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想象一个和《小时代》不同的中国

　　想象一个和《小时代》不同的中国

★郭松民

　　无论一些人或一部分舆论对《小时代》(1、2)如何反感，但它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一个巨大文化现象，无视其存在自然是鸵鸟，不过是不是要批评它，也是一件令人大费踌躇的事。因为郭敬明已经在多次访谈中坦言，他并不介意褒贬，只介意市场。任何对它的批评，都相当于在替它做免费广告。

《小时代》和大时代密不可分

　　这种状况的出现，和晚近三十多年中国主流文化溃败后形成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缺位有关。好比在旧中国的许多地区，由于缺医少药，老百姓只能用鸦片做万应灵药解除病痛，此时任何对鸦片副作用的谈论，客观上都等于在替鸦片做广告。七月初，前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做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时痛批郭敬明和《小时代》。老实说，王蒙的态度让我很讶异，因为郭敬明正是循着王蒙提倡的《躲避崇高》的路径，一路走进《小时代》的。实际上，恰恰是由于王蒙一代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重回舞台中心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文化、解放文化、工农文化等采取了完全否定态度，郭敬明才能携《小时代》登上文化大舞台并扮演主角。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蒙客观上扮演了郭敬明的清道夫的角色。王蒙，以及王蒙同时代的文化人需要的是反思，而不是抱怨和假装无辜。

　　要谈《小时代》，就必须要谈郭敬明，不理解郭敬明，就不能理解《小时代》。

　　在郭敬明早期的经历中，有两件事深深刺激了他，也深深地激励了他。一是他刚到上海读书时，有一次和母亲一起坐地铁，由于不懂得走闸门而被工作人员用上海话侮辱。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就暗下决心要闯出一番事业，用才华、能力证明外来者的地位和价值。”还有一次是已经小有名气的他，在参加活动时由于没有穿名牌而受到轻慢。郭敬明说，这种耻辱感把他整个世界观“摧毁”了，他感到愤怒又自卑，从此便开始了对名牌和奢侈品的狂热追求。

　　自2002年开始，只用了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郭敬明就实现了从普通的四川自贡高中生到中国作家首富的梦幻式转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帝国，现在已是亿万身家。他成为当下中国的市场社会和金钱/资本统治体系的最大受益者。这样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了他对中国，尤其上海这个财富与资本中心秩序的高度认同。市场和金钱的统治是令人窒息的，一般的屌丝们会本能地产生抗拒心理，但郭敬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早期受到刺激，至今仍耿耿在心，但他对这个体系没有任何反感，而只想在这个体系当中爬上去，成为金字塔顶端中的一员。和他先后成名的韩寒，曾经笨拙地试图扮演“公知”的角色，而郭敬明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冲动，他非常享受自己的成功，沉醉于成功带来的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

　　有人说《小时代》没有主题，这是不对的。在《小时代》中，清晰地贯穿郭敬明的这种价值观：金钱/资本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人生最大悲剧不是被资本统治，而是被资本拒绝。《小时代》和大时代是密不可分的，而大时代就是冷战结束以后，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资本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废墟上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面目重返，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把电影裹挟其中，同时成为电影的内部逻辑。具体而言，就是资本及其形象代言人，在电影中不再是一种异化的、迫害性的力量，而是一种拯救性、保护性的力量，是信心、成就和安全感的来源。

资本对人的支配变成了一种慈爱

　　在《小时代1》中，有林萧(杨幂 饰)到《M.E》面试的桥段。一排身材高挑、面目姣好的美女在主编宫洺(凤小岳 饰)的办公室外，等他一一面试。进去以后被拒绝的，出来时无不哭的梨花带雨，甚至晕倒。林萧由于心情紧张，再加上顾里(郭采洁 饰)借给她的高跟鞋鞋跟太高，当场出糗摔倒在宫洺脚下。在这尴尬的时刻，她居然陷入了一种幻觉：宫洺无限温柔地把她扶起来，并亲手为她梳理头发——我们看到，金钱/资本作为一种支配人的力量，其对人的支配和役使，已经内化为被役使者的一种主观需求，对林萧以及一同等待的面试者来说，只有被资本接受，才能找到存在感，才能证实自我价值，才能找到成就感。

