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蹊跷的药方--吴敬琏代表谁的利益
蹊跷的药方
媒体报道：在3月19日主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吴敬琏先生警告：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会面临“类似58年大跃进的严重经济问题”（见董琳«吴敬琏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这让笔者大惑不解，今天的中国，无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结构与58年大相径庭，怎么能与58年扯上关系？
为了解吴敬琏先生的原意，笔者查找了不同记者的相关报道，发现报道的基本观点一致，都源于他2010年8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一次报告«对如何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考»，原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注：下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吴敬琏先生原话，均引自此报告）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的困境
报告以“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开篇。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尽人皆知：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我们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策，以“扩需求、保增长”。吴敬琏先生在报告中指出，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导致“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为此，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报告对两难困境的描述符合事实，我们的财政、金融政策走在刀刃上，“左右不是人”。作为经济学家，最基本的学术职能是深入分析陷入这一困境的根源，据此方可提出应对之策。那吴敬琏先生是怎么分析的呢？
货币循环：“饮鸩止渴”还是“抱薪救火”？
吴敬琏先生的分析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
“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他（凯恩斯）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
可见吴敬琏先生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将凯恩斯主义这种短期手段当作了长期政策。导致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一个货币现象，并非社会上真的缺乏需求，只是买不起罢了。问题的症结在货币循环，财政金融政策调控的对象亦是货币循环。因此理解经济困境，进行政策分析，其基础在于货币循环分析。
2009年，笔者为此写了«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一文（《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基于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指出：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系统中，货币至少扮演两类角色：一类是追逐最终消费品；一类追逐利润，追逐“以钱生钱”。
过去三十年来，经济系统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是“利润极大化”，即经济决策的主要基础是评估资本盈利的可能性与风险。除了最终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外，推动每一个交易环节的都是利润动机，都通过利润将一部分货币转化为逐利资金。各环节参与者所得的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于是，这两类货币间的平衡关系，决定了货币循环系统的动态特征，进而决定了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
大量的统计数据证实，过去三十年来，以GDP为尺度衡量，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在缓慢而持续地下降，而追逐利润的货币则高速而持续地扩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示相关数据了，读者可去查阅原文。这里只展示投资总额与职工工资总额的对比，。（见图一，图中的点为统计值，曲线为拟合的趋势线）
图一：投资总额与工资总额
职工工资总额是社会最终消费能力的主要来源，而投资来源于利润，追逐的也是利润。数据显示，在1980年前，投资总额与职工工资总额大体相当，两者交替领先。此后投资总额加速上升，进入本世纪后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上升，而职工工资则逐步下滑。这暗示我们，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与追逐“以钱生钱”的货币间，失衡持续扩大。
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决定了社会购买力，而社会购买力是资本利润的基础。在货币当局的统计口径中，货币供应量M2是一个嵌套式定义，其核心部分是流通中的现金M0，加上利息极低的活期存款就是M1，再加上“准货币”（其他存款）就是M2。银行必须为“准货币”支付利息，因而必须用它来盈利，所以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社会追逐利润、以钱生钱的货币。可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准货币的演化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社会单位资本利润基础的演化态势（见图二）。
图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准货币
我们看到，198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准货币的4.21倍，足以提供它所需的利润；到了2010年，这个比值已降到34%，仅为1985年的8.08%。而且其趋势是继续下降。可见两类货币失衡，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想挣利润的钱太多，而能买东西的钱太少。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吴敬琏先生提出的长期政策选择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他没有论述所谓“市场的综合调节”到底是什么，但利润极大化无疑是市场调节的核心机制，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动力。利润极大化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力图将一部分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转化为利润，成为逐利资金的积累源。全社会数十年的积累过程，造就了图一、图二展示的态势。可见“有效需求不足”，正是“市场的综合调节”的必然结果。
