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毛泽东喜爱并伴随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枯树赋》,与他有着怎样的情感共鸣,“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枯树赋》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的作品。唐代诗人杜甫曾评价庾信:“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枯树赋》正是庾信暮年之作。庾信一生虽然高官厚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非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情感丰富的文人。作为羁留北朝之后的代表作品,《枯树赋》深得毛泽东的喜爱。这篇赋不仅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还伴随着毛泽东走到生命的最后。
高度评价《枯树赋》的文学成就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其少时便随父亲庾肩吾出入梁朝宫廷,曾任昭明太子萧统伴读、东宫学士。西魏破梁时,他正出使西魏,被迫留居。北周代魏后,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洛州刺史等。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去世,年69岁。
庾信诗文存在前后期两种不同风格。前期仕梁时,善作宫体诗,风格绮丽华艳。后期因亲历侯景之乱和国破家亡的巨变,背井离乡,承受“失节”的沉重精神负担,诗文风格发生转变,多抒发羁旅之恨、亡国之痛,风格苍劲沉郁。
《枯树赋》就是其后期作品。这篇赋是庾信的自喻,名为写枯树,实为写自己。他以经受种种摧残、生意已尽的枯木自喻,抒发了身世之慨、故乡之思与羁旅之恨。开篇借殷仲文失意时对庭中槐树的慨叹,抒发“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的人生消沉之感,接着描绘了诸多树木因受摧残发出的种种哀鸣惨象,其中“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寓国破家亡、异国漂泊之慨。末尾引桓温“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语,表达难以自遣的哀痛之情。毛泽东曾经手书过“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句。
◆《枯树赋》
毛泽东喜爱《枯树赋》,并将其视为庾信“妙笔生花”之作。
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芦荻表示: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他高度评价了《枯树赋》的文学成就,认为这篇赋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这篇赋描写生动,联想力丰富。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进来,眼界宽广,思路开阔。
其二,庾信用形象、夸张的语言,描写出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之而衰败摇落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其三,这篇赋的结构独特,毛泽东特别是对全赋以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的结构激赏不已。毛泽东认为,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起结呼应,使全赋有一气呵成之势,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
对于庾信的文学作品,毛泽东不仅仅熟悉《枯树赋》,也熟悉其不为人所知的一些诗赋。1949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就顺口把庾信《谢滕王赉马启》中的一段背诵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谢滕王赉马启》并不是庾信广为流传的作品,而毛泽东却能随意背出,可见他对庾信作品的熟悉与喜爱。
毛泽东熟悉和喜爱庾信的作品,也许与毛泽东熟读《昭明文选》有一定关系。《昭明文选》中收录了许多庾信的作品。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能够熟练地背诵《昭明文选》中的许多篇章。建国后直到七十年代,他又多次索要过《昭明文选》,有时外出视察工作,也必带此书,他还在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关心《枯树赋》的注解
毛泽东不仅认可《枯树赋》的文学成就,还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关心着《枯树赋》的注解,并给出自己的意见。
1975年,毛泽东布置注释《枯树赋》。注本沿袭了传统的“移植”说,认为枯树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了根本。庾信借枯树的腾挪移植比喻自己身仕数朝、飘零异地。但是,毛泽东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树木之所以枯萎并非由于在移植过程中受到伤害,而是受到了外界的种种摧残所致。
为此,他特别针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过几点意见。比如,赋中的“桐何为而半死”,是指枚乘《七发》里的“其根半死半生”和被人“斫斩以为琴”的能出美音的龙门之桐。桐的半死和凋枯,缘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若夫松子古度”句,原文就说得很清楚,这些枝干繁茂,根柢庞大、生命力极强的大树,乃是因为受了苔菌的埋压、鸟虫的剥穿、霜露风烟的侵撼,才变衰枯死的,和移植毫无关系。“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一句,说的就是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又如,赋中的“比翼巢鸳”中的“鸳”,不是“鸳鸯”,可能是鹓(音鸳),一种凤类。他还用从未见到过鸳鸯在树上筑巢的生活常识对此加以说明。
毛泽东对于《枯树赋》以及其他几篇赋文注释的意见,还被印成《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供注释组成员参考。后来,注释组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的材料,认为《枯树赋》和《恨赋》的注文确有与原意不合之处。1975年8月,毛泽东对这一材料作了批示: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芦荻。关于注释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八月
毛泽东以高度的钻研精神关心《枯树赋》的注解,不仅是反映出他对《枯树赋》的喜爱,也反映出他对于古诗文注释方法的研究与关注。他曾指出:注释古文古诗,自然要有雄厚的基本功,同时也要细察全文,综观总体的认真精神。搞注释最忌讳以偏概全和根据一言半语就妄下结论的做法。
也许正是这种以专业研究者的态度研读古诗文的探索精神,才造就了毛泽东精深的古文造诣,以致于这种复杂的赋体写作在他日常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信手拈来。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曾致信杨虎城:
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朽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这封信主体为赋体形式,毛泽东用光昌流丽、撼人心扉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杨虎城共同抗日的诚心。这种继承创新、融古于今的写作方式,足见毛泽东深厚的古文功底。
生命最后的赋
也许是《枯树赋》中流露出的生机已尽的人生失落之感,牵动了晚年毛泽东的心,让这首赋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成为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
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曾经回忆过毛泽东逝世前阅读《枯树赋》的情景:
有一天,主席让我找来古人庾信的一首赋《枯树赋》,这首赋主席是早已熟读过的,前些年他还嘱印过大字本,全赋大部分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这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今天他特意指名让我找这首赋读给他听。这是一首以树喻人,曲折动人,读来令人感慨万分的赋。在他的病床边,我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主席微闭着双目体味那赋中描述的情景,回顾着自己一生经历……主席让我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诗,但他仍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出:“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稍许,主席又让我看着书,他慢慢地背第二遍。老人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感慨万千。……后来主席常常想起来就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也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读诗读赋。
毛泽东晚年常读《枯树赋》,也许与他感受到自己已日渐衰老有关。从1971年开始,毛泽东的体质明显下降,不仅患有白内障,腿脚也不再灵便,发声也日渐含糊,衰老不可抑制地袭来。他有时会摸着自己的双腿,黯然神伤地说:我的腿病很久了,不能走路,要不断地锻炼它,战胜它,可是很困难啊。再加上他的亲密战友董必武、周恩来、朱德等人先后离世,以及倾注了他晚年大量心血的政治理想一次次的失败,这些汇聚起的年老体衰、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感受,与《枯树赋》中“木叶落,长年悲”“生意尽矣”“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情感难免有相通之处。这是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伟人无奈的告白。
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将自己看作一棵“枯树”,这对于一代伟人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实际上,这篇伴随毛泽东走向生命终点的《枯树赋》始终与毛泽东的情感紧密相连。早在1951年,毛泽东便因极度悲伤而吟诵过其中的句子。他在得知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后,曾久久凝视庭院里那萧疏的垂柳,低吟了其中的名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泽东究竟是因与《枯树赋》拥有情感上的共鸣而用心研读,还是因为用心研读而加深了情感上的共鸣?对此,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也许,二者本就是共通共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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