　　宫洺是《小时代》中资本权力的化身，他高高在上，冷漠无情，扮演着一种类似威严的父亲那样的角色。他不断地向担任他助理的林萧下达不近情理，甚至无法完成的指令，而且不接受她的任何解释。宫洺生活考究奢华，喝饮料都要用几十种不同品质的杯子，林萧必须像旧时代的使唤丫头那样记住每一个杯子的用途，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当林萧由于过于紧张而失手打碎了一个杯子之后，他竟然毫不客气地令她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赔给他，根本不考虑这个价格昂贵的水晶杯完全不是林萧所能够负担的起的。

　　宫洺对林萧的压迫是“非人”的，但在《小时代》给出的逻辑中，由于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林萧，而且当林萧由于完不成任务而陷入窘境时，宫洺又及时地拿出“plan B”为林萧解围，所以他也就无保留地被赦免了——他的一切严厉、一切的不近人情，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美，甚至是一种慈爱。当林萧深夜离开写字楼，再回首眺望宫洺办公室孤独而温暖的灯光时，他不仅不再遭人憎恨、恐惧，反而成了同情和仰慕的对象。

　　郭敬明就是这样用一种脉脉含情的方式来向观众展示这些人格化的资本，在宫洺身上，寄托了他对资本掌控者的全部想象。他们专业、严谨、善良、勤奋、睿智、白璧无瑕，被他们垂爱是一种幸运，被他们拒绝则是可怜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戏剧家曹禺也创作了一部以上海滩财富圈为背景的话剧《日出》，其中银行家潘月亭也像宫洺一样的精明强干，工于心计，冷酷无情。他手下的银行小职员黄省三也像林萧那样希望能够获得潘月亭的怜悯，但最终他还是作为潘月亭投机失败的代价承担者被辞退了，这使他立即走上了绝路。如果说《日出》揭示了资本财富世界弱肉强食的残酷本质的话，那么《小时代》则把这一世界描绘成了充满爱的伊甸园。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谁错了？曹禺还是郭敬明？抑或是资本的本质真的发生了改变？

　　在林萧、唐宛如、南湘、顾里这四个好朋友当中，顾里无疑是其中的“女王”。她们不断重复的、戏虐式的为顾里加冕的游戏，也不断强化了顾里的“女王”地位。顾里是她们的主心骨，她总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出面为她们排忧解难。顾里对自己的“女王”地位也心知肚明，毫不掩饰，她对其他三人颐指气使，尖酸刻薄。

　　支撑顾里“女王”地位的，当然是她“富二代”的身份，以及她所能够支配的巨大财富：顾里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当林萧面临毕业考试，没有地方复习时，她可以清空学校的咖啡馆;当由于林萧的失误，南湘设计的服装有可能与时装发布会失之交臂的时候，她可以让发布会延期。顾里工于心计，使用手腕搅黄了男友顾源(柯震东饰)的订婚仪式，并重新赢得了他，她还同时操控、利用两家竞争对手，把父亲遗留给她的公司溢价三亿卖了出去……

　　在《小时代》中，顾里无疑是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女强人的形象。但为了不让顾里过于咄咄逼人，在《小时代2》中，郭敬明也为她设计了一套悲情故事：生日当天父亲车祸死亡，不知生母是谁，在父亲葬礼上又被继母羞辱，等等。顾里就这样成了小时代的新偶像：冷峻的外表后是万般温柔，拥有一切但又不招人嫉恨。同龄人在她的面前自惭形秽，但又对她高度认同。富二代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形象由此被改写，他们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反过来，不认同富二代才成为一个问题。

