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世界经济安全形势变化及挑战

江涌

安全与风险是一体两面，安全可以理解为认知、防控、化解风险。世界经济安全涉及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以及三类风险的混合或综合。1929-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性风险又叠加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由此导致持续数年的“大萧条”，影响深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化、信息化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在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之上，更带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对某一具体国家而言，除了一般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更为突出的风险是，对这些风险不能准确及时认知或应对不当而导致的政策性风险。

世界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采掘、制造、建筑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业）脱离了自然局限性，日渐兴盛。而在一定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下的非农产业，由于其在日渐复杂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产品或科技创新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因而也存在周期性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在整个19世纪，大约每隔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危机间隔缩短到大约每隔7-8年爆发一次。自马克思之后，经济周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如：为期3-4年的基钦周期，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为期15-25年的库兹涅茨周期，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此外，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还有为期150-300年的历史大周期。经济史学清楚地揭示，世界经济在周期中波动发展。

相关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只呈现趋势性，也有周期性。经济全球化与资本的跨国流动、理论界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国家的政策等等因素紧密相关。任何一个事物或运动都有其对立面，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趋势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周期性，与之相对立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趋势也有周期性。当全球化因素纳入人类正常思考、企业正常管理、政府正常调控的变量时，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素便为相应的风险。当今，周期性呈现的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

当今世界经济乱象丛生，风险多点呈现。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总量2021年增长9.7%，2022年将增长6.7%，预计未来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半导体稀缺和港口积压等诸多问题，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国际分工紊乱，不仅对国际贸易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特定领域的贸易，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大宗商品尤其是农矿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助推世界通货膨胀。目前在物流瓶颈和用工短缺等因素影响下，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持续推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供应链脆弱现象仍将持续。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重要原材料、燃料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国际通胀压力更大、较预期更为持久，对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构成威胁。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供应短缺驱动的通胀飙升可能更为持久，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到2022年年中将回落至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在年通胀率平均达到3.6%的峰值后，将在2022年回落至2%；新兴市场的通胀率预计上升更快，平均达到6.8%，然后回落至4%。

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周期性收割。发达经济体因为通胀率不断攀升（美国在2021年年底达到近40年最高的7%），预期管理（TAPER）、缩表与加息的意向明显，国际资金预计向美欧大幅度回流，一些（开放度大、监管薄弱、增长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下，易于发生货币金融危机。

两大结构性风险

事物的结构决定其性质和功能。石墨与金刚石成分相同，只是分子的排列组合（结构）不同，两者的性质和功能便大不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就是国际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从相对意义看，南升北降、东升西降、中升美降。因为力量变化，格局变迁，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世界经济安全。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集安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与美国不甘心霸权实力衰落之间的矛盾，都在不断激化；七国集团与金砖五国影响力此消彼长；霸权衰落，地区强国（伊朗、沙特、土耳其、印度、南非等）跃跃欲试，导致地缘政治格局更加破碎，国际秩序更加混沌无序。

最大的结构性变量是美中两个大国的矛盾，有难以调和之势，且日益尖锐。尽管中方不断表达没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雄心，但是美国铁心要遏制中国的伟大复兴进程，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经济指标来度量，2021年美国GDP为22万亿美元，中国GDP接近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80%。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性遏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政治、外交、舆论领域，用尽各种手段，不仅让中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也令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承受巨大压力，使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美国百病缠身，总体态势不断沉沦，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必须丢弃幻想，全身心地谨慎应对，并准备未来可能出现更为扑朔迷离的局面。

2021年10月，IMF发布《2021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2022年美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0%和5.2%，中国分别为8.0%和5.6%，印度分别为9.5%和8.5%。中美经济增速差距收窄，印度在后面加快追赶中国的速度。据估算，中国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前仍需维持4%-5%的年均经济增速。按照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中美两国GDP计算，中国若要在10年内赶超美国，需要保持每年GDP增速快于美国3.5个百分点左右，若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则需保持2.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优势。目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态势表明，中国在短期内要维持对美国的经济增速优势，还面临着挑战。高质量增长战略必须有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保证。

