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确立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叶利军来源：《毛泽东研究》 2020-01-17

叶利军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确立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确立“团结中西医”的基本方针，实施正确的中医政策，即充分肯定中医学经验和理论的科学价值，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整理、发掘中医医学宝库，丰富现代医学科学[1]，逐步扭转了民国时期中医被取缔、被消灭的命运，为当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习近平在2019年10月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2]】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性贡献，对于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人民健康需要出发，反复强调“团结中西医”方针，纠正轻视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做法，确立党的中医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我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的卫生局面。毛泽东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出发，为党和国家确立正确的中医政策，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为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奠定了良好的健康基础。

首先，从我们的卫生国情出发，确立了“团结中西医”的基本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卫生状况为：

疾病丛生、疫疬流行，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恶劣。旧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全国人口约4.75亿，每年死亡500多万人，约有1亿人口罹患各种疾病。中国人被西方戏称为“东亚病夫”。“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3]。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最主要的疾病是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

卫生机构数量少，布局不合理，医疗设施残缺不全，人民缺医少药。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只有3670个，医院、卫生院2600所，病床8万张。其中，城市59867张，占74.8%；农村20133张，占25.2%。当时医院病床按每千人口计，城市病床0.63张，农村病床0.05张。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如我国最大城市上海，1949年全市共有医院153所，病床10033张，在国内医疗设施中占很大比重[4]。村、镇卫生医疗机构稀少。药品短缺，最简单的医疗器械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卫生队伍力量薄弱，中医多、西医少，中西医长期对立。据统计，1949年前，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共505040人。中西医合计363400人，其中，中医276000人，西医87400人。由于西医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中医偏重于古代临床经验的积累，西医自近代“西学东渐”不断传入中国后，被作为科学化的象征，得到很多人推崇，而中医被作为不科学的代名词，受到一些人甚至社会名人批评、批判，取缔中医之声不绝于耳，1929年竟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西医看不起中医，如指责中医“对病理解说得不准确，使用的药物难以理解，消毒手续不严密等等”[5]，有些中医则瞧不惯西医，隔阂颇深，长期对立。

面对人民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强调要加强中西医团结。1949年9月至10月间，他在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就提出要很好地团结中医，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6]。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毛泽东在为会议的题词中，明确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要求：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7]】

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据此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其次，及时纠正轻视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做法，为我党确立正确的中医政策。“团结中西医”方针确立后，卫生部出台了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文件，做了许多工作。1950年4月14日，《卫生部关于一九五0年医政工作的指示》第六部分，对“中医的团结与进修问题”作出安排，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必须将这一问题作为今年的中心任务之一，要大力作好中医团结工作，并在团结的基础上予以提高。1951年4月4日，卫生部发布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在该文件中，提出了“中医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设立中医中药研究机构、动员经过进修与训练的中医参加预防工作、参加诊疗工作、成立医药界联合会或举行医药界座谈会[8]等六点举措。1952年，针对中医师失业严重的情况，如长沙市344名中医师，收入好些的只占10%，勉强能维持生活者占50%左右，“半失业者，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失业者，约占百分之十”[9]，组织联合诊所、动员到小城市或乡镇去服务、建立互助组织来补救生活之不足等。

然而，由于卫生部在执行“团结中西医”方针时，同时极力主张“中医科学化”，加上余云岫（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提出者）的影响，废止中医的思潮再度回潮，在具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实质上变成了轻视中医、歧视中医、改造中医。

【“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的政策，以致长时期来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10]。】

《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具体列举了七个方面问题：（1）中央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合实际，限制了中医的作用。（2）公费医疗制度中，完全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3）办中医进修学校（或班）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实际上起了逐渐消灭中医的作用。（4）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5）中华医学会完全不吸收中医参加。（6）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盲目取缔重要成药。（7）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于1951年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主张消灭。上述问题出现后，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反映，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误解和不满。有人认为“人民政府是要消灭中医”“卫生部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专政”[11]。有的中医不愿子孙继承祖业，还有的打算放弃行医，甚至有人已经改行经商或者当小学教员。

针对上述情况，自1953年4月开始，毛泽东多次亲自批示和指示，强调要重视中医、利用中医、发展中医，从根本上扭转了轻视中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做法，为我党确立了正确的中医政策。

1953年4月3日，毛泽东看到白学光写的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的报告后，批示周恩来等，要严肃地检查一次卫生部的工作。中央文委在检查中发现，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上，存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1953年12月上旬，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后，毛泽东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他从医务人员构成的现状出发强调：

