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中的逻辑与张力——写在《阮章竞文存》出版之际

作者：阮援朝来源：文艺报 2022-04-07

虎年仲春，为父亲编纂的《阮章竞文存》（10册）终于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在我将一篇篇的文字归纳进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回忆录、书信札记、笔记这7种体裁中去的时候，编成的卷目，竟渐渐向我凸显出起初全无料想过的内在逻辑。

父亲的文学创作是从抗战戏剧开始的，只为太行山民喜欢看戏。他的戏剧作品是感性的群众工作，是他战斗的武器。戏剧卷的9部作品都与他的职务相关，无论是在太行山剧团、太行八分区地委、包钢党委，还是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任职，统统可以被称为职务创作。从佚失的《巩固抗日根据地》到演遍大江南北的《赤叶河》，再到1950年代《在时代的列车上》，1960年代《红松山》，每一部戏都是为执行党在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而作。为此，父亲充满激情，从语言习惯、行为方式、当时当地的民情社意等各方面，竭力向群众靠拢，以春风化雨般的引导，入眼入耳入心，从情感上将人民团结到党的工作目标中来。

诗歌卷是整部《文存》中体量最大的一卷，共1652页，而在页码不到它四分之一的《阮章竞绘画篆刻选》里，却藏着理解诗歌卷的密码。父亲从小酷爱美术，一生将绘画篆刻作为文学的延伸，甚至是疗伤的良药。在民歌体创作阶段，美术的作用在于语言瓶颈的突破；到了1950年代的塞外诗阶段，美术的作用在于意境的创造。《文存》中写于1977—1978年的那十来首诗，读起来明显感到，作者在十年“拳离手，曲离口”，思想遭禁锢之后的笔涩声喑。正是1979年从河南台前县溯河直到河津禹门口，再东登太行五台，沿途30多幅写生绘画中的线条、构图、色彩，使父亲从极度的创作焦虑中康复，焕发出了他的创作第二春。父亲同题诗画的创作，从1961—1962年对古巴和江西老区访问的两组开始，到1979—1993年的重走戎马征程，饱览壮美山河的六组结束，被学者概括为“行吟诗画”。从疗伤治愈到酣畅表达，“诗画共生”所承载的灵性才情，既传承文脉，又坚持为人民歌唱，因为默默奉献的士兵和劳动者，始终是活跃在这些诗歌中的绝对主角和绘画作品的灵魂。

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父亲的创作中有着特殊的指向，那就是专为他所经历的抗日战争而用。小说卷上下两集所有的长短篇目，无一例外都是献给逢七逢五的抗战纪念日的。这一份小说祭礼，是在1945年对日大反攻进入焦作后，作者在众多战友面前许下的宏愿。之后55年的风雨坎坷，其志弥坚不堕。从1947年3—7月的初稿，到1954年11月-1955年4月的第二稿，这部小说曾题为《太行山不会倒》。1964年改名为《烽火太行山》，到1966年初完成了57万字的三稿。抽出一些素材加以整理，作为抗战周年小祭的仪程，就肇始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的1965年。《清晨的凯歌》发表后，跨过无言的10年，1985年7月写《民兵王小旦》，1987年发表《侦察英雄赵亨德》，1995年发表《五阴山虎郝福堂》。中篇小说《白丹红》和长篇小说《山魂第一部霜天》都在“七七事变”60周年的1997年出版，这是父亲生命中充满仪式感的献祭。

在10年沉默期中，父亲悄悄书写的，还是这部再次更名为《群山》的小说。从朱颜青鬓写到白发苍苍，辛苦煎熬，焦灼无眠，只为当初的千金一诺。为此，编者将遭遇退稿的《民兵王小旦》和尚未定稿的《山魂第二卷晴岚》《山魂尾声青春祭》收进小说卷中，以圆作者大愿。

《文存》中按体裁编成的散文、回忆录、书信札记、笔记各卷，编者更多地着眼于其丰富的史料性。这些文字经纬交织，与其他作品互为表里，就像散布于各卷之中的大大小小图块，被有心人寻找出来，便能拼接成不同的画面，还原复杂真切、生动可感，视角不同的历史情境，得到对时代、事件、作品、人物、性情、心路的新认识和新理解。例如新歌剧《赤叶河》，戏剧卷选入的只是1949年5月的新华书店版和排练首演剧本（佚失）时的导演手记。但在笔记卷中，可以看到作者在陵川县赤叶河村开展土改工作的5万多字日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赤叶河》首演召开座谈会的原始记录；在散文卷中看到剧本多个版本的后记，在回忆录卷中看到作者的创作自述。再如1956—1959年在包钢的创作，主体收在诗歌、散文、戏剧卷中，但是读者可以在《故乡岁月》的学徒时期，太行军工厂的驻厂时期和8册包钢工作笔记中，找到包钢工人干部们当年所感受到的亲和力的历史渊源，找到触发创作激情的民间传说、物候气象、艰难困苦、奋不顾身……

在编书过程中，不同体裁间自然产生的巨大张力，令我兴奋，思维探险的冲动时时袭来。散布各卷的图块，色彩斑驳迥然不同，美丑高下混杂难辨。父亲在他的创作中选取什么，扬弃什么，其中的奥秘引人入胜。探究这位给予我生命的人都经历了什么，思考过什么，使我多活了一世。父亲的一世，与我自己的一世大不相同：贫困、流浪、战争、胜利、困惑、坚守，感受父亲与他的战友由此生成的大格局，大定力，享受与父辈精神对话的无上快乐的同时，拼接出我自己感悟到的新拼图。

在《文存》编纂工作中，我和出版社共同遵循的原则是：不隐瞒，不虚饰，尊重各个时期文字的本来面貌。无论1943年还是1957年，抑或1967年、1976年……当年的认识和表达都曾真实地存在过，传播过，也是作者生命的组成部分。有比较才有鉴别，存本真才显赤诚。敬畏历史，是中华文脉最被珍惜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