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美国的手伸得太长，能力与贪欲不匹配

作者：江涌来源：江南app网址 2022-03-19

中美斗争，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论毛泽东对美斗争思想之三

江涌

毛泽东勤奋好学，博闻强识，关于美国的知识极其丰富，并在不断学习研究中增进这种知识，这为中国掌握对美斗争主动权、不断赢得斗争新胜利，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深悟制胜之道，他化用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只有知己知彼，才好“玻璃杯里押宝”[1]。毛泽东指出，如果有一方能够把对方手里的杯子变成玻璃杯，那么这样押宝就是一押一个准。毛泽东从青少年时起即开始注意搜集、学习美国资料，以至于一些与毛泽东会谈过的美国记者和士兵[2]都惊叹毛泽东比自己还了解美国。正是基于对美国的充分了解，中美斗争博弈，恰如“玻璃杯里押宝”，中国一押一个准，美国只有一输再输的份，最终不得不放软身段，同中国讲和。

毛泽东曾指出：“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3]他曾经用古希腊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对于强大而凶恶的美帝国主义，他这样耐心细致分析“如果你怕了，美国就客气，那么怕也好。如果怕了，美国就撤退，那怎么不好？问题是，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该怎么办？只好不怕，只好干……我看，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4]对美斗争，要有顽强不懈、遇强更强的精神，要有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的韧劲，不惹事也绝不怕事，抓住它的弱点，坚决和它斗到底，不达目的（维护国家独立与民族团结等重大利益）誓不罢休。

互相都怕，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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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西方也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是个发展中的农业国，中美实力悬殊，有鉴于此“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他，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5]中国的“怕”是立足于现实力量对比之上，中国的实力势力不如美国，而“不怕”是建立在当下的人心向背与未来的力量消长的基础之上。中国为正义而斗争，得道多助；美国搞霸权主义，失道寡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于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力量大的。”[6]中国虽然弱小，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美国尽管强盛，然而垄断资本主义日薄西山，这是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深谙辩证之道，运用驾轻就熟。

1957年11月2日，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6日毛泽东同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会谈：“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说来，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该语出自小说《红楼梦》林黛玉之口，毛泽东很爱引用这句话。毛泽东看《红楼梦》视角独特，见解独到，被誉为著名“红学家”。

怕，害怕，来自对手具有伤害自己的实力；也有一定的敬畏之意，因为对手具有改变自己状况处境的能力。1973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青年时代的朋友、美籍华人医生李振翩，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泽东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7]中国人不再是过去那个被西方世界蔑视的“东亚病夫”，跟帝国主义斗争，就要用他们听得懂、能理解的语言与方式——实力、能力，当然还有灵活的战术与顽强的意志。新中国的和平安宁、国际地位是斗争得来的，是打出来的，不是求来的。执着热衷和平主义的苏共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最终葬送了苏联的前程。

美国怕明天的中国，怕中国政治和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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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赫鲁晓夫说：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指1959年9月15-27日——笔者注），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说：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8]半个世纪之后，从奥巴马、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美国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正全力加以遏制，可以想见毛泽东的惊人洞察力。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苏加诺：刚才主席说，美国不怕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美国是怕中国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工业化，或者有原子弹。毛泽东：它是怕我们的政治。苏加诺：是的，怕中国的政治，怕中国的思想意识。毛泽东：怕我们去散布，对它不利。[9]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度拥有令美西方惧怕的“民主”重器，二战后数十年一直称作“民主国家”。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虽然经济、科技等方面相对落后，但是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具有让美国惧怕的竞争力。其实，这就是被誉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早在1949年6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就热情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0]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一如当初的预言，怎么不令帝国主义害怕？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能在朝鲜战场将强大的美军像赶鸭子一样赶过三八线，怎么不令帝国主义害怕？曾几何时，相较于美西方，中国在政治上、思想意识（形态）上是具有优势的，中国什么时候丢掉这些优势的？又如何找回来？以便在反“和平演变”反“颜色革命”中取得主动，值得思考研究。

破除对西方迷信，消除恐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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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11]所以，“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2]惟有人民有了普遍的阶级觉悟，普遍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地与一切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非社会主义的现象作斗争，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消除恐美媚美心理，才能有效地、更好地捍卫革命果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去掉“恐美病”的影响。1958年9月2日，他在北戴河一号楼同巴西记者的谈话中说：“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13]在他看来，广大亚非拉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还要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上取得独立。没有这种精神上的独立自信，就不可能调动广大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说，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14]这是建国还不到十年时，毛泽东与共产党人聊家常时说的，对外人说的，好像就是对后人说的，对今人说的。

亲美、媚美、崇美、恐美往往是一体的，多种症兆一个病根，主要是就是奴隶思想。毛泽东酷爱读书，博览群书，经典掌故，说话写作，信手拈来，浑然一体。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15]“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16]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消除奴隶思想自然是个长期过程，需要生产关系的调整，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赶超美国，奴隶思想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不再了，思想也会跟着逐渐动摇。所以，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及利亚民兵代表团时说：非洲经常被人瞧不起，亚洲也一样，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你们要吸取中国的教训。要记住这一条，太平洋不太平。[17]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人国人亲美崇美恐美似乎有增无减，蔚为大观，毛泽东的告诫言犹在耳，这令人不得不由衷佩服：老人家在很多问题上比我们早看50年。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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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美国依靠武力实力在世界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实质地将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违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这表明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派。所以，貌似强大的美国，因为它反动而实质地成为一只纸老虎。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胜利之前，美国有十几万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平，或是以此作为根据地，或是临时驻扎过。但我们一打这些地方，他们就跑，连接触都不敢接触。甚至蒋介石的军队还未跑，他们就先跑了。驻青岛的美国人更滑稽，我们逼近青岛后，他们天天来侦察，看我们哪一天攻城。后来他们知道我们几天之内要占领这个城市，就马上跑掉。陆军跑了还不算，海军本来在海面上，何必跑呢？他们也都跑了。这是因为美国人懂得中国人多，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得很厉害，人民解放军不怕死。”[18]毛泽东不愧为语言大师、演说家，短短数语，一只“纸老虎”便跃然纸上。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趁机介入，一面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大陆收复台湾；一面令美军入朝，支持一败涂地的南朝鲜政权。1950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时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19]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扬“气多”之长，克“钢少”之短，出兵朝鲜，英勇作战，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事实胜于雄辩：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

