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政策不是凯恩斯主义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

作者：刘宏勋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

摘要：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网站http://www.mrzine.org2009年3月17日刊载了南非《阿曼德拉》杂志社编辑布赖恩·阿什利与《每月评论》主编、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B.福斯特的访谈，题为《凯恩斯、资本主义和危机》。在访谈中，福斯特指出，当前美国等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政策主要不是凯恩斯主义性质的：它们投入数万亿美元主要救助金融机构，而凯恩斯主义主张主要救助实体经济和扩大就业。另外，福斯特指出凯恩斯主义有部分真理性，即承认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如果不进行国家干预将会出现长期停滞和大萧条。但是凯恩斯主义提出的那些措施有很大的局限，不足以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福斯特认为是“二战”而主要不是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告别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他还据此分析了当前西方提出的绿色凯恩斯主义的不足。本次访谈内容如下。

阿什利：在世界各地的政府花费数以万亿的资金来帮助私有资本度过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时，谈论回到凯恩斯政策，这不是在误导吗？

福斯特：我认为，就像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已经发生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而且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广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复活。凯恩斯主张在衰退时期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赤字财政，而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寻求推行扩张性政策，尽管一般并未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发生银行危机时，面对通货紧缩的压力，凯恩斯显然也拥护政府实行再通胀政策刺激经济的企图。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谈论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

　　但是，眼下真正的行动却体现在其他方面，即政府对于金融资本的直接救助。这同凯恩斯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危机中的金融资本继续拥有优势。凯恩斯远非投机金融业的大力支持者，并曾主张对食利者实施“安乐死”。而在目前这种下降趋势期间，美国已经调拨高达10万亿美元用于救助金融机构，来为银行债务和资产支持证券作担保，进行直接投资，与中央银行建立货币互换协议，购买抵押支持的证卷。

　　与此相比，奥巴马每年的全部财政刺激资金不足4000亿美元。财政刺激一揽子方案中每年用于整个国家的公共工程的支出少于美国银行在这次危机中从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财政支持中已经得到的数目。因此，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想到的某种规模的私人金融损失的社会化，而这同凯恩斯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当今那些可以被称为某种“凯恩斯主义者”的人（尽管不像凯恩斯本人那样对制度进行批判），例如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代表一种不同的混合政策。他们会赞成更大的财政刺激，而有可能对金融资本并不直接给予回应。另一个更加激进的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义的人物是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但是，这些人如今在华盛顿是没有任职的，而同时那些代表华尔街利益的极为保守的经济学家，诸如伯南克、盖特纳以及萨默斯，则被安置在美联储、财政部和白宫。

　　在我看来，凯恩斯主义，甚至由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所代表的温和的那一类，今天仍在所有这些方面没有触及危机的本质，这与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由垄断资本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有关。这意味着金融化日益成为经济的焦点。我和弗雷德·马格多夫在新近出版的《金融大危机：原因与结果》一书中就这一问题作了阐述。当前这场经济灾难在许多方面是一场金融化（即经济重心在过去大约30年间从生产转向金融）的危机，这一金融化危机掩盖了若干深层的停滞问题。

　　因此，金融资本仍是经济低迷期间的焦点。就经典的意义说，凯恩斯主义更关注被经济学家称为“实体经济”的经济领域，即与生产商品和服务相关的经济领域，而不是适应于资产价格投机活动的金融经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尽管被金融危机赋予某种重要性，但相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仍然是次要的，因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仍然是金融内爆。

　　凯恩斯的理论之所以被认为在今天意义重大，原因之一当然是关乎他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利率下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因此货币政策已不再能够通过减少利率而刺激经济。这是对大萧条时期所发生的情况的一种描述，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再三重现。正是这一点导致“萧条经济学”登场。伯南克、盖特纳等人认为，如果银行恢复了偿付能力，它们将重新开始发放贷款。

　　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所假定的资产受到难以估量的破坏，迄今已无法修复。因此，银行牢牢抓住它们所获得的有形资产——现金的每一个碎片。凯恩斯早就解释过，这是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做的事情。财政刺激提供了制止或减缓崩溃的希望，但更大的金额被注入看来是严重破产的银行体系中。这样的政策是不符合凯恩斯的理论的。

