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之星”受多家境外组织资助煽动工人

“我对我的犯罪行为给企业、给社会、给工人带来的损失表示道歉，对给家人带来的巨大伤害表示深深的愧疚。也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要再上某些境外组织的当，对自己的权益必须通过合法方式和渠道去维护。”9月26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二法庭内，被告人曾飞洋当庭鞠躬，深深忏悔。

当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当庭宣判，3名被告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因有悔罪表现和法定从轻情节，均宣告缓刑。3人当庭认罪，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曾几何时，身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的曾飞洋，以“工运之星”的“美誉”名噪一时，还获评“年度公益人物”。如今，随着法槌落定，曾飞洋的真实面目以及其背后的某些境外组织企图对中国实施渗透破坏、实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阴谋，也随之浮出水面。

台前“领袖”台后“马前卒”

站在被告席上的曾飞洋，神情黯淡、满面愧疚，已不复曾经媒体镜头前的神采飞扬。在他的供述中，将自己称为“某些境外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马前卒”。

办案人员的调查揭开了这个“工运领袖”不为人知的一面：曾飞洋，真名曾庆辉，1974年出生，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交换，换取一名叫曾飞洋的同乡的学籍再次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他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2001年，曾飞洋成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我是学法律的，参与成立‘服务部’，为一些打工者提供了法律帮助。后来，我接受了一些敌视中国的境外组织的培训和资助，按照他们的要求煽动组织工人以极端方式维权，把事情闹大，制造影响。”曾飞洋在法庭上说。

该“服务部”号称“国内第一个劳工NGO”，在国内活跃10多年之久，2007年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后，曾飞洋仍然以“服务部”名义组织“劳工维权”行动。作为“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屡屡见诸于境内外媒体报道中，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于2014年加入“服务部”。身处其中，汤欢兴却发现“服务部”的另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按照曾飞洋的说法，“服务部”的经费来源就是境外组织的资助。

在曾飞洋控制下的“服务部”，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大多被冠以“合作项目”的名义。在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朱小梅看来，这些项目的真实目的“不那么简单”。

“‘工会领袖研习班’这个项目是2015年8月提出的，由曾飞洋和我负责，培训对象是以往维权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工人代表，都是曾飞洋选定人员，再通知他们来参加。”朱小梅供述，“工会领袖研习班”的教材由曾飞洋提供，主要内容是西方工会的由来、工人停工案例、组建改选工会等。

“曾飞洋批评我说，我讲课思想层次不够高，认识不够高，都是照本宣科，备课工作没有做到位，要多思考多积累。”朱小梅供述。

为了让朱小梅“多积累”“备好课”，曾飞洋曾派她赴印尼、香港等地接受境外组织培训，了解境外组织下一步给“服务部”的任务，然后回来落实。

证据显示，曾飞洋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以组织中国“劳工运动”并向境外报告情况作为条件，换取境外资金支持。

从2010年起，某境外组织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经费。按照要求，曾飞洋定期提交项目进展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等。该组织有时候还从幕后走到前台，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活动，并在工人停工谈判现场作出具体“指导”。

曾飞洋还供述，境外组织的督导人员曾通过暂扣项目经费的方式施加影响，“保证我与‘服务部’完全按项目要求及他们的意见行事”。

以“维权”为筹码博名牟利

“‘服务部’介入诸多劳资纠纷事件，表面目的是替工人维权，但实际目的是扩大服务部的名气及影响力，特别是在境外的影响力。”汤欢兴供述，“产生的影响越广泛，‘服务部’受到的关注越多，曾飞洋的名声和地位越高，接下来向境外申请资金就越有利。”

曾飞洋曾声称：“我们有任何建议都是给工人代表参考，决定权都在工人。”

然而，“服务部”组织的维权行动从始至终，曾飞洋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把控主导。

曾飞洋还声称：“我们服务部介入劳资纠纷的立场是一贯的，都是站在工人角度上介入，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服务部的角色是协助者、支持者，不派谈判顾问，不到现场。”

然而，在维权事件中，“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另案处理）奉曾飞洋之命操控选举工人代表，在停工现场指挥，不断怂恿煽动、将气氛引向狂热，毫不顾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曾飞洋的供述解释了他的口是心非：“我被一些境外组织鼓吹的某些理论蒙蔽、迷惑和洗脑了，也被名与利所左右。自开展劳工维权以来，我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可是我对名的追求没能停止，还继续渴望在劳工NGO领域扮演元老前辈角色，享受被同行尊敬的感觉。”

