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穷则返本--精神的虚无困境与信仰的奇特回归

人穷则返本--精神的虚无困境与信仰的奇特回归

作者：吴增定

　　近些年来，国产电视剧的全面繁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事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出一批情节曲折感人、思想积极向上的优秀电视剧。不少人都注意到，这些优秀的电视剧不再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公共话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承担起了今日中国社会移风易俗和道德教化的功能。而在这些优秀的电视剧中，表现最为抢眼的或许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譬如说，像《誓言无声》《暗算》和《潜伏》等电视剧，不仅长时间地占据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和重点频道，而且在报纸、网络和电视媒体中一再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不过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讨论到这些电视剧的成功原因时，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信仰”。的确，抛开这些电视剧的故事情节本身的吸引力不谈，它们之所以能够吸引观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那些主人公的革命信仰和献身精神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甚至引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共鸣。表面上看来，这一现象似乎不足为奇，毕竟，任何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都一定拥有某种能够打动人的东西。但是，倘若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独特处境，那么我们就无法不对这一现象感到惊奇和困惑。

　　曾几何时，信仰并不只是一个影视作品的主题，而是中国人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内容。至少在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信仰等革命字眼曾经深深地烙在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之中，成为他们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信仰这一类的字眼逐渐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世界中隐退。在绝大多数所谓的知识精英眼里，信仰更是变成了一个完全贬义和负面的字眼，甚至沦落成为愚昧、黑暗和罪恶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关的整个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也相应地成为一个被反思、怀疑、嘲讽、否定和颠覆的对象。似乎一个人如果不怀疑这种信仰的神圣性，不否定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就不足以标榜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由于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同否定和颠覆，晚近30年来，革命历史和革命信仰之类的传统政治话语即使没有被完全扫入坟墓，也被彻底地边缘化。甚至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革命信仰之类的字眼也成了一个很大的禁忌。在这种氛围下，只要提到革命英雄和先烈们的理想或信仰等，人们马上就会条件反射地进行道德上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这些革命先烈真的像历史教科书里所说的那么高尚？这会不会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或欺骗？

　　但是近10年来，风向似乎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恰恰在这些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之中，人们忽然发现，信仰在今天以一种另类的形式逐渐回归了。譬如说，在观看《誓言无声》《暗算》和《潜伏》等电视剧时，大多数观众都有这样的感受：他们完全不怀疑许子风、安在天、钱之江、余则成等主人公的革命信仰的真实性和真诚性。尽管他们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革命英雄的信仰或许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崇高境界，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以满怀“怨恨”地否定它，并不因此认为，只要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一定是假的。恰恰相反，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英雄都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形象，并且的的确确是为了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这一崇高的信仰而奋斗。当然，之所以说这种信仰是非主流的，是因为它完全出于观众和民间的自觉自愿，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结果。事实上，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宣传需要而创作出来的所谓“主旋律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市场，更不可能引起什么反响。相比之下，像《誓言无声》《暗算》《潜伏》这样的优秀电视剧并不是官方指令的结果，而完全是服从市场和商业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制片公司或传媒公司出于赚钱的目的自发地拍摄的。因此，他们的原则不是政治宣传，而是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但也恰恰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必须真正地考虑市场和观众的需求。这样看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持续走红无疑表明，信仰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变成了一种真实的需要。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奇特的现象呢？

　　中国古语有云：“人穷则返本”。用这句话来总结信仰的重新回归，恐怕是再准确不过了。当一个人在精神上遇到困境时，他首先并且很自然地想到的就是曾经被自己否定和抛弃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从一开始的被否定到今天的重新被肯定，恰恰折射出了晚近30年来中国社会民情变化的内在逻辑。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谋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逐渐“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彻底否定了革命信仰和革命历史的真实性，而且完全颠覆了由这种信仰和历史所塑造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行为方式、以及生活世界的秩序。随之，不仅是改革开放前30年新中国的历史，而且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现代中国革命史，甚至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00多年的救亡图存历史，都成了一个精英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黑暗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要否定了这段历史，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被改写，将来也会重新踏上一条通向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康庄大道。

　　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对于这段历史的情感完全不同。他们并不像精英那样，出于一种莫名的怨恨来否定它。恰恰相反，这段革命历史以及革命信仰已经内化为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成为他们当下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一旦否定了这种革命信仰和这段革命历史，那么，他们非但不会像精英们所许诺和想象的那样，进入一个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天堂，反而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虚无感和焦虑感。正如人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必须通过理解过去来决定当下和想象未来，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完整和真实的生活。一旦历史的内容被颠覆和抽空，那么一个人就只能变成精神上的孤魂野鬼。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作为整体的民众和民族。但问题在于，晚近30年来，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那些否定革命历史和信仰的精英手中，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之所以在近年来能够吸引大批观众，恰恰是因为他们从心底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情感需求。正是通过这些优秀的电视剧以及剧中的英雄人物，那曾经被否定、被抛弃掉的革命理想和信仰，又逐渐回归到人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之中。