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足巨人”，是从对象的本质来说的。毛泽东更进一步认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20]战略，汉语词典的解释，或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或泛指指导或决定全局的策略；战略与策略的区分是相对的，一定范围内的战略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可以是策略问题。战略和战术也是相对而言的，战略是意图，是方向和目标，战术是实施，是路线和行动，是指导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是一种艺术处理、智慧应对，是辩证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多次提出，对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和整体上要轻视它，而在战术上和局部上则要重视它。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时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21]1958年9月2日，他在同巴西记者的谈话中说：“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22]今天，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为中国设下“修昔底德陷阱”，扬言中美“注定一战”，遏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美日趋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出现了类似抗日战争初期的那种“亡国论”与“速胜论”之两种对立的论调。有鉴于此，非常有必要重温伟大战略家的论述，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铁老虎，也是假老虎、纸老虎，战略上藐视它，即一定能够打败它；战术上重视它，以防被它的锐牙利爪所伤害。

美国的手伸得太长，能力与贪欲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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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个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其霸权利益广泛分布全球，但分布不均，有重点。就历史传统与现实地缘来看，欧洲是它的一贯战略利益重心，美苏争霸、东西方冷战期间如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以德法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加速推进，对美离心力增强，与严重不信任美国的俄罗斯靠近，而维护跨大西洋的西方整体利益、拉紧欧洲而孤立俄罗斯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中国快速发展，东亚整体崛起，美国试图战略东移，但是它又不得不兼顾欧洲战略利益。然而，今日美国已非昔日美国，今日的欧洲东亚亦非过去的欧洲东亚，地处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岛”东西两端的实力势力不断增长，已经且仍然在发生趋势性的、结构性的不利于美国的变化。此外，其它亚非拉地区“麻烦制造者”不断，美国“hold不住”情形也越来越多。过去，势力处于巅峰的美国不能两面作战；今天，实力不断衰落的美国更是不能两面作战。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23]

1959年3月，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谈话时说：美国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24]1959年5月10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时，毛泽东说：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25]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这是毛泽东借用的四川俚语，形象生动。他还和美国记者斯特朗等外国客人说过同样的话，而且还认真地比划，并略带激将的口吻说，“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张开十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贪心不足蛇吞象，美国是老虎吃天，贪欲与能力、要实施的策略与所能调动的资源越来越不相匹配。中外历史上，那些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其实多半是累死的、撑死的，看来美帝国也不会例外。

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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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任何国家、任何人想强压中国拿关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政治原则做交易，是绝对不行的，“连半个指头都不行”[26]。毛泽东多次表示，谁想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即使我们再弱，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也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就没有屈服过。”[27]“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28]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敢于与一切强敌、来犯之敌做坚决斗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所谓白，即白丁，80%以上是文盲；至于穷，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人均钢铁量只能打一把菜刀，而美国人均钢铁量能产半部汽车，军事装备远不如美国，美军武装到牙齿，还有很吓人的原子弹，“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双方相持拉锯持续两年多，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不甘心失败的美国人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29]

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付出三十余万的伤亡和难以数计的金钱物资之后，收获的只是一个停战协定，美军的战线从鸭绿江退回到三八线。1951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有这样一段发言：赤色中国不是一个足以寻求世界霸权的强盛国家，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遏制新中国，与新中国对抗，美国只能是一错再错，错的离谱，错的彻底。美国的错也证明了中国的对，证明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正确的、英明的。“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30]

毛泽东不断把“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这一经验传授给全世界。1963年7月26日，在中南海会见古巴代表团，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经验，说明对美国人不必那么怕，怕美国人是多余的。[31]1963年8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南方局书记阮梅菊（即阮文灵），毛泽东说：凡是在前线的，心里就比较稳定，不觉得困难，不怕美国。离前线远的，看不见，反而更怕美国。[32]1964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时说：“美国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33]1965年4月，针对美国飞机侵入我国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毛泽东指出：“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34]说打就打，言必行，行必果，而不是放嘴炮，打口水仗，那样只会让世界认定你色厉内荏，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

作为纸老虎的反动派往往只能猖獗一时，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失道寡助，最后的胜利无不属于革命人民。1950年6月12日，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稿，将最后一段话改写为：“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历史，都是和历来的反动派，和各国帝国主义，和现在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切妄想背道而驰。反动派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有时也显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镇压人民的‘胜利’，但最后无不失败。革命人民有时也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无不胜利。全世界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无一例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最近的证据。”[35]

注释：

[1]杯里押宝是一种游戏，转动骰子，然后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参与者猜点决胜。

[2]1945年9月16日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美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9]《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10]《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11]《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