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与中国道路三谈——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

[摘要]《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全面地记述了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 27年间的思想生平和业绩风范，为理解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学术支撑。这部年谱从三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客观记录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真实呈现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如何进行理论创造的。可以说，毛泽东那一代人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作了理论准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切入这个题目前，需要简单梳理一下党的现实文献有关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论述。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毛泽东那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基础性成就，“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2013 年12 月27 日。）

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探索奋斗，同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由此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绝不能互相否定，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不可分割。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不离开中国道路这个方向，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做探索的内含和价值；反过来，谈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开创过程，不离开毛泽东那一代人积累的成果，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道路四个“走出来”（2013 年3 月17 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4 页。）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这个论断。

党的文献有关毛泽东与中国道路关系的论述，不是随便作出来的，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和科学论断。当然，要深入理解这些论述，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需要有充分的党的文献材料依据，把毛 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具体地让人信服地呈现出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无疑适应了这个需要，发挥了这个作用。

这部年谱，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 27年间的思想生平和业绩风范。年谱中记载的史料，有些是属于新披露的；有些虽不是首次披露，但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显得更加系统和全面，脉络更为清晰。这就为我们深入理解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学术支撑。

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突出地反映在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面，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这里就这部年谱记录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三个方面的情况，谈点认识。

第一，道路的探索和选择，常常是和一系列重大决策联系在一起的。这部年谱客观记录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决策。1952年 9月，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对于如何过渡，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这时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新中国经济经过头三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技术厂务公开等手段，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已经变了，属于“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04页。）　这一定性和判断很重要，为此后确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决策，提供了现实依据。进入 1953年，毛泽东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和步骤。2月中下旬，他离京外出视察。2月 19日在武汉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同志谈到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明确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3页。）　和平赎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设想过，但没有付诸实行。如何搞？需要调查研究。1953年四五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上海等地调研，总结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6月 15日、29日，毛泽东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当中，私营商业与私营工业的情况有所不同。怎样改造私营商业呢？毛泽东和党中央最早的想法是采取逐步排挤和消灭的办法。但很快，毛泽东发现这种政策行不通。8月 6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商业有一百八十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五百万户、一千万人口，不能统统挤掉，要想办法把其中一部分变为国家的零售店（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 146页。）9月 7日，他在约请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强调对私营商业不能采用“排挤”的办法，明确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 2卷，第 159—160页。）到这时，才最终全面确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清晰地记录了这一重大决策的具体过程。细细品味这一过程，不难看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这个创造性决策，大方向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做法则来自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是在调查研究和反复权衡中逐步清晰起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此为一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符合中国国情的决策，我们党才以很小的代价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

再一个例子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决策。这部年谱详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毛泽东从 1967年1月17日到1969年4月23日九大召开时，关于邓小平的 20次评价，内容均是正面的。谈到在党的九大上“可以选他（邓小平）当中央委员”，“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26页。）。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作出邓小平复出的决策，并委以重任，不是偶然的，他对邓小平的认识和评价比较一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毛泽东这个绝非偶然的决策，其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人们容易体会到的。

第二，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总是同总结和积累经验联系在一起的。这部年谱真实呈现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既有丰富经验，也有沉重教训。他的一个特点是，一旦发现并且认识到某些做法是错误的，就会很注重总结经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如此，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是如此。这部年谱真实而集中地呈现了毛泽东是怎样总结和积累经验的。

“大跃进”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面对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和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在此后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几乎逢会必讲总结经验教训。会见外宾也强调不要照搬别国经验，关键是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他当时总结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方面，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超越阶段的问题。为克服“大跃进”中刮起的“共产风”和“穷过渡”的做法，毛泽东强调，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逐步缩小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规模。根据年谱记载，一直到 1969年 7月，他听说有的地方又出现合并生产队的现象，还立即派人回乡调查。可见他对这个教训何其敏感。

二是关于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耐心的问题。“大跃进”运动的一条重要教训是盲目冒进。1958年 11月 10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不要急”的想法，他说：“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05页。）随后，他多次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23页。）又讲：“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01页。）这些，在年谱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的问题。“大跃进”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害苦了我们。对这个教训，毛泽东发现得早，汲取得快，而且是终生记取。从 1959年开始，在制定经济建设计划时，他讲得最多的就是“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卷，第 84页。）他还说，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据年谱记载，1965年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有关部门搞了一千亿的投资总额计划，毛泽东很不满意，说搞这么大的计划盘子，老百姓怎么得了。

此外，年谱还大量记录了毛泽东强调的其他建设经验，如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统筹兼顾，搞好综合平衡；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各项工作要切合实际，不能只按照需要，不根据可能；不能务虚名而招实祸；有了路线方针，还要有各方面具体的政策办法，用以教育培训干部，等等。这些既是从领导方法上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经验，对我们今天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三，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总是和理论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以理论探索为灵魂的。这部年谱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如何进行理论创造的。

我们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党。在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课题，紧迫地摆到了党的面前。对此，毛泽东勇敢地挑起理论探索的重任。

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理论探索。1956年初，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提出要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557页。）“第二次结合”这个命题，非常了不起，为此后的理论探索，打开了闸门。对此，《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有着很详细的记载。

比如，毛泽东从 1956年 2月中旬到 4月下旬，连续用 40多天的时间听取 34个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逐步形成“论十大关系”大致思路的情况；在 1956年 4月 25日经一次公开阐述十大关系后，又不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讲话内容；再到 1965年和 1975年两次拿出来听取意见，或请人再次整理完善。这些情况，年谱都作了详细记载，我们从中可看出毛泽东进行理论探索的艰辛，看出他是如何根据实践进程和实践需要来创造和完善理论观点的。

再比如，1956年下半年，面对国际上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一些地方群众闹事的新情况，毛泽东又集中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在 1957年 1月 27日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初步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2月 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述有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月 27日在有更多的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表讲话，一共讲12个问题。3月 1日在听取大家讨论的意见后，对大家所提问题又作了答复，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正处》内容。在 1957年 6月 19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前，《正处》的思想形成，又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经历了近 4个月的脑思、口讲、耳听到手改的过程，保存下来的有 15份过程稿。对这个过程，《毛泽东年谱（1949—1976）》作了大量记载。由此我们看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创立过程是多么不易。年谱 1957年 4月 25日那一条，记录了毛泽东修改过程中的内心感受。他说：“讲起来很容易，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第 138页。）

此外，年谱还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其他一些重大理论的思考和论述过程，如关于繁荣文化科学的“双百”方针；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关于分两步走，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战略；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思想，等等。对这些问题，逐一疏理，我们会发现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提出新的理论创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是理论创见总是现实引发和倒逼出来的；三是理论创见真正要落实到实践当中必须有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反复的情况；四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理论创见，不会被历史的发展所湮没。

毛泽东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的上述理论创见，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那一代人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作了理论准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这部 300万字的毛泽东年谱，是我们梳理毛泽东与中国道路关系的重要文献依据。

上面只是从重要决策、总结经验和理论创建三个方面谈了认识，尽管可以疏理的内容还有很多，但探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同中国道路的关系，归结起来，总需要落到他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上面，落到他对一些探索经验包括教训的总结上面，落到他对一些重大理论课题的论述和创见上面，并且从中看出这些决策、经验和理论，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影响。当然，这当中也包括毛泽东错误的重大决策（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经验总结（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错误的理论观点（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些留下深刻教训的错误，年谱均如实反映，作了大量记载，作为反面经验加以总结和记取，也是开创中国道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看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2期）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