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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近日收到一位署名“郑梓岩”的同志对“红旗太平洋”发表的《同志，咱们聊聊怎么给资本主义挖坟》一文的评论。在此，我们感谢郑梓岩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就其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郑梓岩同志的回复大体可以总结为三个问题：1、德国各阶级的生活水平在纳粹上台直到战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2、我们对张跃然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兴起》一文是否存在着乱扣帽子的情况;3、法西斯究竟可不可怕？针对其中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讨论一下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历史统计，以及面对与自己切身经验不符的的统计资料时应当怎么入手的问题。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要讨论对事物的合理归纳和扣帽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让诸多深陷于此的进步人士伤透脑筋的问题。针对第三个问题，我们想谈谈毛泽东同志“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一、从资产阶级统计数据看战前德国阶级关系

郑梓岩同志引用了许琳菲等人的论文《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一文，指出1、工人实际工资降低，;2、所谓减少失业的实质是半军事强制劳动。除此之外，许琳菲等人的论文在同一段中还指出了3、将妇女排挤出就业市场从而人为压低失业率的问题，这与赤旗同志的文章相关，我们在此一并回复。

许琳菲等人指出的工人实际工资降低的原话是“工人的周工资在1932年第四季度是22.6马克，在1935年第二季度是23.81马克，或者说工资增长了6.9%，而同时期食品价格上涨了13%”可惜的是，许琳菲的文章里并没有指出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因而我们无法查到原始数据来纠正我们可能的错误(如果我们出错的话)。另一方面，许琳菲等人的数据只反映了1932年和1935年不同季度的两个时间点的情况，并不能说明纳粹上台直到战前整体实际工资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合理的估算当时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呢？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提供的战前德国生活费用物价指数与工人的货币工资指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当时德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化，图表如下：

图一：德国工人工资状况

图一反映了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6年间，生活物价指数上涨了约5.1%，平均每年上涨0.8%。0.8%的年生活物价指数上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并没有出现许琳菲论文和郑梓岩同志回复中所描述的剥夺型的通货膨胀，而这个通胀水平要比中国近10年的水平低得多。纳粹党相当清楚正是德国在二十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造就了作为在野党的纳粹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到了纳粹党成为执政党时，它当然不希望同样的事情造成民众的严重不满，而再次把自己踢下台。比较实际工资我们可以看见，从1932到1938年间工人实际工资上涨了约21%，并没有出现郑梓岩同志所认为的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

第二，关于所谓“半军事强制劳动”的问题。很不幸的，许琳菲等人又未给出这一论断的出处，也并未在前后给出战前曾存在对整个工人阶级大规模强制劳动的证据。只是在后面提了一句“是对工人阶级实行加紧控制和向军事经济过度的措施。”我们知道，军事工业生产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对工人进行“半军事化强制劳动”，因为劳动的性质主要由所有制和分工结构而不是行业决定。战前德国有没有强制劳动？有，在集中营里，这个我们上一篇文章已经论述过。但是集中营的极少量强制劳动(对整个经济而言)与整个阶级的强制劳动显然不是一回事。所以，就连郑梓岩同志自己也说许琳菲等人的论断“感觉说的太绝对”。简单地说，强制劳动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这意味着在提高劳动时间的情况下，降低小时工资，以达到增加剥削率的效果。但是，根据《德国的工资》提供的历史资料计算，德国工人1932年到1938年间小时名义工资率上涨约8%，扣除上文计算的5.1%的生活物价指数，小时实际工资上涨约2.8%。从上涨的小时实际工资来看，战前纳粹德国恐怕并不存在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大规模强制劳动。