郭敬明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来都不是自外与其所栖身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在某种意义上，电影往往比任何艺术都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自我显现的方式，这可能和电影投资巨大有关。郭敬明虽然把他的电影刻意命名为《小时代》，意为只是一小批人的小生活，但这部电影其实还是炫耀性地展示了1990年代开发浦东以来，上海在市场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我在去年年底观看《007大破天幕杀机》时就有这样的印象，如果说巴基斯坦卡拉奇在片中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前现代城市，而伦敦是一座阴沉的前世界帝国首府的话，那么上海才是一座光焰万丈，通体灿然，拥有无限生机的当代资本主义大都会。宫洺、顾里不言而喻则是这座大都会的王子和公主。

　　不过，在观众透过《小时代》阅尽上海繁华同时，也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其中人物的苍白和想象力的丧失。不久前，郭敬明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放言：“你如果真的要拍一个年轻的电影、青春的电影，你一定是来自对未来的描述、对未来的构架，年轻人永远不会回忆自己的过去，年轻人永远都在憧憬自己的未来。”但遗憾的是，在《小时代》里(无论是1和2)，都没有任何对未来的描述，只有对现实——很可能是郭敬明自身生活——的复制和美化。《小时代》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以金钱作为唯一的杠杆和唯一度量的狭小世界，而且还暗示这个小世界的秩序是绝对合理，不容挑战的。因此，除了对资本的无限崇拜和无穷臣服外，《小时代》排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关系的任何可能性。这说到底是一种后冷战的文化现象：人们不能想象不受资本统治的世界，为了不让自己过于绝望，便只能对这个世界不断加以美化了。

　　简言之，郭敬明把自己的生活拷贝下来，然后涂上一层奶油端给观众，告诉他们这就叫想象未来，但这完全不是什么想象，而是想象力的丧失的结果。

如何回应《小时代》提出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在于，郭敬明的今天不可能成为《小时代》的主流观众的明天。根据《影视圈》杂志联合数托邦工作室的报告揭示，《小时代》观影人群平均年龄20.3岁，主要是二三线城市的90后。郭敬明所拥有的财富堪比《小时代》当中的宫洺和顾里，比如他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拥有多处别墅，其中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处大宅就价值数亿，据参观过的记者描述，别墅内从沙发茶几到吊灯、睡床，统统都是超级昂贵的名牌货。不久前在接受专访时，郭敬明曾直言自己就是“中国梦”的典型代表。但他的“梦”岂是那些几乎永远没有可能买得起房90后们所敢做的?《小时代》与其说是为富二代之外的90后们描绘了未来，不如说是用一种无比坦率的语气告诉他们别做梦了。正如一位直率的网友在“豆瓣”上写的那样：

　　“看到微博上好多人叫嚣着：《小时代》是陪我走过五年的我的青春，所以一定要去看!

　　狗屁，你青春这样?

　　你青春背LV、Prada、Longchamp、Kenzo的包去上学?你青春穿着Chanel、Gucci的衣服出去玩儿?你青春用得起Dior，香奈儿的香水?你青春那么牛逼，你还用得着看这个片子回忆青春?”

　　话糙理不糙，这位网友实际上指出存在两个中国：一个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国，还有一个是“好多人”生活于其中普通中国。这两个中国，如同朱安·索兰纳导演的《逆世界》那样分成上下两个世界。“下世界”的屌丝如果要进入郭敬明以及其他成功人士居住的“上世界”，真是比登天还难。

　　2012年9月的一天，郭敬明发了一个微博，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大轰动。微博是这样写的：“你们就当我是中国的脑残粉好了。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奥运听见国歌就眼红哽咽的人，我就是曾经半夜看网上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时，中国人保护火炬的图片，看得嚎啕大哭的人。你们不用怀疑，这种人是存在的。我的祖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毫无保留地爱它，为它自豪。”短短几个小时内，这条微博被转发了十几万次。

　　不必怀疑郭敬明爱国热情的真诚，但我觉得最好还是问一句：爱哪个中国？是郭敬明精致、奢华的中国，还是屌丝们过劳、困窘、无望的中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不可能让绝大多数的90后成为郭敬明，但如何通过健全的社会政策，包括就业政策和财富分配政策等，让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国高速发展中受益，还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我们姑且把这当成《小时代》的热映所彰显的银幕上下的巨大反差所提出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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