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程：论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现代化理念的契合

论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现代化理念的契合

张鹏程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深刻而独特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推动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极具时代价值。

一、德智体教育全面发展与教育现代化的价值

德智体教育全面发展，是毛泽东基于时代条件提出的教育理念，既体现了毛泽东的教育追求，也契合了当前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毛泽东认为，教育必须德、智、体三育并重，其中德育是方向和动力，智育是核心，体育是载体，三育相辅相成。基于当时社会对劳动者的现实要求，毛泽东强调教育首先应培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劳动者。在1921年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他指出教育就是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逐渐弥合知识与劳力阶级的割裂，实现脑力与体力的均衡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发生对立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劳动者不能狭隘地认为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要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再次定义：社会主义劳动者就是“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以此来提高人民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均衡发展的认知。

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教育应促进劳动者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早在1916年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就曾提到现代教育学者要科学继承与发扬古代智、仁、勇思想，并提出德、智、体教育核心发展要义，这一全面发展思想贯穿了毛泽东一生。1957年在论述人民内部矛盾时，他旗帜鲜明地表明教育应该发挥其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要功能，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而在这其中，思想政治及其教育应居于首要地位。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说：“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专业知识学习，都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事政治来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提升思想和政治觉悟水平。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德的培养至关重要，故其多次强调，教育应始终坚持德育立人，智育立本，体育立身的理念，以指引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劳动者。

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实质与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是高度一致的。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未能提及人的现代化概念，但德智体全面发展已然是现代化在其时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展现，其思想实质已然符合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所以，从终极层面上讲，毛泽东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思想与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是高度契合的。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宗旨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要引导人的观念、素质、能力、行为、生活等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求生存向求全面发展转化。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人是教育的价值主体，教育是为人的教育，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教育现代化就是以个体素质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即在发展个性的基础上，促进人的现代化以增强其适应和改造社会的生存与创造能力，这不仅在培养和塑造人的文化素质、行为方式、人生态度方面起着重要的社会性规范作用，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的自我意识，提高了人的需求水平与自我教育能力，使人在终身化与开放化的教育氛围中不断完善与发展自己，从而向着现代化发展。因此，人的现代化已然包括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教育现代化战略理念

毛泽东强调，教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承担着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荣使命。因此，应当始终把经济与教育工作当作“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极其重要。毛泽东指出，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在战争中同等重要，要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如果只是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必须要拥有有文化的军队。而且还特别强调“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要求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文教工作布置在自己的日程里。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专门指出当时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文盲的现状，提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扫盲，要弥补群众教育的普遍缺失，从基础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作出指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并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监管教育工作的开展，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负责亲自抓教育。

基于当时人口多，经济弱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提出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发展教育。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印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调动中央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鼓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多种形式办教育。

同时，还必须培养优秀的师资队伍以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毛泽东多次强调师资队伍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这支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当时，我国教育水平之所以严重落后，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优秀的师资队伍，不仅教职人员数量远远不够，而且教师队伍政治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因此，“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就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利用现有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创新学习，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而帮助他们转化为新中国教师。另一方面，通过规范教师培训与教育来提升其素养，以此建立新型的教师队伍。毛泽东认为，教师“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即便是教授、教员，也一定“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

我国当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都必须建立在国民素质的提高，创新人才的不断涌现基础上，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而这一切的实现基础在教育，故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所以，教育优先发展已经成为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理念。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优先发展教育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成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求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基本要求和重要考核任务，在制定宏观战略规划中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在具体的财政资金投入、人力资源供给和公共资源配置上也要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由上可见，虽然当今的时代竞争之激烈程度远非毛泽东时代所能及，但他却仍然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敏锐地洞察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富有远见地预见到教育之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虽然时代不同，但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远见思维却高度一致，这同样印证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现代化战略理念的契合性。

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育教学改革思想与教育现代化改革思路

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教学改革，并构成了其教育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教育方针、教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改革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得出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育教学改革总思想。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所以，他一直秉承这一宗旨推行其各方面的教育教学改革。

在教育方针方面，毛泽东主张教育必须力求理论和实践一致、实事求是地探索客观真理。针对当时教育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忽视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情形，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专门就此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在学校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教学改革方向，毛泽东再次强调实践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当知识分子将从书本得来的知识与实践结合的时候，其知识结构和系统才完整。1957年，他又再次就“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出具体指示：要树立“边工作，边读书；边生产，边读书”的典型教育风尚，在全国上下积极倡导“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并于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各级教育尽快具体落实：所有受教育的学生都需要实行“半工半读”；要尽可能通过办工厂、农场、与农业合作社签订合同进行实践探索，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劳动，做到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