第三是关于妇女与就业市场的。赤旗同志和许琳菲等人都提出了纳粹德国有计划的排挤妇女就业来为男性创造岗位，让女性重归家庭。不过纳粹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实际的状况又是另一回事。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相关数据计算，在1933年到1939年间，德国男性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约4.8%(武装部队服役人口也计算在内)，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增长了约11.2%，女性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反而增加了。这也反映了法西斯政权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打压女性，想要把她们赶回家庭，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女性解放的斗争面前，纳粹也不得不接受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现实。综上所述，工人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然后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分成两部分说。首先是现代小资产阶级，即以职员和官吏等为代表的，能够支配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且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郑梓岩同志引用普兰查斯的书认为，战前德国现代小资的工资下降了20%。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重要论断，普兰查斯却没有在后面注明出处，只是一个数据摆在那里。但我们的研究却不能止步于无言，我们必须寻找可靠的历史资料去说明现代小资的状况。普兰查斯在同一页上给出了现代小资两个部分占人口的比例(这倒是给出了较为可靠的出处)。根据普兰查斯引述的数据，白领工人和公务员(这两者是现代小资的绝对主力)在1933年占总人口的18.4%，在1939年占总人口的20.4%。按照这两年的德国人口普查资料，这意味着1933年德国拥有现代小资约1215万人，1939年则为1417万人。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第123页引述的《经济与统计》上的资料，现代小资的名义薪金总额从1933年到1939年136亿马克上涨到209亿马克。根据物价指数扣除价格因素(约9%)，1933到1939年德国现代小资实际薪金上涨约12%。当然，我们不知道已经逝世的普兰查斯如何处理他的数据，因而难以探讨他具体得出“下降20%”这一结论的具体过程，但是，现有证据很可能与其结论相左。所以，现代小资产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再是关于传统小资，即占有一定生产资料并自己参加劳动的小业主阶级。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小业主收入1933年到1939年从103亿马克增加到258亿马克。而关于小业主的人数，普兰查斯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但是他明确提到了(这也被郑梓岩同志引述的几篇中文文献所证实)：小业主作为一个阶级的数量在减少。那么，我们就假设小业主阶级的数量不变，那么小业主阶层的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收入则上涨了130%。即，如果要让小业主实际收入下降，小业主的数量在1933年到1939年间至少要增加130%才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传统小资产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那资本家呢？根据迈拓(Maito)的文章，纳粹德国的利润率从1930-34年的5.4%上升到了1935-39年的13.5%。无独有偶，根据《纳粹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张图表，我们也能看到资本回报率的上升。

所以，资产阶级也是得到好处的。

综上所述，战前德国工人、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工资、薪金、业主收入是上升的，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率也是上升的，社会三大主要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前都得到了好处。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凯恩斯主义国民分配理论的解释，能够维持实际工资和利润率同时上涨的情况，是以产出资本率的提高，即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为条件的。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是由于闲置的劳动力和闲置的资本再次结合，出现了资本生产率大幅度上涨。用简单的分蛋糕的比喻，就是蛋糕做的大了，资本家和工人和小资分的都比以前多了，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共赢”。当然，正如“鱼雷快艇海鹰号”所讲的，这种“共赢”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纳粹党之所以能够上台和保住政权，是因为它至少暂时地解决了当时德国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矛盾，即积累危机和阶级冲突。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战前纳粹党执政期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的调整释放了原先被束缚的生产力，因而暂时地挽救了资本主义。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劳动收入份额是我们前一篇文章论述利润挤压理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劳动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长期来讲，是阶级斗争实力对比的晴雨表。郑梓岩同志引述向洋的硕士论文，指出纳粹德国战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计算的数字是不一样的(鱼雷快艇海鹰号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但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般趋势来讲，在二战以前，危机最深重的时期往往是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时期，相对的，即利润份额最低的时期。这是因为利润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反应更加灵敏，而劳动收入的反应则相对迟缓。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这叫“劳动市场缺乏弹性”;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这叫“工资粘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这是工人和部分现代小资进行反失业、反减薪斗争的成果。战前德国利润份额的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跌，是经济复苏后利润恢复性增长的结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实行罗斯福新政，大搞社会保险，建设以“劳资妥协”为旗号的“大政府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并不能说明德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从长期看，第三帝国时期(1932-1938年)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以薪金和工资总额计算，约为57%，根据Jostock的测算结果)，就比第二帝国时期(1895-1913年)高很多(约43%)。所以，从国民收入分配看，纳粹党执政的和平时期，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大规模溃败的状况。

