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治理研究

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治理研究

雷学军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新时代，全党自上而下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全力整治“四风”。经过几年的努力，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得到遏制，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仍然顽固存在，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极大地破坏了党群关系，已成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障碍。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并指出“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

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定义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表现在官员身上的各种无实际作用或危害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公务（公职）行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常与腐败交织在一起，是一些官员以权谋私的“道具”和“障眼法”。形式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是披着伪善外衣的恶人，是寄生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上的癌细胞。

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起源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与组织和私利伴生，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时期。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之所以要有组织，就是因为组织可以有效地实现人的目标。人在执行组织赋予的权力时，一旦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甚至出现腐败。

（一） 形式主义的起源

我国古代君王谥号制度的创建初衷是好的，即用几个字对去世国君进行个人总结。但好景不长，国君谥号从周代的平均1-2个字，逐渐演变成清代的平均25个字，谥号制度变成了古代最大的形式主义。帝王出巡和诸侯千乘之驾，也都是高级形式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信用缺失、君臣异心，君主已经无法依靠道德来维护其统治，劫君弑主、篡权夺位的事情时有发生。先秦法家韩非子提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和“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主张用法律形式主义维护君主专制。“泱泱中华，礼仪之邦”，可不少仪式裹挟着各种利益，沦为了形式主义。“晋文公好恶衣”和“楚王好细腰”两个故事更是映照出了满朝臣子的谄媚之态，即《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资治通鉴·隋纪》中“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也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金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首届“千秋节”结束后，大臣们纷纷向唐玄宗敬献各种精美的铜镜。唐玄宗也在铸镜业最发达的扬州定制铜镜，颁发给四品以上的官员，并命名为“千秋镜”，此后几年进献“千秋镜”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据《鸡肋编》记载，南宋初年，金兵南下，屡战屡败的南宋朝廷设立了一个“几乎赏”，意指“几乎要胜利了，差点要打赢了”。损失惨重的将领们用子虚乌有的理由邀功请赏，使皇上听了脸上有光，朝臣们听了心里激动。可见一旦对形式主义产生思想依赖，就容易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把坏的看成好的，把问题当作政绩。

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八股文为主要形式。实际上，唐朝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帖经、墨义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态。到了南宋，程朱理学兴起，考试范围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书之内。到明清时，这种文体变得更加死板，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均要相对成文，且字数限定，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只能重复搬弄，敷衍成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建言格式序》记载：“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说，“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八股文“繁文缛节，篇幅冗长”，空话连篇，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愚弄和奴化知识分子的手段，是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

最高端的形式主义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建立了某种不可更改的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既定目标。典型代表是近几百年的西方文明，在全世界到处推广他们的制度、模式，其效果并不理想。西方民主制度的出发点本质是好的，却总是败给现实——因为政客“假大空”的风气严重，喜欢说大话、讲空话、喊口号。意见不同、党派相争时便演变成口水战，大多流于形式，很少有人付诸实际行动，逐渐将他们原本引以为傲的“西方民主制度”推向了严重的“形式主义民主”的深渊。

（二） 官僚主义的起源

起初，“官”本是臣吏之居所，意思是为君主和朝廷办事者的处所，或管理群众的处所，如《礼记·曲礼》中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郑玄注解的“官谓板图文书之处”。后来，“官”逐渐引申为对有政府职务人员的称呼。据《仕赢学》记载：“夫上古无官，当时是也，民衣褐而穴居，食则同食，寝则同寝，无以己之私。而三代以下，丰饶日渐，仓有余廪，厩有余畜，民始有私。乃举贤人，设百官。”《礼记·王制》记载：“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故《周礼》云‘设官分职’，通卿、大夫、士也。”且早在尧、舜时代就产生了官吏升迁和考核制度，据《尚书·虞书·舜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僚”，原意有三种解释。其一，指古代一种服苦役的官奴，如《左传·昭公·昭公七年》中的“隶臣僚，僚臣仆”。其二，指官，官职，如《尚书·虞书·皋陶谟》中的“百僚师师”，《诗经·小雅·大东》中的“百僚是试”，《咏史》中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其三，指一起作官的人，如《礼记·曲礼》中的“僚友称其弟也”和《后汉书·郑玄传》中的“显誉成于僚友”。