【“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12]】

195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指示必须改进中医工作。同年，中医界人士如岳美中、李振三等上书中共中央，反映中医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亲自修改了其中的几个句子，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中医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如对待中医问题，实际上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医疗问题；把中医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科学中去，更好地为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增加人民健康服务[13]。其中的“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科学”“预防疾病”为毛泽东所加。6月29日，卫生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和指示。7月3日，《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中，虽对卫生部门采取歧视中医的态度进行了剖析，但仍然频繁地使用“旧医”来称呼中医。

7月9日，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中央文委党组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的内容很丰富。如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没有做好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我们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我们要把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14]。7月12日，中央文委党组决定成立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到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研究报告，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建议。这就是新中国医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5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至此，党的中医政策正式确立。

二、不断推动党的中医政策贯彻执行，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

从1954年起，在毛泽东及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党和政府逐步构建了一系列发展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涉及中医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医疗服务、人才培养、中药产销管理、卫生防疫等方面。它为当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设立中医司。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1952年，卫生部在医政局内，设立中医科，专门管理中医。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下设中医司。中医的行政管理机构级别提高，由科变为司。由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华主管中医工作，并聘请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等4人为卫生部顾问。

成立中医研究院。1954年10月，由鲁之俊、朱链、何高民负责的中医研究院筹备处成立。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鲁之俊任院长。设内科研究所、外科研究所、针灸研究所、中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编审室、图书室、附属西苑医院、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会等。该院的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承担“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开始抗疟中药研究，后成功分离闻名世界“青蒿素”。

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中医历来以“坐堂”或“往诊”的形式开展诊疗服务，很少设病房收治患者。1954年，卫生部首先在北京开始试点，“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增设中医部病床50张，使新旧医联合医疗，首先从北京医学院创造经验，再推广到各医学院校”[15]，改变了中医不能进西医医院的历史。1956年7月13日，《健康报》发表社论《大量吸收中医参加医院工作》：

【“不管大医院、小医院，不管城市的、乡村的医院，不管省、专或是县、区的各级医院或卫生院、所，都应该吸收中医，并且要扩大吸收的名额。”[16]】

中医进各级医疗机构工作进一步推进。

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除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外，主要通过加强对中医医疗机构的领导，适当解决公费医疗中运用中医中药的问题，继续积极组织和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卫生保健事业服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个体中医开始联合开办诊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中医门诊部、中医医院相继建立。据统计，1952年，全国有中医院19所，中医院床位224张；1957年，中医院257所，床位5684张；1960年，全国中医院330所，床位14119张[17]。卫生部还发布文件，取消原来限制中医行医的规定。如1955年2月2日，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的规定；1956年11月27日，废除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等。

改善中医进修工作。新中国成立初，中医进修在“中医科学化”口号下，“以为‘科学化’就是‘西医化’，因而完全讲授西医课程”，“造成了学与用脱节的现象，使进修的中医产生了不正常的心理，中医改行西医，乱用西药”[18]。从1955年起，开始向提高中医整体学术水平的转化。1956年3月，卫生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

【“中医进修教育工作，从1955年起，全国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中，过去不教中医课或很少教中医课的现象已经改变，平均中医课已占40%至60%。”[19]】

中医带徒弟和开办中医学院。1956年1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卫生事业12年规划，提出了培养中医接班人的两大措施：中医带徒弟和开办中医学院。1956年4月16日，卫生部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对中医带徒弟的方式、师资、学习对象、学习要求、学习时间、经费等，都作出了具体指示，计划“以带徒弟的方式在今后7年内培养新的中医48万名”[20]。将中医教育纳入正规学历教育体系，实现了中医学界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在1954年成立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基础上，1956年，卫生部会同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四所中医学院，同年招生，学制6年。开设课程主要有《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等。1958年，成立南京中医学院。根据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北京中医学院进入我国第二批重点高等学校行列。同年，在我国许多省会城市相继成立中医学院。

西医学习中医。卫生部决定，首先在北京取得经验，然后指导全国。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时，卫生部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正式开班。1958年6月，正式毕业。除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班外，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成立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的共303人，学习期限为两年半。1955年底，全国广泛组织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者达4000余人。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1958年后，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在全国推广。