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第三帝国是资产阶级政权，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行为都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但是，光从情绪上反对法西斯，将法西斯上台和一定时期内保住政权都说成是“欺骗”，显然是忽视了法西斯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将法西斯当成了不可分析的东西。具体的讲，我们也不能否认即使在如此艰难局面下，德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取得了实际工资、薪金、小业主收入上涨的成果，而且，德国劳动收入份额上涨的长期趋势，也并没有因为纳粹党上台而被打断。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困境中英勇斗争的成果，是不可能用工人阶级因为“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而受到法西斯的诱骗一笔勾销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郑梓岩同志关于战前德国各阶级状况的回复，同时感谢“鱼雷快艇海鹰号”同志提供的重要数据资料。郑梓岩同志相当认真地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一点是令人钦佩的。在此，我想多谈一些关于进步人士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历史统计的问题，这个讨论并非针对郑梓岩同志提出的问题，而是针对许多进步人士在从事进步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资产阶级历史统计的客观性，因为资产阶级历史统计往往担负着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决策提供依据的职能。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进步事业服务，马克思和列宁都是辩证地使用资产阶级统计资料的大家。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本身复杂繁多，又都挂着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术语，就一概地把它们都称为资产阶级糊弄民众的把戏。其实，资产阶级并不总是愚蠢的，在重重意识形态掩盖下的某些实际指标的变动，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社会矛盾的认识，其中某些认识也是部分符合客观现实的。例如，去年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就提出两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一个是中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很低，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赶不上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他们提出要反思、修改、乃至废除《劳动合同法》。

我们必须谴责资产阶级“狗头军师”们想要打击工人的险恶用心，不过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他们的表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首先，简单地说，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古典经济学用于解释一切不是由劳动和资本投入引起的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进步、组织、世界市场波动和阶级斗争等。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正，就意味着劳资两大阶级按照自己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过收入之后还有富余，这一富余给工人就是实际工资上涨，给资本家就是利润率上涨。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曾形象地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看作是劳资妥协的空间，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时，劳资妥协的空间就大，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就可能相对平稳。反之，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的时候，劳资妥协的空间就被急剧压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发生的概率和烈度就会上升。从东亚的现状看，根据统计局的资料计算，新世纪以来实际工资一直在上升而2008年以后的利润率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劳资妥协的少许富余很可能大部分给了工人，这也是为什么这几个“狗头军师”们呜呼哀哉的原因。而关于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用分蛋糕的的简单比喻，就是工人分得的蛋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个蛋糕的增长速度，所以工人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大，资本家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小。这也被我们上一边文章举出的工资份额的趋势所证实。所以，这几个狗头军师的表述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嚣张喊话，根本上讲，这是阶级斗争中已现颓势的资产阶级策划的一场舆论反攻而已。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经验与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别问题，“鱼雷快艇海鹰号”同志已经在《逛店发现，马克思又错了？》一文中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就不在此赘述。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相信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更不能在搞不清数据意义的情况下胡乱使用。有兴趣的进步人士应该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统计学，识破伪科学部分，并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其中能够反映现实的成分，从而使资产阶级统计数据为我所用。

二、归纳总结与扣帽子——进步人士如何正确对待讨论中的分歧

郑梓岩同志在回复中认为我们“没有根据”地给张跃然先生“扣帽子”。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许多进步人士在论战时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一般地讲，我们在参与任何讨论时都需要对自己或对方的观点做一个基本的归纳，对部分特别重要的部分往往需要给出定性，这是我们总结上一阶段讨论成果，开启更深入讨论的必由之路，这无可厚非。例如郑梓岩同志自己就认为曙光号 “唯我独革”。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郑梓岩同志在扣曙光号的帽子，因为“唯我独革”很可能是郑梓岩同志根据自己的理论学习和经验总结对曙光号某些行为的归纳。