从语言的意义上说“官僚”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官员”的意思，本是中性词，但是几千年来人们受到官僚的压迫，在语言的演变中赋予了其贬义色彩。最初的官僚是非职业化的，且在国家出现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状态。至夏商周时代，贵族政治斗争中已出现了官僚的身影，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全新的发展，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第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体系。汉承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奉常、中尉、卫尉、少府、廷尉、典客、郎中令、太仆、宗正、治粟内史，分别掌管宗庙礼仪、徼循京师、宫门卫屯兵、山海池泽之税、刑辟、诸归义蛮夷、宫殿掖门户、舆马、皇亲国戚、谷货等。汉代数任统治者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秦的官僚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基本框架。唐朝官僚职务进一步分化，实行三十品级官制，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到了明清时官僚集团更加庞大，为了减轻对其薪水的负担，当时的朝廷实行官员按照等级划分拥有不同的特权以及比较低薪水的政策。因此底层的官员为了获得更大的特权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导致当时官场贪污腐败成风、行政效率低下。中央朝廷为保持政令的实行，增加了更多的机构和办事人员，造成官僚机构恶性膨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盛行。

同样，西方的“官僚主义”并不是诞生伊始就被视为洪水猛兽。官僚主义源于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中的官僚阶层则是官僚主义的行为主体。以西欧为例，西欧的社会发展过程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贵族社会、民族国家兴起时期以及民主社会。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指出：在德拉科以前，古时政体的官职有君王、督战官和执政官。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中写道“雅典通过政府机构控制官僚的权力”。到了封建贵族社会时期，出现了采邑制及一套严格的爵位等级制度（王、公、侯、伯、子、男、骑士），各等级之间有严格的隶属关系。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传统等级制度势微，新型的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崛起，成为国家内部不可小觑的力量，并日益承担起社会管理的任务。这一时期的社会管理体系已不能简单靠采邑制和爵位等级制来维持，于是，官僚政治开始形成，西欧的君主们在自己的王国内拥有一切权力，官员由君主任免，有禄无地，且职位不能世袭。人都是有利己心的，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社会管理体系主体的官僚阶层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会管理体系存在缺陷或赋予了官僚极大的权力，官僚的利己行为得不到监督与控制时，官僚主义就产生了。

（三）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说到底是腐败分子的“道具”和“障眼法”，它们有时会单独出现，来回折腾、反复干扰，增加工作负担。但更多时候，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紧密纠缠在一起，相互借势、共同发威，犹如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是表，官僚主义是里；形式主义是果，官僚主义是因。形式主义的要害在于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求表面，不顾实质；只图虚名，不求实效。官僚主义的要害在于只重权力，不重责任；只图上级满意，不顾群众感受；只重主观意图，不顾客观实际。

上级不顾实际，下级应付差事，官僚主义催生形式主义，变得更加令人生厌，更加让人不可理喻；形式主义借势官僚主义，虽然臭名昭著，却能经常听到表扬和夸奖，反过来助长官僚主义。例如那些永不停歇的文件、无休无止的会议、空洞冗长的发言材料，以及还未实践就写好的经验总结、检查考核中的彩排预演等，都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共同演绎的结果。二者相互作用，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与利益带来了严重危害，加大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治理难度。

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特征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实际上是某些人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复杂，把复杂的事情做简单的现象，是腐败分子的“道具”和“障眼法”。形式主义有多种表现，本质只有一个，重形式而不重实效，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也有多种表现，但本质也只有一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那就要玩虚的，做表面文章。于是，形式主义就成了官僚主义者最喜欢、最擅长的谋官保官手段，官僚主义者也就成了形式主义最好的保护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发展变化不断变异，且残存下来的必然会变得更加隐蔽狡猾。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特征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二者始终相互借势、如影随形。

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就明确提出“社会公仆”与“人民勤务员”的概念，强调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防止公权力异化；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防止公共责任失位与公共责任缺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提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一部分党员沾染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气，高高在上，习惯于发号施令，甚至违法乱纪、破坏党群关系。他将官僚主义视为“脓疮”、把官僚主义者称为“最可恶的敌人”，号召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反对这种敌人、征服这种敌人、惩办那些犯有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人，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最终一事无成。

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于交通不便，政府对官员的监管极其困难，“钦差出巡”与“微服私访”等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管手段空有力度而频数不足，以至于“天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时期人治大于法治，官职的升降在于上级的评判，上层官员手眼通天，下层官员阿谀奉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可谓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主席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933年又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并指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不理不睬敷衍塞责的怠工和命令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1963年在《反对官僚主义》中生动地刻画了官僚主义：高高在上，狂妄自大，蛮横专断，颐指气使；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人浮于事，不务正业，遇事推诿，办事拖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等等。此外还提及了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今天看来，其认识之深刻、概括之全面，仍叹为观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形象地给新时代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画了“肖像”：形式主义具体表现为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且能力不足而“不能为”、动力不足而“不想为”、担当不足而“不敢为”，以及在从严治党过程中出现的无利而不愿为、无心而懒作为、居功而不再为、居过而不敢为、应付而慢作为、积极而反作为等形形色色的“为官不为”现象，都可谓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变种。

