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勇：混合战争——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作者：韩爱勇来源：学习时报 2019-02-02

【导读】混合战争，简言之就是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战争形态。随着指向大国周边的混合战争越来越成为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对于大国而言，维护周边安全的挑战将面临新的考验。

　　战争如此频繁，以至于有人认为，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就战争形态而言，今天的民族国家正面临着三种战争形态的威胁：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小规模非正规战争和由这两者整合出来的混合战争。混合战争，简言之就是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战争形态。混合战争的出现改变了战争原来的面貌，以至于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它的时候，就已悄然而至。它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挑战既是隐性的，也是现实的。

混合战争：从传统战争中

整合出的新型战争形态

　　混合战争理论源自美国军事学界，经历了一个由混合威胁到混合战争的蜕变过程。2005年版的《美国国防战略》最先提出混合威胁的思想：未来最有实力的对手可能会将破坏性能力与传统、非常规和灾难性作战样式结合使用。2007年由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海洋安全协作战略》首次把混合威胁视为现代战争的特点，并提出：通过创造性地运用低端和高端技术，非国家行为体、常规和非常规战术以及分散性计划和实施三者交织混合正日益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同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校弗兰克·霍夫曼撰写《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首次系统性探讨了混合战争理论。霍夫曼认为，在过去，常规作战和非常规作战虽然在战略上是协同的，但在战役和战术层面无法实现协同。但最近的一些战争案例表明，这种协同是完全可以的，过去将战争区分为“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两分法已经无法抓住未来战争的精髓。未来美军将要面对的是一种混合型的战争样式，需打赢一种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相混合的混合战争。

　　相比美国，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的研究迟至2013年才开始开展，但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2013年2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发表文章认为，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确定战争状态愈加困难，常规军事手段需要政治、经济、信息、人道主义及其他非军事手段的支持。2015年，格拉西莫夫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工作总结会议上专门作了题为《“混合战争”需要高科技武器和科学论证》的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了俄军对混合战争的理解。他认为，在现代冲突中，斗争所使用方法的重心越来越向综合使用政治、经济、信息及其他非军事措施方向转移。实施混合战争所使用的间接与非对称方法能够在不占领对抗方领土的情况下剥夺其实际主权。正是格氏对混合战争理论的开创性探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模式也被冠之以“格拉西莫夫主义”的称谓。

　　综合美俄对混合战争理论的研究，混合战争有五个特征：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等战争主体的混合;常规作战、非常规作战、恐怖袭击、犯罪骚乱等战争样式的混合;作战、维稳、安全、重建等军事行动的混合;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等战争手段的混合;击败敌军和争取民众等多种作战目标的混合。

　　这些特征也反映出混合战争相比传统战争的“六个变化”：一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在变。传统战争以攻城略地，通过对敌人实施摧毁达成战争目的;混合战争则重在改变观念、争夺人心，通过对敌人实施软杀伤来达成战争目的。二是战争主体在变。传统战争是国家、民族、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而混合战争的参与主体日趋多元，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还可以是两者的混合。三是战争界限在变。混合战争打破了传统战争和平与战争的界限，往往是不宣而战，同时在战争爆发前会有数年乃至十数年的酝酿期。四是战争空间在变。混合战争极大扩展了战争空间，将对抗领域由传统的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拓展至社会心理层面，实现了“物理域、信息域和人领域”三者的融合。五是战争力量结构在变。在混合战争中，信息战力量、特种作战力量、心理战力量和准军事战力量开始由辅助手段上升为主战力量。六是作战行动在变。除传统作战行动外，混合战争更强调运用外交战、经济战、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等作战行动，集中体现为信息和智力的对抗。尽管有如此多的变化，但混合战争并没有改变战争固有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和暴力属性。

混合战争出现的原因

　　混合战争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一是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影响。人口、资源、信息的跨国界流动日益频繁，使得国家和政治精英阶层对民众价值观念的灌输、引导和控制大为减弱，普通民众的价值理念日趋多元，社会不再表现为一个统一完整的理念板块，这构成了混合战争出现的心理条件。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为混合战争的进行提供了大量可资操纵利用的手段和力量资源，战争主体的多元性由此而来。全球化深入发展还带来先进技术的扩散，技术的易得性扩大了战争主体发动混合战争的能力。