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给张跃然先生扣帽子呢？这要分成两个问题回答。

第一个问题，我们说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和“政客技术学”是在指张跃然先生个人吗？我们在提到上述两个词的时候，指的都是张跃然先生的文章，而非个人。我们也没有将郑梓岩同志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当成新自由主义的旗手。我们从未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给张跃然本人下过什么结论，从未抽象地说过张跃然本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是他在文章中却不加批判地使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

第二个问题，张跃然的文章是怎么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和“政客技术学”的？我们知道，一篇文章究竟讲了什么，并不取决于它宣称自己在讲什么，而是取决于其在论述展开过程中的立场和方法。

张跃然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宣讲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根本上都是【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这些解释“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解释框架”，这种理论“机械而缺乏美感”，且“与基本史实相悖”。因此，他引述普兰查斯的书，想要找到一种“即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又能去除掉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笔者注)经济决定论色彩”的理论。

那么张跃然是如何克服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缺乏美感”的“经济决定论”的呢？他选择了“将【政治】带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当中”。那如何回归“政治”呢？按照张跃然的说法，就要承认“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就要承认“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被经济结构所影响，但本质上有其独立的政治逻辑”。就要承认“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和经济状况的统一，才是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基础”。

且不说“政治”是否曾远离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需要劳烦张跃然先生号召大家带回来。如果我们要以张跃然为榜样，做一个不那么“缺乏美感”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服掉令人不舒服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就要坚持“阶级斗争”“本质”上是“独立”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是由其经济关系，而是由其“意识形态倾向”所指挥的;所以经济结构在阶级政治中“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会发生什么呢？张跃然先生很有实践精神地替我们试了试水。按此要求，张跃然指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转变“国家形态”，把“自由放任式”国家扭转为“积极干预式”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出于对垄断资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自觉充当自带狗粮的帮凶;无产阶级则是由于“梦想破灭”之后的“感伤主义”，和期望大小资产阶级内斗的看戏心态而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其中，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恰好符合了小资产阶级的“公正”观，而且填补了深陷“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泥潭的无产阶级的空虚心灵，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的操控下翻身上马，一统江山，造就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本段引自我们的第二篇关于法西斯的文章《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垄断资产阶级想要转变国家形态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专政，让“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议会向国家官僚机器转移”，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联合“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是官僚机器的主要阶级来源，在坚持私有制问题上也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打压无产阶级，而是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抵抗呢”？如果小资产阶级既对垄断资本家“羡慕嫉妒恨”，又渴望社会“公正”，那他们为什么不联合无产阶级向垄断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去争取喝汤吃肉，满足他们的“公正”呢？如果无产阶级因为革命失败而成了“浪漫主义”的俘虏，那他们为什么很不“浪漫”地去搞阶级合作去搞议会斗争(议会斗争可是出了名的繁琐无趣，一点也不“浪漫”)，而不是“浪漫”地去跟纳粹党争抢街头政治的地盘呢？

如果我们成为了具有“美感”的马克思主义者，“拒斥生产力决定论”，让“经济结构”回归它“连主要因素都不是”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理论一切皆有可能，什么都能解释。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看待经济结构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的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这样指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任何放弃了“经济结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阶级理论，就同时放弃了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解释，放弃了人的认识是可以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放弃了人们可以在正确认识规律的情况下用符合规律的实践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拒斥”了“经济决定论”的、具有“美感”的阶级理论看来，只要法西斯主义给工人“充分嫁接上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元素”，就能把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工人争取过来，从而取得和长期保有政权，同时工人和小资也会高高兴兴得磕着廉价的精神鸦片而乐于去干这种被卖了还替人数钱的事情。反之，社会主义政党只要不“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政党的崛起”，不去搞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伎俩，就能避免自己被“一纸禁令解散”的倒霉事(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可能的历史选择空间，参见“鱼雷快艇海鹰号”的最新文章)。我们从来没有否认意识形态战场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但是在张跃然提供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这些锦囊妙计中，我们没有看到不以人的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战场的深度广度，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与方式。阶级斗争被理解为了意识形态战场上宣传与反宣传、欺骗与反欺骗的扳手腕，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矛盾的结果。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中拉拢选民的“政客技术学”。