在教学课程的设置方面，毛泽东强调“课程设置要精简”。在早期的湖南办学宣言中，毛泽东就曾诟病当时学校“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的弊端。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当时军事与生产需要，毛泽东提出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主张开设有针对性的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他依旧极力主张课程和教材需坚持“必须”和“适应”原则，强调课程要体现知识精华，特别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课程要“少而精”。1964年，毛泽东通过亲自调研后尖锐地指出：现在课程太多，害死人。同年3月，在给一中学校长关于学生减负建议的批复中，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不利于学生在德智体方面主动性和全面性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毛泽东针对当时教育“教为主，学为从”“教师主导，学生被动”的单向模式，明确评判“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学生要形成“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学习方式。此后，他又提出“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教学法主张，并在1964年专门对教育界强调：“反对注入式教学法，……我们为什么不反？”倡导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重点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从而引导自学，主张师生探讨、课堂对话的交互式教学方式，以此激发学生的思维。经过多年的实践，毛泽东还总结出了“十大教授法”，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广泛推广。此外，毛泽东还针对当时的教条化考试，批评是在“以学生为敌人”。他主张学校要培养学生的实践和思考能力，同时教导学生要培养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在教师引导下发挥主动性，而不是过于关注成绩。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虽然已经实现了巨大发展，但现行的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上仍存在诸多弊端，仍然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要破除这些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藩篱，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唯有以现代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体制取代陈旧的、过时的、与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的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等，才能切实推动教育实现现代化。为此，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就特别指出，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改革的重点是体制机制，要通过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来创新整个教育系统和育人环境，从而建设科学的现代学校制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对比毛泽东的教育教学改革思想，不难发现当前的教育现代化改革思路与他“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改革总思想是高度呼应的。无论是教育方针，还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虽然毛泽东并未提出与现代化相对应的概念和表述，但其总思想和举措实质是与当下高度一致的。如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职业教育倡导技能培训的改革思路与毛泽东的“学工结合”“校企结合”教育思想、基于素质教育评价体系要求课程设置重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毛泽东“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的主张、现代化教育采用诸如PBL等先进教学方法的举措与毛泽东“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教学法的强调等，都是高度趋同的。这一切，无不彰显出毛泽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育教学改革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教育普及与公平的价值诉求与教育现代化的福祉依归

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教育对象始终贯穿“人民大众”“工农兵群众”“工农民众”“工农群众”。虽然在不同时期所包含的范围各有所指，但其中所蕴含的教育普及与公平诉求是始终如一的。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明确“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1934年，他要求一切掌握在工农群众手中的文化教育机关要坚决保障“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他认为，文化教育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对教育对象予以具体阐述：“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是强调农民作为教育普及对象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在他的主导下，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对于教育普及的内容，毛泽东针对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比如：战争时期，基于教育停滞文盲较多的现状，毛泽东意识到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首先就要认字识字，所以发起了识字扫盲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积极倡导识字运动以提升全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形式多样地对人民大众进行教育普及。随着扫盲识字教育运动的开展，扫盲教育获得了显著成果，但同时社会主义面临的经济建设新形势对当时的教育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于是，毛泽东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此时，教育普及的内容就不仅仅局限于扫盲和识字，而是很快发展到较高级的职工技术培训和农村业余初级教育等。

而对于教育普及的路径，毛泽东认为除了政府加强推动外，还需要个人的自觉学习，甚至是终身学习。他认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要秉承先辈优良学习传统，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的主动学习习惯。“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永远也不能停止。”

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普及与公平问题依然困扰着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其间，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导致教育受众未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指出：“目前，教育短板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岛地区。”究其缘由，教育资源的投入不均衡是主因。对此，习近平同志多次从战略高度强调“教育是民生之基”，一定要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这是教育现代化的福祉依归。他强调，要让人民享受平等的教育，就必须践行党中央“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具体要求。一方面，加大教育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普及学龄儿童教育，“让适龄的孩子们学习在学校、生活在学校、成长在学校”。另一方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有志青年、优秀师资到农村、到边远地区为国家教育事业建功立业。唯有如此，才能让更多的教育受众受到更公平的教育。

不难看出，和今天的教育现代化所追求的教育普及与公平的福祉依归相比，毛泽东在教育普及的对象、内容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的思想和举措都带有太多时代的烙印，但其追求的境界和目标无疑是与当今一致的，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让更多的人能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公平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从而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力。所以，在最本真的追求上，二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总之，无论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的战略定位，还是教育的改革思想和教育的价值诉求等，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都和教育现代化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自觉把握这种契合性，既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更是对教育现代化理念的深入贯彻。

(作者简介：张鹏程，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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