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的发展

作者： synbada 来源：红歌会网 2017-07-12

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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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启念先生的文章笔者一直在拜读，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给我以启发。最近的一篇文章的观点不能认同：“即使在今天，唯物论、辩证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遇到的诸多问题，它的作用非常有限。”（中国社会科学网马克思主义哲学版块。）6月30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回答的五个问题》其具体论述如下：

“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许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因此二者之中最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一种世界观，它突出强调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运动的，物质世界的运动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世界观的真理性不容置疑，任何时候都不会被证伪。它弘扬科学理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确立科学理性的地位，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社会现代化，其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即使在今天，唯物论、辩证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遇到的诸多问题，它的作用非常有限。原因很清楚，如上所述，我们在今天面临的问题，从深层讲主要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着重解释世界存在与运动的客观规律，主要是在弘扬科学理性。借用韦伯的话，前者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后者属于工具理性范畴，各自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弘扬科学理性必然造就一场启蒙运动，理性启蒙必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盛行和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会因把人作为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工具而走向自己的反面，物质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物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主宰。社会组织为一架巨大的物质生产机器，人则是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与人的自由、个性、价值相关的问题必然凸现出来，社会开始呼唤价值理性。弘扬价值理性的哲学走向前台，成为主角，势在必然。以弘扬科学理性为旗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的处境，正是如此。价值理性已经取代工具理性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关切。”

正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机械化的解释，抛弃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历史观倒退到费尔巴哈式的自然物质论，人成了物质的被动反应物，对社会和历史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预测。人的主观意识对于人的形成，与动物走的不同路径，造成了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传承意识没有做出正确的评价，忽视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最大问题。

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第一部分第一段"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这是对思维的辩证认识，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还对思维与物质的同一性与滞后性关系进行了论述。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进行了批判和认识，创新地继承了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实践以及对中国的预测接近实际，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生命力。

机械唯物论的最大症结：把“物质世界的运动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平移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以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借口，认为这是不能更改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诸不知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而且是欧美社会发展历史。那是人类社会基本框架和局部发展历史，是人类意识朦胧时期历史。如果循着历史发展必然逻辑，他们发表《共产党宣言》干什么？默默等待就是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发表《共产党宣言》，参与革命实践，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类意识在觉醒，劳动大众意识在觉醒，是思维意识这个特殊物质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时机，人类将进入新的时代。考茨基和现代唯生产力论把马克思原理做了机械化解释，否定了意识主动的一面，也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成了认识观的一种，只有解释世界的功能，失去革命性，改造社会的功能也被他们丢失，实践像找骨头的野狗，见着棒棒就尝试，不管前人经验，也不管它有没有毒。中国社会到了今天尴尬的境地，正是抛弃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结果。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解放思想第一人，他的奋斗观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摒弃所有的传统崇拜，对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个态度。1940年一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谈话》：“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中国自打秦惠文王(前337年-前311年在位27年) 就进入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比西欧早了近2000年，以后每个朝代都有200年以上的历史(除蒙元朝)，2200多年在封建社会泥潭里打滚，多次有蓬勃的商品生产发展机会，就是不能前进。这用生产力标准根本就解释不通，用那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也是驴唇不对马嘴。中国具有广阔的疆域和悠久的历史，束手无策没有能力去解释，这种唯物主义最好扔进垃圾堆。

教条主义者只有原理和依据原理的推论，在1978年解放思想运动，打着反对四人帮教条主义的旗帜，行的是推翻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把物质自然主义平移到社会，以自然研究规律代替人类社会研究，从反对意识主观能动极端化到反对意识能动性，推翻了唯物辩证法。解放思想变成了唯物质论，退化到费尔巴哈的物质自然。这种哲学上的倒退，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质，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最近几年进入经济危机，引起了各方面反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颠覆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实质，视野里没有劳动大众和他们的意识，认识不到思维这个特殊物质运动的规律。丢失了根本，共产党迷失了方向。习近平主席提醒我们特殊性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不能忘记共产党的初心，时刻要问我们从哪里来。这就是要寻根返源，恢复活力。

毛泽东的《谈话》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和分析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问题，把《谈话》只看成政治经济学研究那就浅显了。谈话通篇体现了在物质基础上的辩证法。比如第四部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对于物质和意识极端化毛泽东都是摒弃的，在随后的段落说到“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做机械化解释，借用马恩个别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僵化起来违背了基本原理，也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和革命实践精神。从现代来说，中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哲学的发展走上了歧途，也使得中国社会走上了歧途，造成了社会的困境和哲学的贫困，即无法解释社会历史也无法引导社会学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