党的十九大以后，新华社发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一文中所列举的十种现象，即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但“事难办”；一些地方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地方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地区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干部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把责任往上推；一些地方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报、听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都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表现，也都是典型的“为官不为”新现象。

四、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不是新时代骤然产生的，而是过去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所以顽固难治，是因为其时间之长、程度之深、范围之广、相互借势、玩小圈子、手段阴险、方法狡诈、极重难返，已成为腐败分子的一种需要，一种时尚，一种享受，一种习惯，一种向往，必须予以击破。

改革开放需要有文化、懂专业、会管理的各类人才，而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是学历、学位、文凭、专长和职称，忽视了德育标准。一些人把学到的知识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忘记了党、国家和人民含辛茹苦的培养。一些党员干部盲目追求GDP增长，贪图过好日子，忘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艰辛，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长期宣传鼓励个人致富争先过好日子的大潮中，一些干部职责越位错位，充当了“企业家”的“导师”，一些干部和老板结成了“买办干部”或“买办领导”，逐步出现了严重的以权谋私的贪腐现象，如插手干预招商引资、办厂经营、资产重组、改制、贷款、集资、期货、股票等经济活动，一些官员及其家属还持有企业的股份或股票，“官”“企”共同发力推动GDP快速增长。由于缺乏对干部和市场的监管经验及配套的管理措施，部分干部巧妙地把私人单位（私企）的血管与国家的动脉血管无缝连结，从而吸取国家的“血液”和“营养”，成为了“官企寄生虫”。工作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有钱过好日子就行。同时，屏幕上充斥着好吃、好喝、好穿、好看、好玩、好乐的广告和宣传片，把西方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统统搬到了中国，负面影响之大之广之深，导致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破坏了生存环境，枯竭了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失衡，引发了气候灾难，出现了生存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并强调“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本意是充分利用光合作用机制，通过扩大光养生物的繁衍面积和空间，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吸收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调节生态平衡，获得生物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形成大自然、大环境、大生态、大碳汇、大资源、大经济、大数据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实现社会经济生产总值与自然生态生产总值平衡发展新模式，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与气候灾难等问题。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不深入学习理解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意义，没有效率指标，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私企）承担项目，用盈利的方式从事生态文明公益事业，项目立项、招标和验收的内容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理、定义、目标、方法、流程、成果毫不相关，结果造成国家每年少则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多则可达数千亿或数万亿的经济损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本意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吸收温室气体，控制因使用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调节大气圈碳热氧平衡，维护地球上水、汽、冰共存的气候平衡状态，减弱减少自然灾害。由于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及专家不认真学习领袖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科学知识，不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甚至盲目崇拜、模仿或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推行“虚拟”的碳排放权“配额指标”交易，指定政府机关设立的中介机构（私企）搞碳普查、碳核算、碳核查、减排方案、减排项目，勾结国外反动势力说草没有碳汇，反对中国人提出的“光合作用就是碳汇”“草本碳汇”和“创建零碳（碳中和）发展模式”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性成果，或加以诟病、谩骂、侮辱、丑化、打压，导致错过了二氧化碳减排的极佳时机。国外有这样的人，国内也有这样的人。致使大气二氧化碳越减越多，气温越来越高，造成大气污染、灰霾肆虐、资源破坏、生态失衡、气候变暖、臭氧穿洞、冰川融化、冻土释毒、疾病流行、海面上升、海啸增多、地震火山频发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无法挽回的灾难。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要根据区域光合作用与生物氧化的平衡来确定生态红线的面积，即生产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释放了多少热量，消耗了多少氧气，就要保护吸收封存等量二氧化碳、热量和释放等量氧气的生态面积。