阿什利：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你谈到了凯恩斯思想的劣化（bastardization）。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谁是真正的凯恩斯？

福斯特：即使在《通论》之前，凯恩斯也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正统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杰出的，也许是最卓越的人物，是剑桥大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继承人。但在回应大萧条时，他既变成了经济学正统学说的批判家，也变成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家。然而，他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尽管很深刻，却指出还存在技术方法可以拯救这种制度脱离其某些最糟糕的缺陷。因此，他又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

　　存在着前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在《通论》之前），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家的凯恩斯，作为制度拯救者的凯恩斯，还有后来的“劣化的凯恩斯主义”，这种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那些追求重建新古典主义正统学说的人发明，他们对“凯恩斯革命”只作微小的让步。所有这一切，当然造成了解释上的复杂。当我们谈到凯恩斯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指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的凯恩斯以及相关著作，而不是此前出版《货币论》（1930）的凯恩斯。

　　理论前沿就像凯恩斯本人在《通论》的序言中所强调的，他在回应“大萧条”的过程中作了艰苦斗争，以使自己摆脱早年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需要某种革命性的突破，而他从未彻底完成这一突破，从而导致对他的理论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货币主义者，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推崇《货币论》时的凯恩斯（即我们称之为前凯恩斯主义者的凯恩斯），并且基本上拒绝《通论》。由所谓的“凯恩斯主义者”构成的主要群体，如保罗·萨缪尔森，试图修复由于凯恩斯与经济学正统学说决裂而造成的理论损伤，从而创建新古典凯恩斯综合学派，或更经常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众所周知，琼·罗宾逊在1962年将之称作“劣化的凯恩斯主义”，因为它抛弃了凯恩斯关于制度的所有的主要批判。

　　理解劣化的凯恩斯主义（我在《每月评论》2008年3月号中一篇题为《一个失败的制度》的文章中作过解释）的一个方法，就是研究凯恩斯如何运用“通论”的概念，以及研究这一概念后来是如何被腐蚀的。凯恩斯在他的巨著的开篇解释了正统经济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有关充分就业经济的“特殊理论”，而在现实中，充分就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几乎不存在。在这一意义上，他的“通论”就是要去处理由失业所构成的一种经济的通常情况。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部分地是由于凯恩斯自己的那种曾导致财政和货币微调政策的影响力，凯恩斯所提出的重大困境，几乎没有出现。结果，凯恩斯自己的经济学被归为“特殊理论”，而同时，那种把经济看作自然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被宣布为真正的“通论”。

　　通过弗里德曼引入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充分就业被重新界定为与实际存在的失业是相容的。凯恩斯被宣布死亡，因为他的观念在其中得以运行的萧条—通货紧缩状况永远不会再次发生。本·伯南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研究大萧条的学者——几年前说过，我们已经进入了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在这个时代，商业周期实质上已经大大缓和，甚至消失了。事实上，这些观点在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这件事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已经在《金融大危机》中（同弗雷德·马格多夫一起）讨论过这一点。

　　当然，事实是，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未消失，现在则更为明显。但是，经济学的正统观念无法超越凯恩斯而解决他所提出的大问题（凯恩斯自己最终也没有做到）。因此，保罗·斯威齐有理由在某个地方说，凯恩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科学代表。

　　从凯恩斯以来，人们除拒绝资本主义本身以外，已无路可走。凯恩斯1933年夏季在《耶鲁评论》上写出如下话语时，远非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腐朽的国际性的但又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就处于这种资本主义的掌控中），并不是成功的。这种资本主义不聪明，不美好，不正义，不善良，——并且它也不提供货物。简而言之，我们讨厌它，我们已开始鄙视它。”但他并没有贯彻他的观点至其逻辑结论——拒绝这种制度，而作为主流理论的劣化的凯恩斯主义则从他的观点后退。