最早一批将马克思主义冠以种种“决定论”帽子(这确实是扣帽子)的，是新自由主义历史理论的先驱波普尔。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部书中这样指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规律性的承认和探讨，以及从经济基础分析规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为了“极权主义”张目。简单地说，波普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的探索是对归属感的需求(波普尔倒是意识形态独立性的真诚粉丝)，这种归属感会导致对国家、民族和领袖等的盲目崇拜，因为国家、民族、领袖等只不过是归宿的具象化。所以，波普尔看来，打从娘胎里就带着极权主义胎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自那以后，各种说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声音就成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这也糊弄了一部分自称“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每当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点时，自由派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顶“决定论”的帽子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就觉得自己仿佛打倒了马克思主义。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界基本还停留在“甘愿做三百年殖民地”的“气功大师”阶段，阿猫阿狗都可以冒充理论家的时期非常普遍。而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攻城略地的本世纪初，一些不了解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也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进步青年把所谓“决定论”信以为真，简单地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以及自由派宣传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僵化”同“一根筋”的，“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了起来，这不足为怪。这一倾向的另一种表现是抬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而贬低、割裂马克思本人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联系。曙光号自己在大学时期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曾认为马克思晚年(指1867年以后)背叛了自己青年时代蓬勃燃烧着的“历史人本主义”思想，忽视了意识形态，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的“独立性”，封闭了历史走向其他道路的可能，成了“经济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的代表，走上了黑格尔的老路，而恩格斯则被当时的曙光号认作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罪魁祸首。后来，在学习实践和与自由派论战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学习了唯物辩证法，认识到了自己由于不了解历史和思想史而被“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蛊惑，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在张跃然的文章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意识地批判和甄别“经济决定论”，而几乎是对新自由主义攻击“决定论”的官话照单全收，当需要阐述历史规律时，只是模糊地承认一下“社会经济形态”等物质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到具体问题时，就又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公正”，“浪漫主义”。这不是对唯物史观的任何“发展”，只是对其进行一番抽象的肯定和具体的否定而已。至于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要和张跃然先生争个输赢，这显然完全误解了我们发文讨论的意义。正是曙光号自己也犯过错误的经历让曙光号对其他人犯有同样的错误更为敏感，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有义务让其他同志少走些弯路，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就事论事”地讲，我们说张跃然的文章里面不加批判地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将阶级斗争的规律阐述成了“政客技术学”，是对文章中具体问题的正确归纳，不是给张跃然本人，更没有给“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扣帽子”。

在进步人士的日常讨论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误会，我们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也不要随便说别人给自己扣了帽子。而应当具体分析和总结自己与对方的立场、方法与结论，虚心接受正确的批评，分析和指出不当的批评。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的中国共产党毫不讳言自己的同志，甚至是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曾经犯过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事求是、健康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曾经的中国共产党保持自己优良作风的法宝。这也是我们应当向中国革命史学习的。