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1950年到1954年，国家对中药的产销、经营缺乏统一领导和管理，私营商业起主要作用，国营商业中只有土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经营大宗药材的收购、批发业务。1954年，由卫生部负主要责任，联合商业部、农业部、林业部、科学院、合作总社等单位组成中药管理委员会。1957年，中药材业务交由卫生部门管理。卫生部通过中国药材公司加强对中药材生产、经营的管理，有些地方成立药材生产基地。如1959年湖南初步确立邵东、浏阳等15个县为省药材生产基地。1974年，湖南省建立了金银化、栀子等药材生产基地[21]。

重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卫生部遵循“预防为主”方针，开始了全国防疫工作。在血吸虫病、麻风病、“乙脑”等防治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如血吸虫病使用中药配方，辽宁、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实验应用中医中药治疗麻风病，疗效良好。1954年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中医郭克明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提出“清热、解毒、养阴”三大治疗原则，使用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治疗“乙脑”取得显著成绩。1956年2月5日，郭克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我国开展的群众卫生运动中，中医药在灭蚊、灭臭虫、灭蟑螂、杀蛆等取得一定效果。

在上述党的中医政策体系和基本框架构建过程中，毛泽东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时刻关注、及时指导、不断支持。比如，多次召集卫生部领导和中医界专家谈话；1954年，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1955年接见中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鲁之俊并与其合影；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读医书，一面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到安徽省博物馆视察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情况；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党组将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报告，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主张扩大规模。

二是适时推动进一步落实好党的中医政策。经过几年努力，中医工作有了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1958年底，我国的中医工作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上述措施实施后，“中医中药的对于很多疾病的疗效，就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承认了”[22]。如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痢疾、急性阑尾炎、关节炎、神经痛、烧伤、骨折、脱臼、多种皮肤病，疗效显著；对于高血压、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变、慢性肾炎、再生不良性贫血，也有一定的疗效；中医治疗方法除药物外，还有针灸、推拿、气功等。

1958年11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总结报告的批示，再次高度评价中国医药学。在此情况下，如何推动党的中医政策更好地贯彻落实？1959年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审《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该文由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撰写，全面总结了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几年来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研究整理我国的医药学遗产等。毛泽东批语：

【“送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照发。”[23]】

该稿在1959年1月25日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中医政策进一步贯彻和落实。

1964年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国卫生资源下沉。被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扬的赤脚医生制度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中草药运动在农村开展，中医药适用技术在农村推广。

三、从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提高，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

毛泽东不仅从防病治病的角度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更从文化的高度重视中国医药学，提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4]著名论断。

首先，对待中医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中医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兼容并蓄、创新开放，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和统一，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中医药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人文属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以人为本、悬壶济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三因制宜、辨证论治”“固本培元、壮筋续骨”“大医精诚、仁心仁术”，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1953年12月上旬，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毛泽东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同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话。他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毛泽东提出西医向中医学习的两点方法：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第二，要建立机构。

【“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25]。】

其次，对待中医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民族自信心。众所周知，中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上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春秋战国扁鹊“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下可看到中医药广泛服务于芸芸众生，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1954年7月9日，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

【“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26]】

再次，研究中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医产生于中国古代，是古代科学的瑰宝，贯穿儒释道三家，其哲学基础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阴阳五行”理论，比较难懂，容易与玄学、封建主义文化混为一谈。毛泽东一贯主张科学地对待中医。他认为要重视中医，但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中医有精华，当然也有糟粕。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认为对中医“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27]。1954年，毛泽东强调，中医几千年前用的“‘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28]。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医药要从整体上分析、从临床疗效上分析。比如“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又如，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还提出要运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研究中国文化。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中国，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9]。】

最后，西医学习中医是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途径，并从此角度出发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著名论断。1954年11月23日，由毛泽东亲自审核的《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30]】

随后，我国形成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西医学习中医的12字方针。1955年，毛泽东同朱琏谈话时说，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阅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非常高兴。批示：

【“此件很好”。】

他十分赞成卫生部党组提出的今后由每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西医离职学习班的建议。他满怀期待地说，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他还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正是在这份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31]】

它成为了中医人巨大的精神支柱，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医人为之奋斗。

195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指示和总结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1959年3月底，各省市组织2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员1880人。1960年5月，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达37个，学员3000余人。各高级医药院校一般都设置了中医药课程。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除组织西学中班外，还选派医务工作者到地方院校学习中医，培养部队中医骨干。

毛泽东亲自推动的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中医药研究的骨干和权威人物。2015年中国首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共和国勋章”8名获得者之一的屠呦呦，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典型代表。屠呦呦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59年到1962年，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她从古代中医典籍中获得启示，从青蒿中成功分离出青蒿素，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她深有感触地说：

