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纠正宏观领域的消费和投资的失衡。
2.分享经济机制具有天然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经济衰退时，分享经济能通过自身强有力的内在机制，自动减少失业。分享经济中，劳动的边际成本小于劳动的平均成本，所以，在某一特定时期，经济受到外在冲击，经济状态偏离了均衡，出现了失业的状况时，在短期内，如果企业的分配制度是净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润分享制，此时，企业如果削减员工，企业分配到的企业收入会减少，相反，如果企业增加员工，则会使企业收入增加。所以，当经济衰退时，失业会自动减少。另外，从宏观上看，由于净收入分成制和利润分享制赋予了劳动力价格（工人收入）具有充分的弹性，当劳动市场失衡时，劳动力价格的灵活变动，会使劳动市场自动达到均衡，实现充分就业。正如马丁•威茨曼所说，“分享经济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地吸收失业工人增加产量降低价格的内在冲动,…像一台没有熄灭的发动机,试图在充分就业的循环上自觉启动”[⑤]。
3.分享经济机制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天然武器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表现诸多方面，既有输入性因素，也有成本性因素，也存在着预期引起的通胀惯性。实行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能有效化解目前的通胀压力。一是利益分享的激励机制，能提高经济效率，增加供给，同时，企业在“净收入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节约生产，使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进而缓解需求拉动的和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二是由于分享经济的结果是“共同富裕”，它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过大，从而抑制目前中国富人消费和投资引起的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所形成的通胀压力；三是分享经济弱化了工资刚性，并强化了财务预算约束，能抑制收入攀比机制，克服企业预算软约束倾向，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胀的基础；四是由于分享经济能自动地抑制衰退，能自动地增加就业，所以政府可以放心大胆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 “稳定币值”，从而避免出现“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宏观现象，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五是一旦分享经济对通胀的自动抵御功能发挥作用，人们的通胀预期自然会消弱，从而消除通胀惯性。

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机制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它通过重构微观基础，从根源上化解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因此，后危机时期，为应对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中国政府应转变政策思路。首先，目前中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大冲击”时的独特作用已经走出低谷，鉴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以长期使用，所以，目前中国应该淡出数年来凯恩斯政策组合的实施，尽快进行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重塑；其次，对于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不应侧重于产权制度改革，而是应着重于在企业初次分配领域引入利益分享制度，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经济发展停滞、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即“滞胀”问题，这是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在此郑重地呼吁建议在“十二五”经济规划纲要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在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和利润分享制的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唯有实施该对策，方能在＂十二五＂及以后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李炳炎.利益分享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
[3]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炳炎(1945-),男,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行政学院特岗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
[①]所谓“滞胀”就是指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共存的现象。通俗地讲，物价持续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失业人数大量增加。
[②]该处引用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详见中国网2011年3月14日新闻内容。
[③]温家宝.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0（7）：3-16.
[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思想，最早由笔者李炳炎于1981年率先提出。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Weitzman Martin在其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也提出了与笔者基本相似的研究成果。这两种理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详见笔者的《利益分享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2009年）一书中的导论部分（第10页--第17页）。
[⑤]马丁•威茨曼.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