三、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在对待法西斯的问题上“盲目乐观”，而且具体地给出了是如何“盲目乐观”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赞赏。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的“盲目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法西斯的行为是不可以用常理分析的，它“发起疯来，倒退回前现代都有可能”;第二，法西斯可怕，是因为它会拖长革命进程的时间，增加牺牲，“谁不愿意革命的牺牲更小呢？”，因而郑梓岩同志怕的是“人类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我们下面就来一一回答郑梓岩同志的问题。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为解决自身矛盾而设计的，当它无法解决矛盾时，无论是这种统治形式还是其代表集团都会被资产阶级抛弃。法西斯集团的个别人物可能发疯，但是法西斯的经济基础不会发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确实发疯似地下达了毁灭德国一切现代工业和交通的命令，但是这一命令一出来就遭到了上至军备部长施佩尔，下至基层官兵的积极和消极抵抗，从未被认真实施。德国资产阶级没发疯，战后直接把法西斯的元帅、将军、部长和总督们扔给了纽伦堡法庭，自己继续跟从前的敌人做着生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确实也发疯似的叫嚣着要搞“一亿玉碎”，牺牲全体国民。但是冲绳一丢，关东军一完蛋，两颗原子弹一落下来，中国战场敌后大反攻一打响，照样乖乖地把天皇请出来“玉音放送”投降声明。意大利法西斯连发疯都没来得及就被本国资产阶级一窝端了。而遭到战争破坏的世界各国经济也基本于1950年左右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部分法西斯狂热分子确实可能发疯，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是资产阶级的一门生意，对待发疯的生意人，有时无产阶级还没来得及动手，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把他们淘汰。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替我们完成革命，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越是发疯，就越是不能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法西斯国家资产阶级营垒内部的纷争和内耗就越激烈，就越容易从内部和外部摧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类再次受到巨大伤害”所以法西斯可怕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听听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说的。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8日)中，毛泽东同志讲：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毛泽东同志结合自己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革命经验做出的总结。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党多少次遭到敌人背信弃义的攻击和屠杀，他们害怕了吗？中国共产党是否因为害怕国民大革命失败，增加牺牲，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就停止武装反抗？是否因为害怕会背上破坏双十协定的罪名，增加牺牲，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就不去消灭进犯上党地区和诸条铁路线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害怕战争，战争就不来了？害怕牺牲，就不会有牺牲？害怕法西斯，法西斯就会对我们温柔一些？

对法西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战争的害怕，不是我们推动历史进步，推动人类解放的旗帜，反而是害怕斗争，消解斗志的降幡。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政策，不就建立在对核战争爆发后所谓“人类文明毁灭”的深深恐惧之上吗？那么，赫鲁晓夫这种“害怕”，对于苏联领导下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赫鲁晓夫是把社会主义“害怕”大了，还是“害怕”强了？是把干预古巴的美国舰队“害怕”地屁滚尿流了？“戴维营精神”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害怕”强了还是“害怕”弱了？一讲到法西斯，一讲到战争，一讲到和反革命刺刀见红，一讲到可能要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继续做进步工作，一些人就害怕了。他们所害怕的，恐怕不是什么同志们的牺牲和人类文明的毁灭，而只不过是害怕打碎自己小资生活的坛坛罐罐，害怕在斗争中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害怕经历历史和人民的考验罢了。我们相信，郑梓岩同志并不是这样的人。

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法西斯同样适用，同理，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法西斯也是逃不掉的。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书信中提到，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东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崩溃，资产阶级的“天下”真的“大乱”了，法西斯或效仿法西斯的政权以各种名目上台执政，他们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无法像纳粹德国那样撑起一个哪怕是短暂的“共赢”局面(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关于“全要素生产率”与阶级妥协空间的探讨)。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无法喂饱民族沙文主义的胃口，无法将无产阶级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而逐渐认识到无论资本主义如何巧立名目都无法解决矛盾的人民大众，会认识到资本主义正是矛盾本身。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自为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垮资产阶级的直接暴力，打垮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打垮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为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哲学时指出：“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意思是说合乎客观规律的事物必然会克服重重阻碍成为现实。毛泽东同志和中国革命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充分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那么小的可以战胜大的，弱的可以战胜强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大乱”，正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通往“大治”要走过的中间站。这就是社会变革运动中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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