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

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主要围绕他们在领导方式、社会主义观方面的异同而展开，同时也研究他们的思想观念之间的连续性。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领导方式比较

　　（一）制度建设上有明显差异

　　部分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领导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毛泽东重视领导者的主观作用，而邓小平则重视制度建设。

　　张大卫认为，尽管两者一样是所有事情的决策者，但邓小平身上个人崇拜的色彩不浓。古德曼和西格尔在《中国崛起：民族主义和独立自主》中认为，邓小平的政治风格趋向于协商和共识，而不是高压政治和行政命令。费正清在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时也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性，甚至主观臆断性。这种“抑毛扬邓”的现象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部分海外学者的研究思路，这既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他们视野不够开阔、研究资料不足有关。

　　与以上学者不同，另有一些学者持较为中立的态度。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对两者处理官僚主义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主要看作政治作风问题，其解决办法是要求干部在“五七干校”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接受群众批评，加强思想教育，提升政治标准。邓小平则认为官僚主义主要是由组织缺陷导致的，其解决办法是明确划分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制定有效的纪律程序，鼓励共产党所期望的职能性行为，反对不需要的非职能性行为。马丁·雅克认为，邓小平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与毛泽东时代的普遍意识形态化形成鲜明对比，尽管邓小平的改革也出现过明显的激进主义行为，但他一直努力采取谨慎和务实的态度，尽量避免休克疗法和大动作，认为政治稳定压倒一切。泰维斯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认为，邓小平极力主张把以往对个人的绝对依赖转为对制度和程序的依赖。邹谠、巴拉奇·代内什、张大卫和国分良成等也都曾盛赞邓小平为“典型的组织者”、“杰出的组织者”、“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等。

　　（二）善用自身魅力和权威

　　古德曼和西格尔认为，邓小平像毛泽东一样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作为革命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利用革命期间建立的关系。邓小平是领导集体内部不同集团间最重要的平衡者。集团成员不断直接批评他的政策，但从未试图挑战他的绝对权威。迈斯纳在《邓小平时代》（1996）中指出：“邓及其追随者像他们的毛时代的先辈一样倾向于集权主义。两代领导班子都认为他们知道人民的客观利益，于是他们保留他们对大众主观愿望的权威解释权。”沈大伟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认为最有力的武器是自己的威望，他通过参观深圳和珠海特区来重新掌握改革议程的主动权。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2011）中也比较了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之行与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南方视察。他们都试图运用自身魅力对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施加影响。郑永年也认为两者都善于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个人魅力中寻找权威。毛泽东在体制内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威，这种权威建立在其革命经历的基础上，革命胜利后，尽管他也进行了一些制度建设，但这些不过是行使个人权威的工具，而且他还通过发动政治运动加强其权威；在整个邓小平时代，建立在个人魅力上的权威远比制度权威重要。以上学者把两者的领导归结为克里斯马型，即个人魅力型。

　　海外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毛泽东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至于有学者认为两者都强调集权则有失偏颇，这主要是由于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的片面理解所致。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领导理念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这是由于他们把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与西方的实用主义相混淆所致。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比较

　　（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不同理解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两者的社会主义观从整体性上存在明显差异。如季塔连科在《中国的文明与改革》一书中认为，两者的社会主义观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建设新社会的途径和期限以及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上。

　　施拉姆等人则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比较了两者在社会主义观方面的差异。施拉姆在《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一文中说，毛泽东认为要保证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就要在上层建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邓小平则强调发展经济具有基础性作用，否则只能是在沙滩上建设社会主义。大泽升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强调精神作用，讲究“抓革命，促生产”，而邓小平则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上层建筑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与施拉姆、大泽升的观点类似，苏珊·奥格登在《中国未解决的问题：政治、发展和文化》、《8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等著述中指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现代化只是想象中的达到共产主义之后的副效应。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是一种演绎关系，各种政策主要诞生于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原则，并因此获得合法性，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为经验现实而辩护的劝诱手段。沈大伟在这里认为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而邓小平主要着眼于社会现实。张大卫把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解为实用的观点，并认为毛泽东是反对现代化的，这既不符合实际，又不利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张大卫指出，从根本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与邓小平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差别。两者“都有一个坚定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目标，都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季塔连科在《中国的文明与改革》一书中认为两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强调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维持国内局势稳定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杰柳辛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未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摆脱了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框框，灵活地推行各种政策。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

　　施拉姆等人还看到了两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独立自主、立足国情等方面的相似性。施拉姆认为，两者都主张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但又要保留中国特色。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指导作用，同时要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大泽升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两者都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他们在这里初步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思想。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珍妮·克莱格认为，两者都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她说，毛泽东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共产主义体系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制定“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路线。邓小平于1978年打开中国大门后，仍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希望通过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影响政治。波尔加科夫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他们都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国外经验只能当参考，不能将其教条化；都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较长时间，毛泽东说大约需要十个五年计划，邓小平则说要到20世纪末。

