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税收工作

毛泽东与税收工作

陈兵浪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税收工作高度重视，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都有许多重要论述，特别是在经济实践中所形成了“经济决定税收，要培植税源”、“税收影响政治，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应收尽收，重不伤民”;“走群众路线，合理税负，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政府公务员廉洁从税，加强作风建设”以及“税收与政治、税收经济的相互关系”等税收观和方法论，至今对我们的税收工作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调查研究，慎重制定税收政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之前，对于税收问题始终是持慎重态度。

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4月19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关于征收田税的问题，他只感叹地说了一句话：“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此问题亦甚复杂。”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该县的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于当年五月写下了著名的《寻乌调查》一文。他说：“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寻乌调查》一文约十万字。寻乌调查时，帮助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的主要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叫刘亮凡，红军到寻乌前他是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寻乌很大程度上就是税收。毛泽东对该县的税收情况，大到政府、县署各有哪些税种，小到一个酒店每月缴一毛五的税都做了详细了解，为苏区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可见，他始终如一地贯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税收问题也很重视，不同意在税收问题上采取过激作法。1940年12月13日，他在《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指出：“同意胡服(刘少奇)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办法征税”。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对税收问题没做调研，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之前是很慎重的。1942年12月20日，毛泽东为起草财经问题的报告，专门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请他谈有关税收等工作方面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了有以“反对偷税漏税”为内容之一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于这场运动中如何处理私营工商户偷漏税问题，毛泽东在了解大量情况后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指出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程。针对当时资本家唯利是图，而一些工人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应向这两方面的人进行教育，是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并指出：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在减少粮食征购量的同时，对农业税率进行适当调整。使全国平均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正税加地方附加的实际税收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从1957年的11.6%下降到不超过10%，按新税率计算，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比上年减少98亿斤，减少29%。“农业六十条”对当时促进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村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应收尽收，组织财政收入重不伤民

为切实做好税收工作，毛泽东曾要求“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

关于党政主要领导抓税收工作，早上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乡苏(即乡苏维埃：笔者注)怎样工作》一文中指出：“乡苏主席团要分工参加乡一级的各个委员会的会议。这种分工最好在一个时期内固定起来，每个人分管几个委员会。例如：主席管军事、财政方面(扩大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土地税、公债、没收征发、国有财产等)”194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中，明确要求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问题必须向中央报告。在全部十八项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中，税收列在了第一位，即：“(一)税收政策，内分农业税(即公粮)、工业税、商业税。”毛泽东不仅要求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税收工作，而且自己对税收政策的调整也十分重视。

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税收的多少关系到国家财力的强弱，能收到更多的税，无疑对国家建设是大有好处的。1950年4月16日，他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要求在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他说：“陈毅同志：晌午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1959年，毛泽东在谈到粮食征购问题时说：“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

毛泽东认为：爱护人民，尊重人民，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观念，而是真诚的根深蒂固的价值情感。他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指出：“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他同时着重指出：“虽在困难时期，我们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修养民力。”

比如说对农民负担问题，毛泽东就一直十分重视，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以幽默地的口吻说到：“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们就喊‘赶快纳粮完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一句小小的幽默，将国民党横征暴敛的行为，生动地勾画了出来。

1952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中指出：“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在中国农村实行集体化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农民的利益，他说：“……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1959年6月27日至7月2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了关于国计民生的十八个问题，其中第十四个问题是：“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由此可见，毛泽东这些关于税收的论述，其核心就是共产党一贯的为民思想。

三、税收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

毛泽东还十分注重税收工作方法，一贯倡导税收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坚决反对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征税行为;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毛泽东始终认为“经济决定财政”，税收的增长主要靠经济的发展。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说：“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承袭。”

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反对那种离开经济，一味在税收上打主意，只知道向老百姓要东西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他说：“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张废除旧中国的所有苛捐杂税，但他从没有说过不要税收。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情：红军达到陕北以后，有一个干部从外地来到陕北洛川。第二天，这个干部就下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知不知道红军在陕甘边区的经济政策?洛川当地到底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这个同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取消了这个同志无税论的做法，那些有益于人民、有助于政府和红军的税收还是在洛川保留了下来。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

1930年1月5日，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分析社会矛盾时指出：“伴随着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直接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分析的当时的社会矛盾，有很多是和不合理的赋税有一定关系的。1966年，他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里说：“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