【“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32]】

四、以宽阔的全球视野，提出中国对世界贡献“中医是一项”，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指明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医疗技术水平整体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以一个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宽阔的全球视野，对中医如何走向世界、怎样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

首先，中国贡献全世界，“中医是一项”。中医药作为成熟的传统医药体系，不仅影响周边国家，还通过移民漂洋过海走向世界。中医药进入朝鲜半岛，与当地医学结合，形成东/韩医；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前称为皇汉医学，今为“汉方医学。”约在元代，中医药传到马来西亚、新加坡。伴随“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医药进入中亚。北宋时，中医和针灸传入俄罗斯。明代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其中五次到达马六甲，名医匡愚随访，带去大黄等中药材。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豪迈而充满自信地说，在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33]。1954年在同周泽昭谈话中提出，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1954年7月9日，毛泽东说，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还要出国。

其次，中医出国的突破口是针灸。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是我国中医的传统疗法之一。传说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由伏羲发明了针灸。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一书最早对针灸医学进行了论述，描述九针的形制、大量记述针灸的理论与技术。比如，“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根据中医理论，风、寒、暑、湿、燥、火为六淫邪气。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邪进入身体，使经脉运行不畅，身体容易产生胀满感，即“满病”，治疗时宜用灸术，驱除身体里的寒气。革命战争年代，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在根据地得到运用。延安时期，我党培养了朱琏等著名的针灸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朱琏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1年，在她的建议和努力下，我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开始针灸疗法的整理研究工作，朱琏任所长。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实验所改成针灸研究所，朱琏兼任所长。1955年3月23日，朱琏将她刚写好的《新针灸学》一书呈送毛泽东。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针灸学专著。4月9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住刘庄。毛泽东全部看完后，专门约她到杭州谈针灸问题。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朱琏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

晚上，毛泽东同朱琏在刘庄一起吃晚饭，继续谈针灸研究问题。毛泽东主要谈了两点看法：（1）要运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解释针灸，针灸研究将促进医学理论的改革。巴甫洛夫是苏联伟大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影响很大。毛泽东认为，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2）针灸是科学的，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34]】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关心下，《新针灸学》被翻译成俄文、韩文等在国外出版发行，为针灸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最后，将针灸等作为发展对外关系、增加各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不失时机地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51年，《人民日报》刊登有关推行、研究、整理针灸疗法的专论后，苏联医学界和官方就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同年，苏联医师团17人，赴中国学习针灸6年。1956年，中苏两国签定保健合作协定，3名苏联专家到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考察学习针灸疗法。中国派出中医专家特别是针灸专家为外国政要，如也门国王艾哈迈德·伊本、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治病。1958年1月，应也门王太子马德尔之请，中国医生以针灸开路、中医为主、西医护航的治疗原则，为也门国王艾哈迈德·伊本治病。经过3个月的治疗，国王病愈。1971年，《纽约时报》副社长兼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北京采访期间，突发阑尾炎，手术后腹部胀气，在接受针灸治疗后再没有复发。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美国由此开始了针灸热。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国为访华团专门演示眼晴、甲状腺、肺叶切除术等针刺麻醉手术，美国的针灸热潮高涨[35]。197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举办首次国际医师针灸学习班。非政府性针灸团体国际联合组织“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于1987年11月22日成立.经国务院批准，2003年9月25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结语

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为党和国家奠定了中医药发展的坚实基础，为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的健康生活需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温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关于中医的重要观点和深刻思想，不能不发自内心地佩服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再看当下，我们是何等的骄傲：截止2018年底，我国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达71.5万人，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60738个，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123.4万张；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服务已扩大到140多个国家，103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2018年首次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代码（ICD-11），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已颁布29项、正在制定46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很多国家立法认可中医的合法地位，澳大利亚第一个为中医全面立法，29个国家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纳入针灸；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中药已成功以药品形式注册；在我国受过专业培训的外籍中医药人员50多万名，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中医药已经成为中国与各国开展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和靓丽名片，中医药必将以更好的姿态走向世界。

【叶利军，女，博士，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察网摘自《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6期。】

注释：

[1]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页。

[2]《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6日。

[3]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50页。

[4]钱信忠：《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6]邢思邵：《毛泽东同志关怀中医事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健康报》1983年12月15日。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93页。

[8]《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1年）》，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597-598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