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的“初心”、“司徒梅”的烦恼与张爱萍的痛苦

作者：桃花舍主人来源：桃花舍翁 2023-10-09

西元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不忘初心”的号召。三个多月后，一部讲述红军老战士甘祖昌故事的电视剧播出，剧名就叫“初心”。

甘祖昌是江西人，西元1925年参加革命，西元1927年入党，解放后我军第一次授衔时名列开国少将之一。西元1957年，他向党组织申请辞职返乡务农，“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此后二十九年，甘祖昌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家乡的建设，和乡亲们一起用辛勤的汗水为家乡做了很大贡献。这部电视剧主要就是表现甘祖昌返乡务农后的事迹，应该说，其以“初心”为剧名还算恰如其分。

该剧为了阐释甘祖昌的“初心”，特地设置了一个他当年与两个同伴离家参加革命时共同发下誓言的场景：

三个青年人站在山顶，向着自己的家乡方向大声喊道：“我们走出大山参加革命，为了父母兄弟，为了父老乡亲，为了顿顿吃饱饭，家家住新房，日子像天堂！”

这个一望可知是编导们“创作”出来的场景，以回忆的方式在剧中反复出现了多次，显然是在强调这就是老革命甘祖昌的“初心”。

“吃饱饭，住新房”，这的确是当年共产党发动贫苦农民起来革命的口号之一，也的确是当年许多穷人参加革命的最初动机之一。然而，说参加革命三十年后的老党员甘祖昌，思想觉悟仍然停留在这么个为了自己和“父母兄弟”、至多加上个村里的“父老乡亲”“吃饱饭，住新房”的“初心”上，并进而表现当年的革命者都只是这个“初心”，总让人感到这部电视剧的编导们有点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味儿。

起码，当年参加革命的不只是穷人，还有其它阶层的有志之士。

比这部剧更早，有一部电视剧叫《南下》，讲的是西元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批从山东老根据地南下前来参与人民政府接管工作的青年的故事。

剧中有一位青年女干部司徒梅，她是上海大资本家、“棉纱大王”司徒望平的独生女，几年前瞒着父母离家参加了革命。随南下干部大队回到上海后，她不安心在上海工作，多次向上级要求跟着解放大军继续南下，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斗，终于得到批准。在福建进军的途中，她染上了严重的伤寒，不得不回到上海治病，病愈后只能留下工作，并与一位南下干部大队的领导成了家。她仍然总想去从事艰苦的工作，当被批准到上海郊县偏远农村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容光焕发、精神昂扬，而面对较好的工作条件、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她就闷闷不乐、情绪低落，至于舒适的家庭生活，更使她烦恼。有一次工作之余，她陪着丈夫到舞厅“放松一下”，在灯红乐柔的氛围中她很不自在，坚决不愿下场跳舞，最后忍不住冲出了舞厅。

这个司徒梅当然是个虚构的人物，但当年的革命队伍中，类似的人不少。这些家庭生活优奢的“司徒梅”们当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其“初心”自然不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父母兄弟”能够“吃饱饭，住新房”，也不是为了能够与自己的“先生、太太”在安逸的舞厅里跳舞——如果是为了这个，“司徒梅”们何必参加革命呢？

显然，“司徒梅”遇到的是革命“初心”与革命复杂过程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如果说，“司徒梅”的烦恼还主要是来源于对新中国初期革命工作环境变化的一时不适应，那么，四十多年后，开国上将张爱萍的痛苦则具有更发人深思的社会内涵。

据张爱萍的儿子回忆：

“ '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地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见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修订版）》页66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西元2013年9月北京出版。）

张爱萍所说的“革命的目的”，实际上也就是革命的“初心”。在他来说，这个“初心”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他在父子间谈话时说道：

“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见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修订版）》页664）

老革命张劲夫曾在其怀念张爱萍的文章《平民将军》中写道：

“我和爱萍同志交谈过，我们当初找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很简单明了：一是不当亡国奴，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见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修订版）》页666）

因此，当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张爱萍听说河南漯河地区南街村“重新走集体化道路”、村民共同致富、社会风气良好的情况后，他亲自前往考察，写信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推荐有关南街村的纪实电视片，并向某中央负责同志介绍了南街村的情况。（见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修订版）》页659—664）

从张爱萍晚年的痛苦思索和坚守，可以看到当年共产党人革命的“初心”，或者说革命的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这并不虚无缥缈，而是具体可为的：对内，最终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对外，制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支持弱小国家和民族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欺凌和掠夺。为此，共产党人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工作，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

这种思想观念，是甘祖昌们、“司徒梅们”和张爱萍们在革命队伍教育熏陶下，都会树立的革命目的，或者说革命“初心”。为了这个“初心”，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具体甚至微小的工作做起：甘祖昌返乡务农，带领乡亲们以辛勤的劳动改变家乡面貌；“司徒梅”争先到艰苦环境中去，从事艰苦的工作；张爱萍尽心竭力组织领导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尖端武器研制工作。

我们现在说“不忘初心”，不能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也不能是含义模糊暧昧的政治辞藻，而必须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清晰明了的准则，并以之检验、判定实际工作和一切政治经济法规政策。

时代发展，或许现在讲的“初心”，与甘祖昌、“司徒梅”和张爱萍们当初所树立的略有调整，但“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有发言权、共同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不能变，因为这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牺牲的最基本目标，是革命的基本目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体现和未来生存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