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防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我们无法确定物质性权力(又称“硬权力”，即hard power)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否确已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观念性权力(又称“软权力”，即soft power)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在上升并日益受到重视。在当今个性化和人性化社会的趋势下，“统治思想越来越采取‘软实力’的方式，‘普世价值’就成为其最为理想的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标榜为“普世价值”并在全球强力推广，大行渗透、干涉、颠覆他国之能事，“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相关国要么因意识形态与生俱来的隐蔽性而看不清问题的实质，要么对之束手无策。这是一场不同于国家间硬实力直接碰撞的特殊战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三大战争：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三大战争中，意识形态的战争，因其越来越显示出相对于军事战争和经济战争的独特性而备受各国重视”，“意识形态竞争甚至被人们喻为和军事、经济战争并列或更凸显的第三种战争”。非西方国家或与西方疏远的国家常常在西方国家发动的单向透明的意识形态“隐形战争”中损失惨重。

　　随着苏联的解体，极少数不愿卸下“西方中心主义”有色眼镜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价值观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冲突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于是他们高呼“历史终结”了。其实，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并未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的世界似乎已经被一个更恐怖、当然也更令人困惑的世界所取代：一个充满着热战(hot wars)与文化战(culture wars)的世界。事实上，西方国际政治学者从未放松过对意识形态权力的关注。如亚历山大·温特认为，离开观念分析权力和利益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权力的意义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决定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宣称“历史终结论”，散布意识形态冲突终结的谣言以蛊惑人心;另一方面却采取措施加强自身软权力，强化对潜在对手的意识形态渗透，借助意识形态霸权打击新兴国家势力，巩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崛起中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内面临着“意识形态陷阱”，这种局面由于中国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劣势而被强化了。在稀土贸易问题上，美日欧高举自由贸易大旗，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压，连美国媒体都承认自己政府的虚伪;在军事领域，西方媒体刻意炒作、散布“中国威胁论”。仅就中国军费而言，中美两国国土规模相差无几，但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尚不足美国的1/6，无论是占GDP比重还是人均水平，中国军费支出均远低于美、英、法、俄等世界主要大国。即使是就西方普遍关注的中国军费增长速度而言，印度亦远比中国醒目。但西方媒体却刻意淡化甚至掩盖上述事实，反而蓄意渲染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美国《华盛顿邮报》更大胆臆测，到2015年中国的军费支出将超过其所有12个亚太邻国军费总和，认为中国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周边形势和国际环境波谲云诡，我们应当未雨绸缪，慎防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否则，将对我国的和平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

　　意识形态常常与一国的历史、文化、教育纠结在一起，“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马克思指出，人的情感和观点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的，但“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其实不然，意识形态具有与生俱来的阶级性、隐蔽性、欺骗性、功利性、排他性、非对称性，“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往往隐藏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它们能否实现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当事方在意识形态竞争中处于什么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西方国家盘踞着国际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他们凭借着经济军事优势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为自己谋取权力，损害乃至牺牲他国利益，弱势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走出本国范围，在全球意识形态竞争及权力角逐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带有西方化、美国化的特征，表现出强势经济的主导性。随着全球问题的层出不穷，西方发达国家借解决全球问题之机，编造种种谎言，极力宣传“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族主义狭隘论”等，蓄意铺设一个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西方国家携“主权过时论”要求民族国家以“全人类的利益”为重，放弃或让渡自己的国家主权，从而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终走上西化的道路。陷入“主权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意识形态陷阱的国家，须遵循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压缩，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同化中渐失主体性，生存合理性受到极大挑战，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也在西方“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下受到极大干扰。“主权过时论”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使后发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被边缘化，并最终归附于西方。对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第一，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并不就是西化，现代化道路也并不只有西方现代化这一种模式。中国应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立足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国情，瞄准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世界局势所困，不为意识形态陷阱所蔽，始终奉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意识与世界视野相交融、特色发展与世界文明进程相统一的发展原则，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让世界人民分享中国经验，为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内外兼修，塑造形象，增加意识形态话语权。“目前在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并不占优势。由于历史及技术原因，全球舆论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手中”，“‘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根本扭转世界意识形态竞争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在国内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走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自主发展之路，在国际政治领域构建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信念，凝聚人心，激发动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杂音，破除中国的崛起必将走上资本主义国家“国强必霸”的逻辑;在国际上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拓宽宣传渠道，优化传播方式，主持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包容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猜疑，以和而不同的理念领航全球化向和谐世界目标发展，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成就，并在此过程中增加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第三，转变理念，科学谋划，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都必须系统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应全面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令世界瞩目，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创造了令人目眩的奇迹，但是在世界上却没有形成与此相应的文化影响力，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并没有获得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应有的尊重。全球化既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命题，同时还是一个思想文化命题。

　　当今世界竞争日趋激烈，不仅有传统的经济、军事竞争，而且越来越表现为新型的政治、文化竞争，其焦点是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最大的危机与挑战是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与挑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鉴于此，我们需要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去，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科学谋划文化发展战略，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仅有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慎防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不仅需要一个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稳定、军事上强盛的中国，也需要一个文化上先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独立性和吸引力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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