阿什利：凯恩斯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他的思想现在突然再次被看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福斯特：凯恩斯贡献的核心就在于摧毁了萨伊的市场定律。（居次要地位的因素则是凯恩斯拒绝当时有关利息的正统理论，并用一种基于流动性偏好的利息理论来替换它。）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着它自己的需求，这样一来生产就决不会产生实际的供过于求。因此，充分就业被看作这种制度的自然趋势。如果经济扩张存在限制，那么它们是出现在供应（成本）方面，而不在需求（销售）这边。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萨伊定律。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就建立在萨伊定律之上。凯恩斯不得不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来克服这种状况。这里的问题的一部分是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一个物物交换的经济模型概念之上，而货币只是覆盖其上的装饰品。一旦货币交换被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中居于中心地位，那么很明显，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就可能出现了。

　　在进行这一研究时，凯恩斯在其《通论》早期的一个注释中，实际上使用了马克思的速记字符M—C—M′（货币—商品—货币′[货币′等于M+Δm或剩余价值]）作为指出萨伊定律中的矛盾的方法。（凯恩斯是从第二手材料而不是从马克思本身获得这一表达式的。）同时，理查德·卡恩，即凯恩斯的亲密助手和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创立者，提供了一个构想储蓄和投资关系的思路，这实际上重复了（他并不知道的）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

　　作为这一批判的结果，凯恩斯能够更清楚地分离出积累的两个方面（储蓄和投资），并认为正是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是相反的方式。著名的“节俭悖论”则可以解释为（事前）无法找到投资出路的超额储蓄。就作为整体的有效需求而言，问题就在于因收入不平等而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这样就相当自然地（但不是本质固有地）导致投资需求的衰弱，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正常缺点。对凯恩斯来说，恰当的政策反应是增加政府开支来弥补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直至达到充分就业。但这种举措通常又直接遇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障碍。

阿什利：什么是凯恩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实质内容？他如何不同于另一个资本主义的伟大批判家卡尔·马克思？什么是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缺点？

福斯特：就像我在《一种失败的制度》中所阐释的，凯恩斯明确指出了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两个“突出的缺陷”：收入的巨大不平等分配和持续的、固有的失业，这两个缺陷趋向于应被称为“失业均衡”的情况。正统经济学出于本性对这两方面的缺陷是视而不见的，而且在凯恩斯看来，正统经济学又是“没有能力解决失业问题和经济周期问题”的。凯恩斯明确表示，他确信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投资或积累功能从长期来看受到系统压制。

　　正如琼·罗宾逊在1955年的一篇论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的文章中所论述的，凯恩斯认为，“对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存在着进入长期停滞和永久性失业的自然趋势，而且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本性来说是高度不稳定的”。然而，凯恩斯从来没有提出关于停滞的完整理论，而且那些早期的基于他的提示这样做的凯恩斯主义者，例如阿尔文·汉森，也没就发达资本主义停滞趋势提出可被视为完整理论的学说。因此，进一步发展这种理论的事情被留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诸如米哈尔·卡莱茨基、约瑟夫·斯坦德尔、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

　　到写作《通论》的时候，凯恩斯不再确信和谐的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而由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正统路线正是强调这种和谐的自我调节）。正如罗宾逊所言，凯恩斯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幻灭性辩护”。他试图通过各种技术性修复解决那些被他视为该制度重大缺陷的问题，同时他可能也知道这些举措永远不够。他从未能够使自己进行一种全面彻底的批判。

　　就像我在我的文章《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每月评论》2005年3月）中所说的，凯恩斯仍然对某种理性资本主义抱有希望。但是，他的批判在其意蕴上是如此激进，以致他的分析对于这种制度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除非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凯恩斯竟然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指出了“某种程度的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食利者“安乐死”、减少收入不平等、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有限控制等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看来，凯恩斯依然是一个“危险”人物。