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迟迟不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用地”管理制度，使生态建设项目无法落地。他们沿袭旧的思维方式，认为生态保护红线是“禁区”，是“无人区”，任何项目都不能上，搞“一刀切”；一些地方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时，只简单地以面积、海拔、行政区划或山系等因素作为划定标准，而没有统筹考虑平衡、保护、发展与治理的关系；一些地方对划入的保护区没有统筹论证，直接把分散在各个部委、在不同历史时期设置的各种保护区划入红线范围；一些地方将大量农村居民点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很多数量的永久基本农田，仅以“开天窗”的方式扣除；一些战略性的资源勘察活动，没有留出明确的空间，短期和中长期重点项目建设面临两难境地。这些做法给自然资源综合管理、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却阻碍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有效开展。一些公务（公职）人员作风不严不实，对分管领域的环境问题疏于监管、查处不力；一些公务（公职）人员在整改中不敢动真碰硬，让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些公务（公职）人员没有尽到把关职责，让不具备资质的企业通过审批；一些公务（公职）人员在企业整改任务未完成的情况下虚报整改情况；一些公务（公职）人员“公权私用”，在环保项目招标过程中给打招呼的单位量身定制招标条件，违反公平竞争原则；一些国家、单位、个人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上互相推诿扯皮或缺乏协作，需知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没有国界和地区之分的，大家应该承担起共同保护、共同治理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说：“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各相关部门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使各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而有些省市自然资源部门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给破坏生态、增加污染的个人和民营企业，却对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有农用地不予划拨，还大唱“法无规定不可为”，然而，为人民服务是没有法律和行政障碍的。更有甚者，在一个项目中只给“科研建设用地”办理出让手续，对符合生态项目准入条件的配套国有农业科研用地十年不予划拨，极大地违背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存在畏难情绪，缺乏攻坚克难精神，对一些重大民生项目管理不善、推进不力；一些领导干部对土地出让的管理不规范，或“官商勾结”“官商一体”搞房地产开发；一些部门在违法行为执法查处、后续跟踪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慢作为、消极作为等情况，使违法行为未能得到有效处置。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医疗卫生工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基层、边疆等缺医少药的薄弱区域，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可卫生管理部门不严格整治私医私药，造成医疗医药泡沫经济，坑害了人民群众；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于获得的医疗资源少，条件差，待遇低，导致人才断档，甚至无人应诊；一些干部在贯彻落实惠民政策中不守规矩、随意决策，让好政策变了味；一些公务（公职）人员收受医疗机构和患者礼品礼金，索贿受贿，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计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为不属于医保范围的人员办理医保待遇，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冒名、挂名等虚假住院；一些医疗卫生人员多设检查项目、开大处方、乱收费、违规网下采购药品、伪造医疗文书和票据；一些公务（公职）人员吃拿卡要、优亲厚友；一些医院在窗口服务中不按照权力清单和业务流程开展工作，导致群众看病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据《社会保险费申报缴费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0.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即单位为员工补缴多少钱的社保，就要缴纳相应数额的罚款，否则不能补缴。这无疑增加了企业负担，使大批企业因无力支付滞纳金而倒闭，令经济发展雪上加霜。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大部分企业无法正常生产，为减轻企业负担，国家相关部门发文减免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出发点是好的，但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给本就脆弱的社保养老金带来空前压力。既要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又要让国家可持续发展，坚持务实避免流于形式，社保领域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整饬追责势在必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中央提出深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定《反返贫法》，以制度阻断返贫，治理体制性贫困、灾害性贫困、事故性贫困，惩治懒惰性贫困，铲除滋生贫困的条件。注重对贫困户的技术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引导贫困人群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治贫转变，使贫困人口真正脱离贫困。可有的地方执行时却走样变味，文山会海、层层填表、数字脱贫、花样繁多、重复不止、朝令夕改。