“有效需求不足”的客观现实，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数据显示，我们将凯恩斯的这个“短期策略”当作了长期政策，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远超过社会真实财富的增长（见图三）。
图三：货币发行量与社会财富比较
张维迎恰当地称此为“饮鸩止渴”（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然而，不饮鸩止渴有何出路？如果不向经济系统注入超量发行的货币，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利润萎缩势将导致大范围的企业破产和民众失业，危及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正是利润极大化机制导致的客观压力，迫使财政、金融管理当局不得不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吴敬琏先生指望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来解决问题，简直就是抱薪救火。饮鸩止渴尚有一时之效，抱薪救火无异于直接跳崖。
哪吴敬琏先生关注的“从长期来看”希望何在？凯恩斯先生答道：“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Ch. 3）（别管长期，只看眼前。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呜呼！
混乱的“经济增长模式”分析
为了给抱薪救火找出理由，吴敬琏先生提出“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学家，要显得言之成理，只能回避货币循环问题，另找由头。吴敬琏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
这是主流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理论的思路。吴敬琏先生是赞成“以人为本”的（见吴敬琏 周瑞金«关于拆迁问题的三点意见»南方周末 第1348期2009年12月），将“劳动”（也就是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与资本之类并列，可见吴敬琏先生的心目中，“以人为本”意味着人与资本一样，都是资本家赚钱的手段--“要素”而已，因而可用同样的尺度来度量、交换。
在他看来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症结在于：
“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
这个逻辑很高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资本，资本家自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吴敬琏先生忽略了我们“招商引资”时强调的主要优势：大量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工。作为优雅的经济学家，媒体对血汗工厂的广泛报道也自然不入他的法眼。只需将劳动与资本列入同一范畴，就可以作出“生产主要靠资本”的判断，连证据都无需提供。
三十年前，中国被称为“绝对平均主义”。正是对利润极大化机制保驾护航的政策取向，使当时的准资本家们得以运用“杠杆效应”，“空手套白狼”实现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历史的视角看，是政策取向导致了私人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资本家在经济系统中的强势地位。至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的正统理论，社会平均利润率引导着资本的走向，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会吸引资本进入，反之则促使资本退出。所谓“生产主要靠资本”是一个逻辑上无法求证的伪命题。
至于自然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注意，宪法里将“国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那“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从何而来？又凭什么在整个收入占有较大比重？然而现实中，确实有人靠握有自然资源而获得巨额收入。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有两个选择：或者捍卫宪法原则，分析违宪现象的根源，提出治理对策；或者主张修改宪法以适应现实，并论证其理由。有趣的是，吴敬琏先生计不出此，却给出了“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判断，并以此论证“自然资源所有者”理应在整个收入占有较大比重。
想不到吴敬琏先生对现有增长模式的分析竟如此混乱。逻辑上更混乱的是：造成当今困境的症结在货币循环阻滞。而吴敬琏先生的分析却陷在生产函数理论的思路里，这个思路根本不涉及货币循环，岂非隔靴挠痒？作为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当然知道马克思的分析思路，然而他在文中写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结为“平均利润率递减规律”。我们的经验（见图二）证明，资本积累导致单位资本的利润基础萎缩，平均利润率必然下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老板感到挣钱越来越难。这是货币循环领域的问题，与生产力无关。这里我们看到，做为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告别马克思的地方：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与事实相悖，而是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用生产函数理论替代了对货币循环的分析，似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依赖于货币循环，资本家不挣利润。似乎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自动解决货币循环的症结。
在歪曲马克思分析逻辑的基础上，吴敬琏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托于“技术进步”与“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
“技术进步”与“中产阶级”？
“技术进步”和“中产阶级”是两个个被主流学者们宣扬多年的神话。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生产率，却与货币循环无关，它不涉及货币向资本积累的经济机制。又怎能克服货币循环系统的问题？
哪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根源何在？笔者在«观察：当今主流文明与中国之二--过程：主流文明的本质»（«科学时报»2011年2月16日A3版）中做了详细的分析。