　　若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说明凯恩斯的局限性，把凯恩斯同在凯恩斯之前就阐发了“凯恩斯革命”的大部分要点的波兰经济学家米歇尔·卡莱茨基做一对比是有益的。卡莱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对于界定凯恩斯主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卡莱茨基那里，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卢森堡的思想遗产。他的著作不仅包含着对以阶级为基础的积累和帝国主义的有力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了的理论。而凯恩斯缺乏所有这些因素。凯恩斯存在一个特别的缺陷，就是他继续坚持纯粹而完全的竞争的观念，尽管他的年轻同事、剑桥学派的成员、曾帮助他完成《通论》的琼·罗宾逊，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最初开拓者之一。卡莱茨基的“垄断程度”的概念（以对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加价为重点）成为在具有积聚、集中和经济停滞等现象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看来受剥削率的支配）下整合阶级收入分配的方式。所有这一切实质上是源自马克思，并被置于当代的背景下。卡莱茨基的工作导致了约瑟夫·斯坦德尔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以及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的阐述。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剥削率。而对于凯恩斯的意向来说，这一点完全不存在。卡莱茨基则用他的长期收入分配理论提供了马克思和凯恩斯之间的联系（从马克思主义方面）：工人们花掉所赚取的钱，而资本家则赚取他们所支出的钱。麻烦的是，资本家基于积累的支出受到基于新的投资的预期利润的影响。如果（除其他因素之外）消费由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失业问题而不足，那么基于新投资的预期利润就会变得很低。

　　卡莱茨基说：“投资的悲剧正是在于，投资是有用的。”如果资本拥有由厂房和设备构成的大量闲置生产能力，并且认为如果新工厂的建设和终端市场的可预期的疲软会导致这种过剩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资本就不会投资。这种最终与收入分配相关的积累的矛盾，解释了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为什么近几十年一直处于缓慢爬行的停滞状态——这一事实在灾难降临之前部分地被债务的长期增长掩盖了（例如金融化）。

　　最近，已越来越得到公认的是，凯恩斯也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突出缺陷，而这一点对于他的全部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强调说，随着工业证券市场以及发达的金融体系的出现，在资本主义之下存在两个价格结构，一个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而另一个则与资产价格的投机活动相关。这两个价格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稳定的，它依赖于不可预知的社会心理压力。

　　这种情况造成了巨大的投机狂欢，给凯恩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29年的股市崩溃之后更是如此。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随后的著作中论述了凯恩斯的批判的重要性。由此明斯基提出了其著名的金融不稳定理论。

　　不过，明斯基分析的出发点还是解释周期性的金融泡沫或者危机，而并非主要是解释长达数十年来的长期金融化过程。作为对于停滞的回应的对金融化的分析，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里·马格多夫和保罗·斯威齐在一系列著述中系统完成的——诸如《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力》、《繁荣的终结》、《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停滞和金融爆炸》、《不可逆的危机》，这些著作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之间（随后他们在90年代也写有一些文章）。

　　这些著作植根于马克思—卡莱茨基的思想，但是也从凯恩斯那里汲取思想材料，尤其是凯恩斯晚年对投机的批判。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识到，金融爆炸不仅是一个直接先于商业周期的顶峰的阶段——这是明斯基最终的观点，而且还是一个同延伸于多重商业周期之中的停滞具有内在因果联系的过程。

阿什利：是否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随着危机日益加深，就会出现朝向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如果在面对紧急财政援助时出现了新的斗争和抵制浪潮的时候？

福斯特：出于急迫的必要性，确实已经有了某种朝向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的转变。但凯恩斯主义并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此外，对凯恩斯主义措施还存在大量来自资本家阶级的结构性的抵制，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层面也存在对凯恩斯思想的抵抗。

　　人们必须记住，凯恩斯有助于说明大萧条，但凯恩斯主义和政府非军事开支并没有使经济走出萧条。毋宁说，大萧条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的。因此，不存在任何一个能有效说明凯恩斯主义解决萧条状况的历史事例（除非你列举那种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亦即随着希特勒而开始于德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开花的那一种）。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与政府非军事支出的扩张有关的新的新政的可能性。就其灵感而言，新政本身从来就不是凯恩斯主义的，但它确实导致了政府非军事支出的适度（虽然不足）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创造就业和工作援助计划、社会保障等方面，即真正有益于人口的大多数的那些规划中，支出是有相应增加的。