世界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风险，是经济的“虚实”结构，即在国际金融资本多年浸染之下，世界经济总体上不断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趋向萎缩，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增长（甚或动荡危机）埋下越来越多的隐患。2021年10月，IMF发布《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已经发出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措施资金总额约合16.8万亿美元，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2020年余额共达226万亿美元，余额和增加值均创历史新高。预计2021年全球公共债务高达88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97.8%；2022年该比值预计为96.9%，此后估计会稳定在约97%左右。随着美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政府债务不断刷新上限，债务危机逼迫美国货币政策不得不调整，预期管理（Taper）、缩表、加息等政策动向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无穷变数与巨大压力，极可能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引发局部金融市场大动荡风险。

中国房地产金融稳定不甚乐观，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监管趋严，叠加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房地产市场走弱。近期恒大集团爆出数以万计的巨额债务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尽管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表示，恒大集团债务问题是个案风险，远未达到行业风险的程度，但是国内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已更多地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是否有可能引发金融、地方财政、企业债务等一系列次生衍生风险。根据世行数据，2020年中国金融杠杆率大幅上升，债务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258%提高到285%；虽然2021年一季度小幅下降至280%，但是仍比疫情暴发之前高出约20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市场利率，中国庞大的债务存量意味着日益沉重的利息负担。据估算，非金融部门新增信贷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超预期大幅攀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再度攀升至10%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有所增加，二者剪刀差加大，工业企业承担了较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成本居高不下，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增添变数，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加剧系统性风险

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它又是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内每个元素、每个子系统都不可或缺，一旦某个元素或子系统出现失常，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各元素、各子系统相互关联，一个元素对其他元素、一个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风险在系统内集聚、无法分散，进而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自20世纪60-70年代后，科技信息化、经济金融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愈发走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变动，中东产油设施遭遇恐怖袭击，“欧猪五国”发生债务危机，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实则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情绪，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都会影响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当一国资金之涓涓细流因“羊群效应”急速抽逃而形成滚滚洪流的时候，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就会在相应国家发生，特别是那些只会跟随美国节拍跳舞的国家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为IMF和西方国家往往会开出齐天的救援价码。1997年东亚一些国家已遭遇过不幸，如果还是跟随美国节拍跳舞，就难免再次跌倒。

近年来，实际占据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榜首的是新冠疫情，以及背后可能存在或被炒作的生物战。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相关死亡人数已超过500万。多年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生产企业在获取原材料、维持合理库存和交付产品方面均承受重压。受极端天气影响、货轮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港口因疫情而封锁、防疫措施降低港口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海运成本高企、港口拥堵、交付延迟。从上海到纽约的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触及2万美元大关，而两年前不到2000美元。美国各港口船满为患，拥堵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集装箱船数量屡创记录，滞留其他各港口的集装箱数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疫情多点扩散造成大量服务类消费、接触性消费下滑，假日经济不振，旅游消费疲软，铁路航空运输受限。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导致欧洲、北美和亚洲芯片工厂陆续关闭，芯片供应短缺，汽车大幅减产；“芯片荒”的影响还从汽车产业蔓延至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疫情无情肆虐，加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恐怖袭击、“颜色革命”不时上演，地缘政治时而紧张等等，无疑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难度。

对风险的不当认知与应对带来的风险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①准确及时地认知和判断风险十分重要。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莫名的自信，认定经济问题总能够通过经济思维与经济方法来解决。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的源头或重要影响因素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而所选择的经济思维则是西方教科书所指定或认可的，这种指定或认可的经济思维，又集中表现为发展逻辑思维。例如，金融风险积累导致危机爆发，主要因为金融发展（深化）不够所导致，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金融发展策略，将使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服务更加有效。很多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被循循善诱的，结果导致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他们的发展成果不断被劫掠，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安全和发展应统筹协调，同步推进。不发展、不当发展、不充分发展、内卷化发展等等，都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问题，甚至看起来成功的发展，背后却藏有隐患。所谓“中国威胁论”抬头、中美摩擦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②但是，安全与发展又有区别：发展更多是面向未来，积极向上向善向好，努力更高更快更强，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安全更多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注重底线思维，遇事要往最好处努力、同时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和可能的威胁与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稳妥和安全，往往可能要多付出一些必要代价。历史经验表明，仅有发展思维，或仅凭安全逻辑，都很难达成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新时代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对于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安全问题，不能只有经济思维，还要考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过度的自信容易导致自满，从而出现预测不准、监管不力等问题。面对复杂的世界，必要的经济以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没有很好掌握，前人的经验被忽视，自己的思维被局限在狭窄空间中，就不可能赢得斗争的胜利。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22年第2期，作者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

注释：

①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②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上的讲话（201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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