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中的逻辑与张力——写在《阮章竞文存》出版之际

作者: 阮援朝 来源:文艺报 2022-04-07

体裁中的逻辑与张力——写在《阮章竞文存》出版之际

虎年仲春,为父亲编纂的《阮章竞文存》(10册)终于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在我将一篇篇的文字归纳进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回忆录、书信札记、笔记这7种体裁中去的时候,编成的卷目,竟渐渐向我凸显出起初全无料想过的内在逻辑。

父亲的文学创作是从抗战戏剧开始的,只为太行山民喜欢看戏。他的戏剧作品是感性的群众工作,是他战斗的武器。戏剧卷的9部作品都与他的职务相关,无论是在太行山剧团、太行八分区地委、包钢党委,还是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任职,统统可以被称为职务创作。从佚失的《巩固抗日根据地》到演遍大江南北的《赤叶河》,再到1950年代《在时代的列车上》,1960年代《红松山》,每一部戏都是为执行党在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而作。为此,父亲充满激情,从语言习惯、行为方式、当时当地的民情社意等各方面,竭力向群众靠拢,以春风化雨般的引导,入眼入耳入心,从情感上将人民团结到党的工作目标中来。

诗歌卷是整部《文存》中体量最大的一卷,共1652页,而在页码不到它四分之一的《阮章竞绘画篆刻选》里,却藏着理解诗歌卷的密码。父亲从小酷爱美术,一生将绘画篆刻作为文学的延伸,甚至是疗伤的良药。在民歌体创作阶段,美术的作用在于语言瓶颈的突破;到了1950年代的塞外诗阶段,美术的作用在于意境的创造。《文存》中写于19771978年的那十来首诗,读起来明显感到,作者在十年“拳离手,曲离口”,思想遭禁锢之后的笔涩声喑。正是1979年从河南台前县溯河直到河津禹门口,再东登太行五台,沿途30多幅写生绘画中的线条、构图、色彩,使父亲从极度的创作焦虑中康复,焕发出了他的创作第二春。父亲同题诗画的创作,从19611962年对古巴和江西老区访问的两组开始,到19791993年的重走戎马征程,饱览壮美山河的六组结束,被学者概括为“行吟诗画”。从疗伤治愈到酣畅表达,“诗画共生”所承载的灵性才情,既传承文脉,又坚持为人民歌唱,因为默默奉献的士兵和劳动者,始终是活跃在这些诗歌中的绝对主角和绘画作品的灵魂。

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父亲的创作中有着特殊的指向,那就是专为他所经历的抗日战争而用。小说卷上下两集所有的长短篇目,无一例外都是献给逢七逢五的抗战纪念日的。这一份小说祭礼,是在1945年对日大反攻进入焦作后,作者在众多战友面前许下的宏愿。之后55年的风雨坎坷,其志弥坚不堕。从194737月的初稿,到195411-19554月的第二稿,这部小说曾题为《太行山不会倒》。1964年改名为《烽火太行山》,到1966年初完成了57万字的三稿。抽出一些素材加以整理,作为抗战周年小祭的仪程,就肇始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的1965年。《清晨的凯歌》发表后,跨过无言的10年,19857月写《民兵王小旦》,1987年发表《侦察英雄赵亨德》,1995年发表《五阴山虎郝福堂》。中篇小说《白丹红》和长篇小说《山魂第一部 霜天》都在“七七事变”60周年的1997年出版,这是父亲生命中充满仪式感的献祭。

10年沉默期中,父亲悄悄书写的,还是这部再次更名为《群山》的小说。从朱颜青鬓写到白发苍苍,辛苦煎熬,焦灼无眠,只为当初的千金一诺。为此,编者将遭遇退稿的《民兵王小旦》和尚未定稿的《山魂第二卷 晴岚》《山魂尾声 青春祭》收进小说卷中,以圆作者大愿。

《文存》中按体裁编成的散文、回忆录、书信札记、笔记各卷,编者更多地着眼于其丰富的史料性。这些文字经纬交织,与其他作品互为表里,就像散布于各卷之中的大大小小图块,被有心人寻找出来,便能拼接成不同的画面,还原复杂真切、生动可感,视角不同的历史情境,得到对时代、事件、作品、人物、性情、心路的新认识和新理解。例如新歌剧《赤叶河》,戏剧卷选入的只是19495月的新华书店版和排练首演剧本(佚失)时的导演手记。但在笔记卷中,可以看到作者在陵川县赤叶河村开展土改工作的5万多字日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赤叶河》首演召开座谈会的原始记录;在散文卷中看到剧本多个版本的后记,在回忆录卷中看到作者的创作自述。再如19561959年在包钢的创作,主体收在诗歌、散文、戏剧卷中,但是读者可以在《故乡岁月》的学徒时期,太行军工厂的驻厂时期和8册包钢工作笔记中,找到包钢工人干部们当年所感受到的亲和力的历史渊源,找到触发创作激情的民间传说、物候气象、艰难困苦、奋不顾身……

在编书过程中,不同体裁间自然产生的巨大张力,令我兴奋,思维探险的冲动时时袭来。散布各卷的图块,色彩斑驳迥然不同,美丑高下混杂难辨。父亲在他的创作中选取什么,扬弃什么,其中的奥秘引人入胜。探究这位给予我生命的人都经历了什么,思考过什么,使我多活了一世。父亲的一世,与我自己的一世大不相同:贫困、流浪、战争、胜利、困惑、坚守,感受父亲与他的战友由此生成的大格局,大定力,享受与父辈精神对话的无上快乐的同时,拼接出我自己感悟到的新拼图。

在《文存》编纂工作中,我和出版社共同遵循的原则是:不隐瞒,不虚饰,尊重各个时期文字的本来面貌。无论1943年还是1957年,抑或1967年、1976年……当年的认识和表达都曾真实地存在过,传播过,也是作者生命的组成部分。有比较才有鉴别,存本真才显赤诚。敬畏历史,是中华文脉最被珍惜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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