　　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自下层的新反抗（例如20世纪30年代与产业工会的崛起有关的反抗）有可能产生类似的规划，现在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方案证明其合理性。有些人已经试图这样解释奥巴马在美国实施的刺激措施。但是，现行的刺激措施力度太小，在目前情况下不足以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且40%的措施是由减税承担的。（应该指出的是，与新政后期相比，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不具有进步性。）事实上，美国文职政府支出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有一个最高限度（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最先指出这一点），70年来一直如此。鉴于这种情况已经存在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一种极为强大的阶级力量在维持这个最高限度。因此，任何要增加政府非军事开支在国民产出中的份额的企图，甚至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期间，都面临着强有力的抵制，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那样。

　　政府非军事开支的最高限度被维持不变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政府造福普通民众的开支水平一直得到保持。与此相反，近几十年来在“刑事司法系统”方面，即警察和检察官、监狱、监禁设施等方面的开支有了巨大增长，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监禁人口百分比最高的国家，远远高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

　　如果你看看那些采取了某种凯恩斯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那么你会看到，他们对制度的批判力度比起凯恩斯本人来就显得很柔和。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突出缺陷”或“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没有任何提及。

　　这意味着，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真正办法不在于凯恩斯经济学，而在于拥有潜力改变游戏规则的民众自下而上的反抗。琼·罗宾逊在某个场合说过，一个强大到足以改革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也将强大到足以引入社会主义。其中有着我们的希望和他们的恐惧。

阿什利：是否有可能通过转向绿色资本主义走出这次危机？就是说，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及绿色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实行新经济学基金会的人们提议的某种“绿色凯恩斯主义”来走出危机？

福斯特：近来，出现了很多关于“绿色凯恩斯主义”的谈论。去年，罗伯特·波林等人在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关于“绿化恢复”的报告，主要就是基于这些术语构想的——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的工作也是这样，对此我不大了解。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的经济刺激一揽子方案被许多人解释为“绿色新政”或“绿色凯恩斯主义”，因为该方案强调发展节能技术。

　　从理论上说，政府支出的任何增加在此时都能帮助减缓经济下降，甚至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恢复。正如凯恩斯所说，即使政府仅仅以让人民在地上挖坑的方式安排人民去工作，这也将有助于在这种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毫无疑问，环境保护方面的开支会像任何其他支出一样，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一个政府所进行的开支对于经济的影响的程度，是同这种开支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它对于社会的有用性的程度密切相关的。投资在未来技术上的美元比起工作援助计划，在安置人民立即工作方面当然效率要低。环保开支当然可以既是这种情况又是那种情况，但是我认为，列入奥巴马计划之内的庞大绿色支出，是用于长期技术项目的。这在促进就业方面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奥巴马的上述支出主要是用于产业补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提出的举措与其说是绿色凯恩斯主义，不如说是“绿色熊彼特主义”，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新技术刺激投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花费在环境上的开支，和世界各地一样，都会碰到根深蒂固的阶级力量的抵制。那些为解决生态危机能够做到的事情并没有着手去做，例如关闭煤电厂，将其大规模替换为其他形式的能源，或者如美国宇航局詹姆斯·汉森所提议的开征100%用之于民的二氧化碳排放税，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准许这样做。这些事情或者干扰经济增长，或者妨碍利润增长，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期间非常强调继续支持大型煤炭企业。

　　的确，这里真正存在着两个问题：绿色凯恩斯主义可以导致经济复苏吗？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拯救环境吗？我对绿色凯恩斯主义的看法是，它本质上过于局限，过于受技术驱动，不能构成充分的经济复苏的核心。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深刻的、持久的经济停滞和金融化危机（正如《金融大危机》中所讨论的），而凯恩斯主义就其性质来说基本上不可能予以解决。

　　至于环境——这是我们时代最为严重的挑战，因为气候、地球上的物种以及人类文明都受到了威胁，当前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经济复苏计划或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是一场生态革命。这必将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规模都大得多的社会革命。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4月份出版）《生态革命》中进行了讨论。

　　凯恩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缺陷，但他不能带领我们沿着应对21世纪挑战的道路走很远。我们需要的不是凯恩斯（或熊彼特），而是更加革命的——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生态方面——马克思（见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凯恩斯是“理性资本主义”最后的捍卫者，但这种“理性资本主义”现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刘宏勋：河北省邯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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