　　戴维·巴克曼认为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他是中国最具有“毛泽东主义”色彩的人。郑永年在《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一书中也认为两者在“向西方学习，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方面是一致的。马丁·雅克认为，尽管邓小平实行与过去不同的战略，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其中有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而持久的印记，即忠诚于无产阶级社会的理念，对公平的执着信念以及频繁使用社会主义词语等。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一）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存在较大分歧

　　部分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存在较大分歧，比如，苏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大多持怀疑、否定态度。也有少数日本学者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还有学者认为这种转变的实质是向“非毛泽东化”的转变。小林弘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一书中就认为两者代表了两个时代，目标完全相反，毛泽东要继续革命，邓小平要先发展生产力。这种看法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不够客观，也不够全面。

　　古德曼也认为，两者在很多问题上互相赏识，容易产生真诚信任与合作，但人生经历和个性特点的差异也使他们在工作中产生分歧。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还提到邓小平背离毛泽东的策略。他说，邓小平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使用了毛泽东正统思想理论中的一些话语，放弃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外学者以发展的眼光对邓小平理论中的突破与创新给予肯定性评价。康拉德·赛茨认为，邓小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依靠提高资源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结束了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给人们以个人生活空间，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就可以在业余时间做想做的事。迈斯纳指出，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出现社会经济非政治化、政治生活非激进化趋势，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消除了空想和偏见的成分，喜欢用生产力解释社会主义，是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激进的“大跃进”方式，邓小平运用渐进的“和平革命”方式，通过逐步改革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连续不断的革命改造过程，邓小平则认为它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社会发展过程，经济和社会将在相对和平、协调的气氛中发展。国分良成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一文中指出，随着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中国从革命向建设转移，工作重点由政治向经济转移；毛泽东时代在国际关系上一直维持着封闭状态，邓小平时代则开始改变为开放的体系。

　　（二）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部分学者从根本上强调了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古德曼认为，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书面上的文字，坚持了毛泽东所期望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了中国传统和中国利益的极端重要性，这与毛泽东在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50年代的“以俄为戒，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没有任何区别。古德曼强调了两者的内在一致性，也认为两者具有一致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显示了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民族特色、民族利益与“民族主义”相混同。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家》一文中认为，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的成就是无法理解的，但也正是邓小平完成了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命。伊藤正在《产经新闻》发表文章称，邓小平在1978年所主导的改革开放仿照了毛泽东的革命，因此可以被称为“第二次革命”，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建设富强国家、让国民过上富裕生活等方面是一致的。

　　迈斯纳和张大卫等人主要强调了邓小平在经济思想上对毛泽东的继承。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使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过渡到初步的工业国，为邓小平的经济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的跨越半世纪的历程。后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并不是一种新制度，而是改造过的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因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关系不言而喻。印度学者赫门特·阿德拉克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理解》一文，他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在巩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阿德拉克比迈斯纳进了一步，他强调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张大卫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从传统模式过渡到邓小平模式，而且还在不断变化中，这种改革和过渡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新经济思想，其中的公有制和经济的计划性使中国经济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

　　郑永年等学者强调邓小平在政治思想上对毛泽东的继承。郑永年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列宁主义国家制度，他并不打算破坏这种制度，更不打算推翻列宁主义的旧体制，他的目的是对低效的旧体制进行改革，以便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华裔印度学者谭中在《认清中国“文明大国”模式，发扬中国文明内功》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希望形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而后毛泽东时代则不断在这一方面取得进步。也有些海外学者强调了邓小平在外交、党建、“一国两制”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德里克强调了邓小平在方法上对毛泽东的继承。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试验家，邓小平同样信奉这种政策试验。当然，他们的试验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受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共同目标的限制。

有些学者还强调了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发展。竹内实在《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中说，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既继承毛泽东，又看准新方向。他在毛泽东铺就的轨道上奔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一种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新动作。天儿慧在《中国改革最前线》一书中认为，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他的战略方针从中国实际出发，政策上也具备合理性。迈斯纳也看到两者之间差异与统一并存，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邓是当前中国领导人中最具毛泽东色彩的，但他愿意分权，他似乎很早就认识到，现行制度窒息创造性，必须进行相当激烈的经济与行政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季塔连科在《中国的文明与改革》一书中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践具体运用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同时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许多民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成分，邓小平理论则强调爱国主义和对外开放，主张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并同它们进行平等合作。古德曼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迅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确立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战略，确定了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市场经济等现代化发展目标，这在毛泽东时代是无法理解和难以想象的。

　　对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以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两者是否定背离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两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前一种观点主要出现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逐渐丰富，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政策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了铺垫，两者之间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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