一些地方犯“急躁症”，出台一些急功近利的帮扶措施，导致假脱贫或返贫；部分地方“造亮点”“堆盆景”，搞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工作不认真负责，审核把关走过场，导致错评漏评；一些地方为了做到精准识贫、精准扶贫，制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写，并在贫困户家中贴挂许多户主看不懂的宣传材料、版面等；一些基层干部忙于填写各类表格，加班加点，甚至无暇进村入户调研办实事；一些表格需要贫困群众亲自填报，但表格设计太复杂，填写项目太多，而且有很多群众弄不清楚的术语；一些地方检查考核出现偏差和误区，滋生“迎检文化”，追责泛化、简单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教学秩序的有序维护，关系着培育造就一大批推动事业薪火相传的优秀人才。然而，近年来，各种考评、比赛、评估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工作刚安排就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严重干扰正常教育教学活动；有些学校或教育部门强制要求教师每天在微信群中上传工作照片、视频，重留痕轻实绩；有些教师为了表明工作“真干了”，照片、视频、签字确认一个不落，甚至组织补拍、摆拍，心思都花在了与教学无关的事情上；有的地方培训走过场、搞“摊派”，人数不够教师来凑，让教师疲于应付；有的管理部门将自己承担的法规普及、宣讲等工作“甩”给学校；有的地方搞庆典、招商、拆迁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也要找教师、进校园；有的同志积极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却对自己本职工作敷衍了事，以致教学质量不高；有的院校层级过多，机构臃肿，指挥的人多，实际干活的人少，互相推诿扯皮，打官腔，效率低下。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皆没有在国外发表论文，却是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重大科技成果，为中国文明和全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的科技评奖，大多将“论文、职称、学历、GDP”作为评价机制，偏离了产出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发现、是否具有创新”的本质，易导致学术界出现浮躁、学术不端、唯利是图的现象；一些地方评奖的时候甚至还对年龄、工作单位、工作时间作出要求，严重阻碍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忘记了核心技术的背后还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评奖时只考虑前沿技术或核心技术研究，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甚至是直接砍掉；课题时髦、文章多的那些人（如“洋砖家”）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那些人反而成了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一些参加鉴定和评奖的成果质量低劣，但经申请人一番“梳妆打扮”，却变得“光彩夺目”；一些人因为职称评聘或其他方面的特殊需要，通过贿赂等手段打通评委“关节”，请求评委予以特殊照顾。这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行为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背道而驰。长此以往，一个民族敢于用别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问题的科学素质将会被彻底消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评院士要有“发现”“发明”和“创造”，要提出原理、定义、目标、方法、流程和成果。目前院士评选是根据院士投票结果对候选人进行的排序和淘汰，仍是一种非常机械化的淘汰制。由于新学科的发展，院士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熟悉也容易导致评估结果不公平，一些做得很出色的候选人可能因此被淘汰，也为候选人活动造势甚至送礼拉选票创造了条件，比如送名贵烟酒保健品或邀请院士做学术报告等来拉拢感情；某些学科中，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人不听国际重要科学家的报告，而为了当选院士的投票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科研经费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保障，经费落实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取得科研成果的效率。可目前项目申报流程和报销流程依然繁琐，这无疑会占用科研机构的大量时间，拖延项目进度，甚至贻误技术攻关的最佳时机。经费分配不看学术能力，反而看单位级别、行政位置和公关能力，“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把做实事的专家拒之门外，甚至很多经费被“中介”“老板”层层包工。同时由于科研活动的“论文导向”，不少科研课题和研究内容存在“闭门造车”的情形，脱离了实际情况，浪费了大量的创新投入。申报评审以在国外刊物（如《Nature》《Science》《Cell》）上发表论文作为主要衡量指标，一些科研取得的数据和技术被无偿公布于国际，而国人却知之甚少。这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行为白白浪费了国家资金，严重阻碍了民族自主创新，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甚至还可能泄露国家科研机密，迟滞或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在上述情况下，一些“官企寄生虫”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幸福生活，他们早已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漠不关心，心中只有个人利益，唯上、唯权、唯名、唯利，玩小圈子、官官相护、拉帮结派、投机钻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事半功倍”地窃取权力和利益。表面上看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实际上掩盖的是利益。脱离了党和人民群众，是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一些干部和富人还把钱存到国外，并在国外购房置业或办厂兴业，洋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久而久之，“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社会上也出现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现象；甚至滋生了出卖国家机密、叛党叛国的叛徒内奸工贼。这些自私自利的行为令一些封建的东西死灰复燃，出现了为官不仁、为富不仁等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