吴敬琏敏锐地点出了“19世纪末期”，在这个时代，对马克思理论最大的质疑在于：理论上最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西欧、北美，均未爆发这样的革命。相反这里成为第二国际的温床，面对帝国主义战争，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加入本国军队，充当各国资产阶级的炮灰而相互厮杀。
其实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倾向。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82年，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恩格斯是个严谨的学者，当他称英国是“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时，决非“愤青”的情绪化之言。事实上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正是外部资源的流入，使英国资产阶级有条件减轻对本国工人的剥削，正是大范围的殖民地贸易，使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使英国可以超量发行货币而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杰文斯的描述揭示了英国“绅士风度”的另一面：它建立在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残酷压榨的基础上。
于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也出现了另一面：在理论上基本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俄国和中国，大学者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基于正统的马克思理论，都怀疑本国能否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实是，正是在俄国和中国爆发了二十世纪最为暴烈，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革命。
吴敬琏先生主张靠技术进步来解决经济困境，从历史经验看，这无异于指望依靠技术优势来获取国际贸易的垄断地位，借以汲取外部资源；使国内货币的覆盖范围超越国界，以维持超发的货币与真实财富间的平衡。当年的英国不过1000万人，使其国民资产阶级化的代价是：包扩4-5亿中国人在内的广大地区人民沦为“苦力”。
而中国有13亿人。使13亿人资产阶级化，需要多少外部“苦力”？他们在那里？当今已经资产阶级化的民族就有7-8亿人，他们早已武装到牙齿，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我们为他们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以低得可怜的价格挣来一堆外汇，还要换成他们的国债，让使他们可以滥发钞票而不至于通货膨胀，让他们可以维持11.8倍于我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把我们引导到这般的地位的著名学者，如果做起了当年的英国梦，就应该分析论证其可行性与实际的道路。顺便提醒一下，分析时别忘了，历史事实是，列强们垄断国际贸易的第一步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无敌舰队”，靠炮舰政策。在工商文明标准下的“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唯一成功的经验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自由资本主义。比较一下德国、日本与印度、拉美就明白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梦想，就应该用完整清晰的逻辑和确凿的证据，论证技术进步如何能解决货币循环的死结。
至于“中产阶级”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了。
1926年，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把中国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并列。这种分类依据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态。如果今天也从这个视角看，就应该分析当今生产资料占有量在国民中的分布，然而《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的数据。在经济现实中，私人资产已经大幅度提升，导致了为富人理财的“私人银行业”迅速膨胀。为了找到自己的市场所在，这个行业必须摸清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到2009年，两份相关的分析报告出现在网上。其一是《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招行与贝恩公司2009年3月30日）；其二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9年11月）。
招行报告关注的是“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波士顿报告分析的是“管理资产”，它与招行报告的“可投资资产”大体相当，但表述不同。到目前为止，这是笔者找到的、最接近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分布的数据。笔者据此观察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见图四）。具体分析计算见王中宇«工具、视角和立场--几个数据引发的思考» 科学时报 2010年4月7日 A4版。
图四：资产分布曲线的高端
数据显示，尽管两个报告的数据不同，但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亦即控制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占资产的比重亦微乎其微。从资本的视角看，相对于大资本家，他们那点资本还不够一舔；相对于全体国民，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社会两极分化过程只会持续，“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必然降到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中，只有极少数有机会升入大资产阶级之列。指望这个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何异于指望镜花水月？
而今毛泽东的视角不时兴了，对“中产阶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最搞笑的可能是王朔，他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按照这个标准，只要安分守己就是中产阶级。当年，大多数农民都安分守己，也都可以据此划入“中产阶级”，然而红军、解放军一来，他们却成群结队地加入了这支无饷可发的军队，成了让蒋介石头痛的“人海战术”中的一员。
王朔是个小说家，不能用学者的标准要求之。学者吴敬琏是这样定义“中产阶级”的：“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吴敬琏«中国该如何面对中产阶级？»凤凰网2007年09月04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7_09/04/1368831_0.shtml）