二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在社会信息化时代，连结民众不仅仅是族群、血缘、文化等传统因素，还有信息、心理、价值观念等全新元素。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便于这些全新元素的传播，为“网络战”的实施供给了强大组织手段，同时也为混合战争大量实施精神和心理攻击提供了网络手段。

三是现行国际规范对传统战争的强制约。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对国家发动传统战争的权力作出了严格限制，但对混合战争这种隐秘的、新出现的战争形态的制约较弱。这样一来，传统战争和混合战争在国际规则规制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约束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混合战争的产生。

四是对传统战争模式的反思。美国之所以提出混合战争理论，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对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反思。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赢得了战场，却输掉了战争。战争不仅大幅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尤其是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大为受挫，更让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甚嚣尘上。这让美国意识到，争取人心而非攻城略地才是赢得胜利的根本。一个间接的原因是对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为期34天战斗的研究。这场战斗，以方约有120名军人死亡、40余名平民死亡，被击毁、击伤“梅卡瓦”坦克18辆;真主党方面约有500名军人死亡，近1200名平民死亡。尽管伤亡远低于对方，但它表明此前被主要发达国家军队奉为圭臬的“科索沃”行动模式的失败，即，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和高科技武器，通过典型的非接触作战，仅靠大规模突袭作战就能达成战争目的，而且优势一方可接近实现战场零伤亡。可以说，美国提出混合战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一贯推崇的“技术决定”的校正和反思。俄罗斯则从“颜色革命”、科索沃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研究中找到了混合战争的灵感。

混合战争带给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混合战争的兴起有可能使得核威慑平衡与经济相互依赖下的大国间的战争行为变为现实。作为一种战争形态，混合战争并不是一种大规模的战争，其目的也不在于攻城破国而是争取人心，在于制造一种“可控的混乱”。与此同时，它针对的并不是大国本身而是大国的传统地缘政治范围和周边地区，恶化大国的周边环境却又不与大国直接对抗。混合战争的间接性、长期性和非正面对抗性，使得它很难被认为是国家行为，这就意味着核武器并不能保障国家免除战争的威胁，至少大国间发生混合战争的可能是存在的。

混合战争因为非对称和非暴力手段的使用而大大降低了战争的成本，战争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混合战争核心打的是信息战和智力战，高度依赖网络、舆论、外交、心理、人文等非暴力手段。这样一来，战场的硬投入其实是下降的，对发动混合战争国家的经济要求并不高，但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酝酿时间，以待战争的对象国内部出现有利于己的变化。其结果是，混合战争的时间成本要超过经济成本。这对于经济不太景气的国家而言，依然算得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战争机理上讲，混合战争也注重对“低端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和对“非国家行为体、常规和非常规战术以及分散性计划和实施三者交织混合”，这些做法虽然追求的是战场效果的最大化，但在客观上也降低了国家发动战争的经济成本，战争也将由此而变得廉价。同时，混合战争本质上是一场有限战争，其目的也是制造一种可控的混乱或者说是一场可控的危机，为未来目的的达成塑造一种有利的态势。有限自然也就意味着成本的可控。

混合战争对国家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提出了新挑战。混合战争依赖军事手段、信息手段、网络手段、舆论手段和外交手段等诸多手段的协调配合以产生最大的战场效果，更离不开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和国防指挥体制的高效运行。这说明国家力量强大固然重要，但整体力量结构是否合理，同时能否集中、迅捷、有效地使用已有的力量并打出组合拳则更为关键。否则即便拥有强大的力量，可能依然不能适应和胜任混合战争，一样会在战场上摔大跟头。

　　当然，随着指向大国周边的混合战争越来越成为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手段，对于大国而言，维护周边安全的挑战将面临新的考验，这也对国家应对国际重大危机和塑造地缘政治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的能力提出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