五、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旦公开化、普遍化、常态化、社会化，即形成“社会形式主义”和“社会官僚主义”，这个社会就进入了桎梏，使国家“病入膏肓”，甚至导致政权灭亡。清朝末年，官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腐败不堪；军事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闭关锁国，闭目塞听，盲目排外；导致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农民反抗斗争激烈，最终王朝覆灭。国外如苏联，机构臃肿、工作拖延、官僚腐化、脱离实际。1922年仅莫斯科一个城市中就有超过24万官员，可采购食品的船只到港口两个月后，这批市民急需的食品还没有开始分发，到处是绝望的哭声；1925年的20773件司法案件中有6698件涉及盗用公款；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特权阶层发展到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此时，贪污、盗窃及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非常普遍；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顾国情，淡化政党的统一性，弱化16个联邦的团结，致使经济不断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同时引发了苏联的特权阶层强烈不满和社会动荡；苏联的内部矛盾和国际上存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最终导致了1991年苏联解体。

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内涵深刻、外延广泛，问题积累时间长、表现复杂、覆盖面大、相互借势、玩小圈子、隐蔽性强、难以识别、顽固反复、危害巨大、治理困难；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民主生态；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妨碍了人才选拔和社会的进步；威胁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

（一） 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运用《共产党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觉得上网就可看到党报党刊，没有必要多订党报党刊，仅“象征性”地订一份存档；一些党员干部不读党报党刊及廉政刊物，却沉湎于花边新闻、八卦新闻。形式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罔顾事实，弄虚作假，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功利性、市侩性的选择来亵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党性，违背了党的性质与宗旨；用唯心主义取代唯物主义，忽视实际情况，抗拒落实工作，妨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削弱了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共产主义不是靠做表面文章就能实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仅影响了党和政府声音的覆盖，还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甚至威胁着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 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形式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用会议传达会议、用文件传达文件，涉及具体贯彻执行时，却等、拖、慢，甚至任意曲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阳奉阴违，搞假政绩，把圈子利益凌驾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口头上讲责任，行动上没责任，且常以纸上的考核代替实际的考核；把党中央的决策虚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中央的决策要么不执行，要么用形式主义的方式来执行，搞选择性执行、选择性落实，最终导致问题解决不了，发展搞不好，阻碍党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三） 严重破坏党内政治民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形式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向来以圈子规则代替政治纪律、以圈子利益取代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务虚不务实，摆花架子，浮躁虚夸，吹牛拍马，在党内弄虚作假，在社会上欺上瞒下；部分领导把干部选拔任用和考察的程序搁置一旁，走过场，提拔“身边人”牟取私利，不但助长了歪风邪气，还严重损害了党的公信力，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必然党风不正，社会风气浮躁。

（四） 侵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下，很多政策的结局往往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成本，但事情却没有做或没有做好，即社会资源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那些拆了建，建了又拆，挖了填，填了又挖的永久工程，就是最好的说明。至于那些为了装潢门面而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搞起来的表面景观，则更不用说。本来给群众谋求的福利，结果要么层层盘剥、内外勾结侵吞，要么白白把钱扔进水里，总是到不了群众的手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侵害了人民的利益，腐蚀了党的干部队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纪律和作风问题。

（五） 破坏党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可形式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在工作中不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意愿，不认真关心群众的困难和疾苦，高高在上，华而不实，懒政庸政怠政，拒群众于千里之外，以官老爷自居。即使下去搞所谓调查研究、了解民情，也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和普通群众搭不上话，满足于走过场，搞声势，给群众带来很多额外的麻烦和负担，而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群众最怕这样的调查研究。自己的事情穿心过，人民的事情风吹过，缺乏工作激情，毫无自律意识的消极懈怠导致群众的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势必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与不满，加深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与隔阂，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所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党群干群关系肯定难以融洽。

（六） 妨碍人才选拔和社会的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近年来，一些地方多次爆出违法获取考试信息、篡改考生信息、年龄造假、工龄造假、学历造假、政绩造假、冒名顶替的案件；一些地方和单位选人用人看关系、看后台，违规提拔任用领导干部近亲属，导致“近亲繁殖”“萝卜招考”“带病提拔”“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地方引进人才时，只给有留洋经历的博士或博士后及国外人才配套科研经费、安家补贴和住房补贴，而国内自己培养的专家、博士却没有这些待遇。这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演变成了洋奴主义，极大地妨碍了人才选拔和社会进步。

六、历史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治理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自古有之，是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容易变异的顽症。如果任其泛滥，那么“癣疥之疾”就会成为“心腹之患”，使社会、国家“病入膏肓”。历史上，各国在治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方面有过很多积极的探索，颇有深意，值得借鉴。

早期的法治是以形式主义的法治为特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在早期的罗马《市民法》中，形式主义集中体现在身份、婚姻、遗嘱、所有权转让、契约、诉讼等方面，手续繁杂。到了后期，形式主义弊端日趋明显，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裁判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创设程式来救济当事人就成为大势所趋。《裁判官法》比《市民法》更灵活，它在不损害《市民法》固有形式的前提下，依据经济关系的客观需要，以新创设的一系列制度弥补了旧法中严格形式主义的弊端，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

战国时期，秦国就以考课严谨、赏罚分明著称。秦始皇崇尚法治，吏治严酷，统一六国后，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原来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考课内容和程序的法律化。且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吏治思想和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如秦有《课律》《语书》和“五善五失”；汉有《上计律》和“考课”；唐有“四善二十七最”；宋有《京官考课法》《州官考课法》《监司考课法》《元年考课法》《守令课》《县令课》；明初“考察”“考满”之法并行，“考察”又称为“大计”；清沿明制，顺治实行“考核”，康熙时罢之，专行“考满”，四年罢“考满”，复行“大计”，三年举行一次。期间为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确保国家官员遵纪守法，相继出现了御史、给事中、司隶、都御史等行使监督调查之责的官职，后来还发展出厂、卫等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权力机构。

