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误国?》是误国之论——评杂文《清谈误国?》

作者: 李革新 来源:江南app网址 2016-08-06

天津《今晚报》2016年3月13日发表肯迂的《清谈误国?》(下称《误国》),给“清谈误国”的题目加了个问号表明作者对“清谈误国”论的不屑,完全背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讲话精神。

文章不长,却不乏引经据典,说什么“清谈误国”是几百年前顾炎武的“老调子”今天又“旧调重弹”,并诘问:“你说‘清谈误国’,那么从古到今,究竟有哪一个国家被清谈给误了呢?”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被清谈给误了”的国。史书记载,清谈之风盛行于魏晋时代的玄学,早期有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竞事清谈”的侍中尚书何晏、被称为“玄学领袖”的征西将军夏侯玄和与何、夏“同开玄学清谈风”的尚书郎王弼等人。他们崇奉老庄,鼓吹虚无、以“无”为本,说什么“无生万物”云云。晋惠帝时,又有“喜谈老庄,所论义理,随时更改”,人称“口中雌黄”的宰相王衍,及后来“善谈论,负虚名”,自比管仲、诸葛亮的中军将军殷浩等。他们继承玄学衣钵,“以浮夸荒诞为美”,“漠视国事民生”,胸无治国良策,带兵打仗屡战屡败。为此,哲学家、尚书左仆射裴頠专门著书《崇有论》,对“贵无”玄学予以针锋相对的批驳。大将桓温则指出:晋朝覆灭,“神州陆沉,百年丘墟”,清谈家“不得不任其责”。右将军王羲之说他们一伙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以后,多有学者批评魏晋亡于清谈,至明末清初,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之所谓“老调”。

除上述外,世人皆知,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纸上谈兵”,致40万赵军全军覆没,赵国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也是“清谈误国”的典型例子。中共党史上,王明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谈理论口若悬河,但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推行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误国》文章的最后结论是:“所谓清谈,不过就是读书人的几句闲话。古时那些统治者掌权者,何曾听得进去读书人的一两句话,等到他们把国家弄到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却又归罪于读书人的清谈,好像就不合适了吧?”

不能否认,历史上不乏统治者听不进逆耳忠言,使国家“亡也忽焉”的例子,但夸夸其谈,不务正业,致使国破家亡的事实也不鲜见。请问《误国》作者,魏晋之衰亡,到底是“谁们”“把国家弄到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呢?上述裴頠、桓温、王羲之、顾炎武等对“清谈误国”的评论,不正是治国理政之箴言吗?

清谈误国,说白了就是“吹吹呼呼,不干实事”。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就是反对空谈的大师。1941年他为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1942年他給《解放日报》的题词又直接提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5年他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也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批评那些“或作演讲,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罗列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用一副对联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他还说,对于那些好谈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同上第817页)邓小平更是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

众所周知,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刻指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此后,他又多次大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指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落实,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反对那种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等浮夸浮躁的作风,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不都是干出来的吗?

现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在这个时候,《今晚报》抛出这样一篇带问号的《清谈误国?》,为“清谈误国”招魂,給“实干兴邦”泼冷水,其目的何在?难道不值得发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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