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我和我的父辈》：找回“父亲”

评《我和我的父辈》：找回“父亲”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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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这个看上去似乎不言自明的词汇，其实包括了两种含义，一种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另一种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父亲”。

　　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后一种意义上的“父亲”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承载并传递国家、社会、民族等等的主流核心价值观，是他们所属共同体中的稳定力量，当然，通常他们也会因此被认为是保守的力量。

　　父辈受到尊重的社会，往往比较稳定、凝聚力比较强。反过来，如果父辈不受尊重，“无君无父”，那通常意味着动荡、革命时代的来临，如果到了《红楼梦》里贾政所说的“弑君弑父”的程度，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这二十多年间参加革命的一至两代人，又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重任。他们既是“革命一代”，也是“建设一代”，在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多年的教导下，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战胜了无数国内外强敌，许多人甚至有着类似传奇英雄一般的经历，他们理所当然地在年轻一代的心目占据了社会文化与心理意义上“父亲”的地位。

　　这一点，在电影《英雄儿女》（1964）、《年轻的一代》（1965）中均有生动的表现。

　　即便是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革命造反年代”，这一两代人“父亲”的地位也没有完全动摇。比如《决裂》（1975）中的龙国正（郭振清 饰），就是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三八式”老干部，当他拉着受了委屈愤而退学的小铁匠江大年的手说“大年，跟我回去上大学”时，“父亲”的感觉就呼之欲出了。

　　在影片《第二个春天》（1975）中，于洋饰演的工委书记冯涛，在年轻的刘之茵、刘之华姐妹心目中，也具有“父亲”般的地位。

　　但是，晚近四十年来，由于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再加上其他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无论是“革命一代”还是“建设一代”，他们作为社会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父辈”地位都受到挑战，甚至崩塌。

　　在《英雄儿女》《年轻的一代》中具有无上尊严与权威的“父辈”——政委王文清、厂长林坚，到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就变成了整日无所事事，絮絮叨叨的退休老人傅明（文兴宇 饰），他和迅速变化的时代格格不入，以前积累的经验也毫无用处，“子辈”对他还是友善的，但很轻视。

　　另外，在几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占据春晚舞台中心位置的赵本山，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也是因为他擅长扮演一位“前市场经济”时代的“可笑父亲”形象——戴着干部帽，穿着深色的中山装，一走路就摔跤，一说话就出错，观众能够从对这一形象的哄笑中，确认自己已经跟上了时代。

　　问题在于，“革命一代”、“建设一代”被解构了，但八十年代以来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成功者”，并不能填补他们留下的位置，充当社会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父亲”。他们缺乏道德权威，被视为没有原则的人，年轻一代甚至宁肯“认贼作父”，比如在《老炮儿》（2015）中，“二代”们就更加认同冯小刚饰演的带有流氓帮派色彩“六爷”，也不认同功成名就但腐败的“南方某省副省长”。

　　“父辈”缺位的时代，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所以，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不仅出现了认贼作父，还出现了认昔日的敌人为父，比如《八佰》（2020），以及认美国人为父，比如在萧锋执导的《大轰炸》（2018）中，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美国上校杰克·约翰逊就占据了类似《英雄儿女》中王政委那样的地位，成了年轻飞行员的榜样、鼓舞者、引导者。

　　由于不能被年轻一代确认为“父亲”，这也令父辈这一代人产生了强烈焦虑和不自信，他们甚至试图通过向年轻一代献媚来换取一点表面上的尊重，2020年，bilibili邀请国家一级演员何冰拍摄的《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就非常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这是徒劳的，只会收获更多的嘲笑和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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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我的父辈》的出现就具有了特殊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社会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意义“无父”时代开始走向终结，正在尝试重新找回自己的“父亲”。

　　《我和我的父辈》分四个单元，即吴京的“乘风”、章子怡的“诗”、徐峥的“鸭先知”和沈腾的“少年行”。

　　“乘风”和“诗”这两个章节，意味着“革命一代”和“建设一代”重新被确认为“父亲”，他们或浴血奋战、死不旋踵，如吴京饰演的八路军骑兵团长马仁兴，或胼手胝足、负重前行，如黄轩饰演的火箭工程师施儒宏。他们不再被嘲笑为“泥腿子”、“大老粗”或“僵化保守”、“落后时代”，他们的精神在“子辈”那里得到了尊重和传承。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无疑和这些年强调“赓续红色血脉”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和“革命一代”、“建设一代”的奋斗及留下的遗产有关，这些遗产包括强大的国家、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等等。而他们对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追求和努力，更是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引领了方向。

　　“鸭先知”这一单元，则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重新讲述改革开放的早期故事，为四十年来跻身财富、精英一族的人获取“父辈”所应该享有的尊重建立正当性。

　　我们看到，徐峥饰演的小市民赵平洋，也就是“鸭先知”，对交易和赢利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这无疑是和即将到来市场经济大潮内在逻辑高度吻合。只是“鸭先知”还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解释，市场经济真正运行起来之后，情况要复杂得多，包括权力资本化、国企改制、垄断……等等，所以，徐峥重建道德权威努力能不能成功，还要继续看。

　　无论如何，“鸭先知”的故事，是把改革开放的故事讲述得最浪漫、最迷人的一次。

　　“少年行”这一单元，则让我们惊觉，“父亲”已经不是自然人所能够担负的角色了，在拼爹的年代，只有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全能机器人，才能成为“完美父亲”，不仅给你挣足面子，还能在关键时刻，把你从海底托起，救你性命。

　　【注：这是对《我和我的父辈》的第一篇评论，明天继续分析这部电影的细节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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