在古代，勤政的皇帝为什么每天要批阅奏折到半夜？因为，喜欢说废话、搞形式主义的臣子很多。后周郭威为了祛除空洞无物的文风积弊，对奏章内容作出严格要求，提出文武官员有益国利民之术，照实报来即可，直陈其事最佳，不要讲究辞藻。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治理，罢废丞相和中书省，亲自处理大大小小的政务。批阅奏章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可有些官员写奏章不讲章法，拖沓冗长，严重地浪费了他的时间。后来，刑部主事茹太素一封奏章，成为朱元璋改革奏疏格式正文风的直接诱因。为此，朱元璋亲自把这件事的经过写成文章公告天下，并提出“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经过一番整顿以后，大臣再上奏章就简略多了，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大增。之后，明世宗发现形式主义有所抬头后下令：“诸司章奏，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

实行官员责任终身追究制。清朝有个粮价奏报制度，地方官每隔10天需向朝廷奏报当地粮价。一名姓侯的官员大搞形式主义，请当地有名书法家写奏折，而上报的粮价从没有变化过。1646年8月，这名官员卸任几天后，当地遭受洪灾，朝廷按他之前上报的粮价下拨赈灾粮款时发现，他之前上报的粮价都是假的。朝廷并没有因为他已经告老还乡而对他在任时的形式主义行为一笔勾销，对其进行了“消三年俸禄，告天下之罪”的处罚。另有乾隆年间贵州巡抚周人骥，上书朝廷要求疏通南明河，以便用船把贵州产的铅运出去。可几年后河是修完了，却压根行不了船。乾隆派人实地调查后发现，“一线河流，汹涌直泻，现在巨石满河，船不能行”，朝廷急用的铅仍是“押令苗民，终年负运”。更令乾隆气愤的是，当初周人骥想修南明河仅在于捞取政绩，为升迁铺路。乾隆大怒，不仅摘了周人骥的乌纱帽，还责令“开河靡费银两，皆由周出”，让周人骥丢官又丢财。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强调对事物、现实、感性要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要把实践当作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形式主义”一词，但却对它的实质作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强调“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提出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对所有公务（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即以选举制来破除等级制、以公众监督来克服“官员作威作福”、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列宁针对官僚主义的治理，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一个使“官僚主义消亡以及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平等现象消亡的‘经济基础’”；裁减机构和冗员，正确地选拔人才，把合适的人员安排在合适的岗位，消除人浮于事的现象；加强检查监督工作，保证党和政府决议的贯彻执行；健全民主和法制，运用司法手段制裁官僚主义者；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强调党对所有国家机关工作进行总的领导，明确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使党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干部教育，制定智育和德育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美国政治学学者威尔逊在《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中写道，“只有政府小些，官僚主义才会少些”，也指出了官僚主义治理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主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层次上，严厉批判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号召全党必须“揭破它”。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主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同时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形式主义，此后又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更加完整地提炼表述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军队开始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但党内军内也逐渐滋生了一些形式主义现象。1953年8月，中南军区党委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连队大量存在的“五多”问题，即临时任务多，会议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书面报告、表册统计多，连队组织形式多，认为这是各级机关部门不明了下情的一种通病，提倡从克服机关部门的主观、片面、急躁，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加以解决。对此，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肯定了中南军区党委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批示“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针对官僚主义的治理，毛泽东主席提出把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紧密联系起来，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整风运动方式来整治党内不正之风，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执政以后，毛泽东主席更加重视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模式”来看待，强调“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七、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治理

当前作风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仍然是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必须坚决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公开化、普遍化、常态化、社会化，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求全党“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要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治理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辨证施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共产主义，彻底地消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一） 宣传教育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太过于关注个人利益，精神上“缺钙”，政治素养不够高，实干精神不够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够足。首先要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习近平思想，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公务（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必须通读精读《共产党宣言》，一律参加由群众监督的异地理论考试和实际工作审核。树立党是人民的党、国是人民的国、权是人民的权的思想观念，团结全体人民热爱拥护人民的党、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的权力，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引导支持全世界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全体人民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本质与危害的认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劳俭朴、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清除不健康的、奢侈的、好逸恶劳的洋奴广告。要引导全体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人民事业的发展。全面增强人民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形成科学的人民思想、人民事业、人民利益、人民英雄、人民领袖、人民政党、人民国家与人民制度千秋万代接力相传的长效机制，使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陷入历史周期律。