吴敬琏使用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定义，只定义了“中产阶级”的“主体”—“各类专业人员”，并具体举例为：“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这个定义跟本没有涉及国民的生产资料占有状态。现实中，这些人员的多数靠工薪为生，而非靠资产性收入为生。吴敬琏的定义还不如网民们的定义更接近事实--“小资”。
吴敬琏对“技术进步”的期望与“中产阶级”紧密相关：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
这个论证的隐含假设是：拥有知识和技术就能成为“专业人士”。而现实是，大学毕业后就业都困难，成为“专业人士”难度更大。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就业机会取决于资本盈利的机会，无利可图，那个老板会雇人？不排除一个新技术造就一个新企业，带起一批新富人的可能性。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总就业量受制于总需求量，总需求量受制于社会购买力，这是个货币循环问题。除非改变货币循环机制，否则，一个企业因技术进步而兴起，必然导致其他企业因技术相对落后而衰败，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容量。
事实上，在资本主导下的技术进步，一定不会违背控制总成本这个原则，其结果是“机器替代人”，于是，新增一个“专业人员”岗位，往往减少许多简单劳动岗位。一个专业人员的工资可能远高于简单劳动岗位的工资，但资本家算总账一定要使总收入的增量高于总成本的增量，结果相对于产能，全社会工资总额更可能是下降而非增加。
这里我们看到吴敬琏先生的一个重要技巧：用微观分析的思路代替宏观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言论里，这个技巧被反复运用。在利润极大化的大背景下，微观合理性有助于改善个体在竞争中的地位，却无助于改善宏观上的货币循环。用微观视角替代宏观视角，甚至用商业营销语言替代学术分析语言，到底是出于视野卑下，还是故意为之？
至于被吴敬琏隐藏在“中产阶级”中的“经理人员”，上市公司多年只圈钱，不分红者所在多有，以至于被称为“铁公鸡”（见朱宝琛«铁腕治理“铁公鸡” 监管层力促多项分红新政出台» 2011年03月24日证券日报），这样的“经理人员”与吸血鬼何异？一度甚嚣尘上的MBO说白了是“经理人员”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称这些人为“中产阶级”，以为他们不同于“权贵阶层”，简直就是笑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其专制独裁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权贵者。所谓“民主”不过是他们向社会要求权势的口实。他们治下的员工，有几个敢跟他们讲“民主”的？你还要不要端我的饭碗了？将“经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教学科研人员”混为一谈，也不怕低了他们的名头！
其实，他们的专制倾向有制度性的根源，无论在哪个行当，有可能扮演资本家和“经理人员”角色的绝对是国民中的极少数。只有这极少数人有能力追求利润极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经济人”的角色，而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视其能否剥夺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的空间。于是在高端行业，劳动者感受到的是饥饿纪律，是“女生当作男生用，男生当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业，劳动者就只能服从棍棒纪律了。黑窑事件、13连跳事件，将利润极大化机制血淋淋的这一面暴露在了全社会面前。
吴敬琏引证道：“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正是经理人员的“创新”，“经理人员”的贡献就是利润极大化，他的“贡献”越大越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货币循环失衡。吴敬琏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指望扩张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中产阶级”，这样的模式能将中国引向何方？
药方：政府、企业与市场
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来掩盖当前经济系统的症结--货币循环阻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改革思考：“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企业一词在英语中为“enterprise”，它由两个部分构成，“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可引申为“盈利、收益”；后者则有“撬起、撑起”的意思，引申为“杠杆、工具”。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表示“获取盈利的工具”。
“利润极大化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目标”，多年来，这既是主流的理论，也是基本的现实。“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这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正是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基本现实，导致了我们今天面对的货币循环困境：资本的高速积累和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对低下。
然而吴敬琏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企业还不够自由，政府管得太多。他以“大家”的名义提出四条意见：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义务教育，这两个支出责任70%在县。
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政府确实有重大的缺陷，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的长期滞后是其明显的表现之一。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本应分析这现象的原因，只有事实判断清楚，才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然而，他到此为止，转而讲起了“破”、“立”问题：
“我们感到前面讲的是‘破’的不够，而这五年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够。”“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回避对事实判断的探究，急于推出自己的国策建议，难免让人疑惑。如果吴敬琏先生引证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符合事实，那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欠账源于地方财力不足。原因何在？在私有化导向的三十几年中，地方国企纷纷陷入困境，然后在“陈卖光”和MBO卷起的大潮中，基本上都“产权明晰”成了资本家的私产，为数不多的国企，大多是央企。靠“陈卖光”们和MBO诞生的新生资本家，与官僚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人就是前官僚，恰如吴敬琏先生是前“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指望这样的体系能保障地方财力，岂非白日做梦？