四、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

毛泽东高屋建瓴，还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1942年，他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又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他接着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体现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观点。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说到：“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资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 毛泽东要求县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财经工作中：“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17为切实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咋提倡艰苦奋斗，节约闹革命的同时，要求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等开展大生产运动。 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关于一切有益于国家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既使在抗日战争十分艰难困苦的日子，毛泽东仍坚持要求搞好生产，他说：“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于生产。”实践证明，税收对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提醒人们，财政政策的好坏“足以影响经济”。由此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中十分注重发挥税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累进税法，最为适用”，主张实现累进税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弟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很重视运用合理的税收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并且，他主张让大多数人民负担赋税的观点，与现在的税收理论与政策是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很注意发挥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1950年6月6日，他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首先肯定了人民政府的财政工作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并指出“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对于各级人民政府和税务人员依法征税，毛泽东是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的，他说：“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建国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多次要求加强税收管理工作，即使在动乱的“文革”时期，也要求税收工作要稳定，不能乱。

五、经济体现政治，税收服务政治

毛泽东善于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比如，通过赋税他敏锐地看到了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经济是政治的继续，税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目标是最高原则。因此，每当他认为税收政策会影响政治目标的实现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调整它、修改它、甚至废除它。 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毛泽东赞成适当减免税收。对有碍生产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苛捐杂税，则主张一律废除。他告诫各级干部废除的必须是苛捐和杂税，不能是一切税收。

旧中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说“民国万税(岁)”，繁重的捐税使人民苦不堪言。毛泽东坚决主张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对人民自发地革除一些苛税就很赞成，他说“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分定下了革除的步骤。”1929年1月，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又说：“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第四条提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征税问题。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雷公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知道后，要把那个农民抓起来，毛泽东没有同意。通过了解，毛泽东知道了一些农民对边区征粮征税太多有意见。后来他说：“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27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后来边区政府及时调减了粮食和税收的征收数额。毛泽东主张废除旧中国的所有苛捐杂税，但他从没有说过不要税收。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情：红军达到陕北以后，有一个干部从外地来到陕北洛川。第二天，这个干部就下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知不知道红军在陕甘边区的经济政策?洛川当地到底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这个同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取消了这个同志无税论的做法，那些有益于人民、有助于政府和红军的税收还是在洛川保留了下来。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

解放以后，为发展经济，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于1950年6月6日指出：“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再此方针下，调整税负，酌量减轻民负。”在谈到合作社经济如何发展时，毛泽东认为暂时给予税收减免照顾是必要的。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281961年，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文件，对农业税的税率进行了调整，使全国平均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下降了二个百分点以上，促进了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跃进遇挫折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几次调整。1959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会上毛泽东说：“征劳力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可以有点，绝不能太多。王安石有六项政策，其中著名的一项叫免钱。过去是直接出人，王安石是征税，用这笔税钱由政府雇人搞各项建设。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毛泽东博览群书，十分注重借鉴古人的经验。他认为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地方劳动力搞项目的倾向，王安石“以税代劳”的办法值得借鉴。

1970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批准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计划指出：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为实现这一目标，计划要求：对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给予减税免税照顾。此后全国各地的“五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有的已发展成为当今地方经济的支柱。在六十年代，为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中央要求“税收部门应合理规定起征点和各种副业产品的税率”。税务部门及时调整了农村副业税收政策，促进了各项副业的发展。

六、倾听群众呼声，改变干部作风，从严惩治腐败

毛泽东还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述了走群众路线和改变干部作风的极端重要性，建国初期，他就明确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

毛泽东对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且是干部的级别越高要求越严。以致一些在相对独立的根据地说一不二，同敌人冲杀过来的高级干部，在毛泽东目前也毕恭毕敬。但在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和普通群众上，毛泽东则显得温和的多宽容的多，既使在税收问题上也是这样。1950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给他写信，说自己家里去年实收谷子一百八十二石，而农业税就征去了七十七石，加上其他一些了原因，造成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在接到这位曾开除过自己的校长的来信后，当即给湖南省主席王守到写信，要求“请予酌办”。并且，他还及时给张干复信，表示慰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先后两次给张干家送去了六百公斤大米和人民币五十万元(旧币)，使他一家人度过了难关。在同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不靠农业和农民，他说：“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

干部作风与否不仅关系到税收工作的成败，而且还关系到干部滋生腐败。毛泽东对共产党内的干部犯罪历来处理很严，对税务干部的处理也不例外。有人考证，毛泽东一生亲自批准处死了七个犯罪官员，这七个犯罪官员，其中的肖玉壁就是一个税务干部。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身上有90多处伤疤的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问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意中央作出的关于国家资金不许挪用的“十条禁令”中，第一条也是关于税收的，即“不许挪用上缴利润和税款”。当查出有不少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大量偷税漏税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毛泽东在这里指出要搞好税收的宣传教育工作关键在于干部的自身建设。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税收的重要论述和方法原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关于税收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当前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进一步践行“三严三实”，做好新常态下的税收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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