（二） 政务公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并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要全党动员、全民行动，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全面落实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工作责任。政府职能部门决定不了的事情由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公开联席决定，依次向上级、中央、总书记请示决定，无故拖延、阻碍正常工作进度者依法免职，造成损失的要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建立政务公开、信息公开、过程公开、内容公开、结果公开的办事制度。创立“人民异议审查制度”，任何公民都有权质询、举报违法公务（公职）人员，相应机构接到举报后，必须立案启动有受害群众或受害单位参加的“人民异议审查”，并实时公布审查过程和结果，保证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合法性和实效性。把“畅通言路”写进宪法，从中央到地方开辟“言路通道”，让各级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能随时听到看到人民群众的好建议、好主张、好方法及存在的问题，随时掌握全盘情况，调整计划，解决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建言和反映情况的权利，这也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破坏这个权利就是违法，就要接受批评和制裁。

（三） 索源审计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腐败分子玩弄形式和官僚手段，搞小圈子，谋取私利，造成了新时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极重难返。因此，需下猛药，使用硬手段反腐败，打虎就不要怕被咬伤。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合格的党员干部将受到批评教育、降职降薪等党纪国法的制裁。建立干部工作台账，实行“索源审计”，终身追究责任。让腐败分子向人民写检讨书，用实际行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挽回自己造成的损失，补回了可以正常工作，对于补不回又不思悔改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坚决惩治。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司法人员、审计人员、人民群众、学生代表、受害群众（单位）中公选代表组成联合审计组。其中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各级人民英雄、人民教育家、人民科学家、人民艺术家、人民功臣、人民楷模、道德模范、劳动模范等社会先进人物中公选产生；学生代表从高等院校德才兼备的学生中选拔产生，他们受社会上不良风气影响较少，理论扎实、雷厉风行、敢想敢干、勇于创新、头脑灵活、精力充沛。经过实践锻炼，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可以直接成为公务（公职）岗位的储备干部。联合审计组对国家财政拨款项目和工程建设项目，进行随机抽样的财务“索源审计”，只要有线索、有举报，就可以随时启动审计，把对公务（公职）人员的监督做严做实。

（四） 精兵简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并强调“不立不破、先立后破”。目前，许多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推诿、敷衍塞责，无疑增加了人民和政府的负担，助长了懒政惰政怠政习气，为滋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埋下祸根。建议各级党政机关中职权职责相同相近的机构予以合并，以简化优化政务程序，裁减大量公务（公职）人员，削减巨额行政事业经费开支，减少很多部门间的巨大内耗，创建高效的“小政府、大社会”型发展模式。明确、平衡、统一各级行政机关或职能部门的职权与责任，防止出现职责不清、政出多头、各自为政、互相推诿的现象。调整机关人员数量，大力充实基层力量，密切联系群众。破除衙门案牍，严格控制层层发文、层层开会的现象，压缩文件篇幅，减少公文政治，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改进检查考核机制，精简检查督导，严肃问责却不滥用问责，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坚决防止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整治官僚主义。

（五） 毛遂自荐

建立“毛遂自荐”制度，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招贤纳士的专门机构，以德任贤、量才授职，让勤政为民、求真务实、敢于担当、有能力且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担当重任，让不干实事、为官不仁、脱离实际、喜欢做表面文章的人没有机会滥竽充数、危害国家。让优秀的人才自告奋勇，发挥自己的长处和能力，避免人才被埋没。综合人才的知识背景、工作经历、性格特长等多因素考量，把优秀人才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让他们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各尽所长。严明组织人事纪律，斩断裙带关系，杜绝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弊端。形成争先恐后为党、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积极主动、活泼向上的社会氛围。

（六） 找回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诞生的，党是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是党的群众基础。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部门的、行业的、企业的、个人的既得利益，使一些人忘记了初心和使命，是产生层层叠叠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使党和人民永不分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时、处处、事事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入党时要审查入党积极分子的“初心”和“使命”，按群众投票、组织考察、集体审议等程序决定；在职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要让他们徒步行走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找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并永远铭刻在心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完成“使命”的行动上。

（七） 完成使命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资本机器两百多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也超过人类工业化前的总和，并在加速度地毁灭人类。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目睹无产阶级在一国或多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却在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走向全面的、彻底的胜利。让先进的群众成为党员干部，让腐败分子接受制裁。只有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习近平思想描绘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的社会形态，是没有阶级剥削，没有贫富悬殊，没有市场货币，没有国家战争的人类命运一体化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就自行消亡了。

（作者：中国人民志愿军之子、《清风》杂志社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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