聪明的吴敬琏先生将矛头一转，指向了中央财政：“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中央财政当然有值得检讨之处，然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嚣张的富豪、阔绰的官僚和破败的学校与贫困的大众。社会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才是造成地方财政窘迫，靠卖地维持的主要根源。
中央财力是遏制分裂势力，抵御外部入侵的基础。先让地方财力陷于被富豪绑架的困境，迫使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长速度，靠卖地度日；再向中央财力发难，吴敬琏先生意欲何为？此次盐荒再次证实，资本爆炒商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逻辑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幸好盐业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靠行政手段迅速平息了恐慌。如果盐业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如果政府行为受制于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他们又岂能放弃这聚敛货币的大好时机？而这对国民意味着什么？网友们生动地答道：“盐荒子孙”。这与“大核民族”成一佳对。
在吴敬琏看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见董琳«吴敬琏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
作用最大的“资源配置”莫过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主体构成演化见图五：
图五：社会投资主体构成演化
在投资主体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2年后，服务于社区就业的集体经济和社会底层的个体经济也在下降。惟独以利润极大化为宗旨的“其他经济”（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外商等）迅猛扩张。饶是如此，吴敬琏先生仍然抱怨：“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莫非让资本家控制整个经济，才能令吴敬琏先生满意？在这样的状况下，货币循环只会迅速锁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根本无从谈起，而这却是吴先生留给政府的职责。到时我们的著名经济学家会不会以“无能”为由，要求更换执政者？
由此看来，主流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教义深可怀疑。
学者的“普世价值”
为了让市场自由到理想的境界，吴敬琏先生给政府开的药方中，设置了诸多限制。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戒律，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财富控制权力”（哈耶克语）。据说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状态，这个判断能成立，以下两个前提至少需要满足其一：或者，私人资本均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或者所谓“看不见的手”能有效遏制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考诸现实，若相信前者，非迂即伪；若相信后者，如何解释资本的指数增长与社会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事实上，连亚当•斯密对此也不托底，在出版《国富论》（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
然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这句话犯了众怒。曾有主流经济学家回应，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此言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专业定位于“科学”—回答事实判断问题。
致力于事实判断的科学，其学术规范是“真实”。这要求科学家不被价值倾向左右，不陷于“主义”之争，彻底地直面现实，用完整清晰的逻辑、确凿的证据，揭开复杂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而今的圣之时者们爱讲“普世价值”，对科学家而言，直面现实，一切论证只基于事实与逻辑，就是科学家的“普世价值”。与之相悖者，可以是政客、官僚、商人、策士、喉舌、讼棍……，唯独不能称为“学者”。有趣的是，这些角色那个都比学者挣钱多、势力大，却都有动机将自己打扮成“学者”。政客、官僚要打扮成“学者型官员”，商人要打扮成“儒商”，为此不惜购买甚至伪造学历，似乎一纸证书就能让他们变成学者。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
学者作为具体的个人，难免有价值偏好，比如马克思就公开宣称，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先生偏好何种价值，站在那个立场，钟情什么主义，是他的自由，别人无由置喙。但以学者的面貌出现，就必须遵循科学家的“普世价值”。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切与推崇，从未成为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只来自事实与逻辑。在他的理论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是论证的结果而非起点。恩格斯则不避讳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没有一丝“为尊者讳”的意识。所以，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在内的学术界，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本来意义上的学者。
然而吴敬琏先生的论证，回避完整清晰的逻辑，搅乱不同领域的问题，混淆微观与宏观，回避基本的事实与证据。由此作出的“事实判断”与科学的学术规范不相干；据此提出的国策建议，背后明显是资本家集团的私利，却要包装成社会公共利益。这样的工作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辩护。其成效如何？不妨上网看看公众的评论，这很难不让人想鲁迅对梁实秋先生的评价：“乏”，和古人的词：
“莫听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宋·朱敦儒«减字木兰花»）
（注：图表中未注明数据出处者，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历年«货币统计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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