除了博名，劳工维权也是曾飞洋的生财之道。2002年起，曾飞洋以“服务部”的名义接受多个境外组织、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费支持，总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经费被他中饱私囊。

汤欢兴供述称，境外组织到底资助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他和“服务部”其他人并不清楚，“服务部”账目也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办案人员查明，有的境外组织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自己的境内个人账户。有的境外组织将资金兑换人民币后，由曾飞洋到香港带现金回来，或者转账给其个人账户。曾飞洋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大量境外资金据为己有，不仅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2套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名下，再租给“服务部”，套取更多资金。据曾在“服务部”担任财务人员的蔡某举报，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报销。

对外，曾飞洋却标榜自己“身为公益人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并以此要求“服务部”其他人员。

“‘服务部’曾经拖欠我几个月工资，我问曾飞洋什么时候发工资，他说有一笔外国使馆的钱快到账了，到时候可以发，但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一部分工资。”朱小梅供述，“我们在‘服务部’上班也没有签合同，曾飞洋拖欠工资，没加班费，我曾问过曾飞洋，他就说做公益要有付出精神，让我们不要计较这些。”

枉顾工人利益煽动停工

汤欢兴供述，曾飞洋带领“服务部”介入劳资纠纷事件，就是迎合某些别有用心的境外组织的要求。“那些境外组织的要求是，将劳资纠纷闹得越大越好、越乱越好，然后他们再以此做文章抨击中国政府。”

按照曾飞洋确定的分工，在维权行动中，孟晗负责会议召集和现场协调指挥，汤欢兴负责宣传鼓动，朱小梅负责联络协调。曾飞洋对汤欢兴总结梳理的现场图片、文字修改审定后再发给媒体，在境内外网站传播，他本人还频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外媒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曾飞洋等人利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利得鞋厂的劳资矛盾，挑动矛盾逐渐升级，组织煽动工人进行三次集体停工。插手工人维权的过程中，曾飞洋等人幕后策划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出工人代表，并通过所谓“培训”，告诉工人不要走政府渠道解决问题，而要组织集体停工向厂方施加压力。

第二次停工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但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方面的手续问题，补偿款到位还需一段时间。就在这一关键节点，“服务部”人员造谣称厂方忽悠工人，要求继续停工。

了解实情、希望理性解决的工人代表们拒绝了这一命令。不料，2015年4月19日晚，“服务部”突然连夜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散播“5名工人代表收了公司、政府黑钱，出卖工人”的谣言，宣布罢免该5名工人代表，选出新的工人代表。

“真实原因是我们要求5名代表召集工人给厂方施压，但被这5人拒绝了，他们不听我们‘服务部’的，还说利得工人的事让工人自己解决，曾飞洋决定罢免他们，重新选出听话的代表。”朱小梅供述。

“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而是要以激进的方式维权。”工人代表李某某说。此时，工人代表们才意识到，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停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

次日一早，第三次停工即告开始，持续了6天5夜。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一些亲历者至今心有余悸——

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准任何车辆和货物出厂，每个人进出厂门都被强行开包检查。部分工人还冲到附近马路上，一度导致周边交通堵塞。厂区内一片混乱，千余名工人高呼口号示威游行，全厂2500多名工人全部停工。部分工人想上楼休息，但被守在通道口的工人代表言语威胁，逼他们继续参与停工。多名管理人员被工人围堵、强迫道歉，还有管理人员被无端辱骂、扇耳光。一名女工在厂里生病晕倒，公司安排车送她出去就医，却遭到门口工人的阻拦……

最终，厂方作出重大让步，“服务部”才让工人统一复工。停工期间，该厂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正常生产秩序被严重破坏，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周边交通秩序和群众生活也受到影响。

“回头看，利得鞋厂三次停工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是‘服务部’和曾飞洋。”汤欢兴供述。利得案例是近年来赔偿最多的一次，被鼓吹为劳工维权历史性的事件，“服务部”的招牌更响了，曾飞洋在维权圈的地位高涨，更多追捧者纷至沓来。但真正的受损失者除了工厂还有工人，“工人得到短暂利益后，工厂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经营困难，很多工人因此失业。”

据曾飞洋本人供述，在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维权、广州市番禺区高雅首饰厂工人维权等10多起集体维权行动中，均有“服务部”介入其中，遥控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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