　　当然，作为一种“否定之否定”，今天重新被人们肯定的信仰与过去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在那些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也有清楚的体现。譬如说，在《誓言无声》《暗算》和《潜伏》中，像许子风、安在天、钱之江、余则成等主人公，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中那种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有泪有笑，甚至有缺点的人间英雄。但是，他们的信仰非但没有因此受到质疑，反而更加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可，因为它包含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意识形态教条的演绎。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信仰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被放到了一个特定的真实历史环境之中。因此，信仰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完全是交织在一起并相互支撑的。那么，这个真实的历史环境又是什么？从这些电视剧中，我们很容易获得答案：这个真实的历史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百年的现代中国革命，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的历史。

　　包括这三部优秀的电视剧在内，绝大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都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党的斗争当作主要的戏剧冲突和动力。如果联系真实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一点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恰恰代表了两种救亡图存的政治力量，或者更简单地说，代表了两种信仰。它们二者的产生，当然都离不开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大环境。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所预设的前提。具体而言，自晚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尤其是在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中国社会更是陷入了一个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局面。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当时整个中国就如同一个玻璃瓶一样，一下子给摔碎了。因此，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都面临着一个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如何将这些碎片重新黏合起来，使之恢复成一个完整的玻璃瓶。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这一任务的实现，既不能依靠传统的乡绅士大夫，也不能依靠西方现代国家的议会政党（因为它们二者都是以一个现成的国家为前提），而是必须依靠某种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这种政党一方面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仰，以劳苦大众的解放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具有铁一样的纪律和严格的组织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一种列宁主义式的政党。

　　但是，恰恰是在信仰这个关键的地方，国共两党的根本差异就显示出来了。尤其是在《誓言无声》《暗算》和《潜伏》等以谍战为主题的电视剧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可以说，这些电视剧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们没有刻意去拔高某一方，丑化另一方，而是将双方的立场和行动逻辑放回到真实的历史环境之中展开。只要是谍战，就一定有间谍或特务，一定有双方的斗智斗勇。单从个人的能力来看，至少在这些电视剧中，国共双方的间谍很难分出高下，如《暗算》中的钱之江和代主任，《潜伏》中的余则成和李涯。甚至从总体上说，国民党间谍的个人能力还要稍强一些。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双方高下立判：国民党的特工之所以无法与共产党人竞争，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后者身上的那种坚定和高贵的信仰。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这些共产党人可以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厄运、危险和磨难，可以放弃自己的家庭、亲情、私利和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不管是在许子风、安在天、钱之江和余则成，还是在剧中的其他共产党人，甚至在很多默默无闻的英雄那里，这种信仰都赋予了他们以强大的力量和真实的生命。

　　相比之下，这种信仰的力量恰恰是国民党最为欠缺的东西。譬如在《潜伏》一剧中，不管是军统天津站的吴站长，还是像陆桥山、马奎和谢若林这样的普通特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追名逐利之徒。即使有少数像李涯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异类分子，也至多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良知，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信仰为党国效力。诚然，如果回到中国现代历史的实际场景来看，那么国民党作为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刚开始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但是后来，国民党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把共产党和少数国民党左派，也就是国民党中最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都清除出党，最后它必然只能跟他曾经反对过的那些力量妥协和结盟，比如说像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侵略者，最后堕落成为一个赤裸裸的的利益政党。在这个政党之中，倘若还谈得上什么信仰的话，那么它差不多只是每个人都不择手段、竭尽全力地谋取个人私利，就像谢若林那句名言所说的，“白天是主义，晚上是生意”。在《潜伏》一剧中，吴站长的个人经历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理想和信仰，也曾怀着一腔热血参加革命，但是后来，恰恰是在耳闻目睹了太多太多的官场贪腐和尔虞我诈之后，他的信仰逐渐发生蜕变，心灵也变得完全麻木。最后，倘若他还有什么信仰的话，那么他所信奉的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比余则成、左蓝、翠平和秋掌柜等共产党人身上的信仰力量，吴站长以及他所代表的国民党之所以最终失败，简直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肯定信仰的力量，当然不是说应该掩盖甚至美化那段革命历史的曲折甚至黑暗之处。恰好相反，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将真实的历史完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譬如说，《潜伏》的主人公余则成刚开始加入革命的时候，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出于坚定的革命信仰，而是更多地出于对恋人左蓝的个人情感，再加上一些个人的道德良知。在加入革命之后，他在天津站的所作所为，表面上似乎与吴站长、马奎、陆桥山等国民党特工并无多大区别，也会熟练地玩弄所谓的“办公室政治”，甚至在策略上还要显得更加“厚黑”一些。但是，就像这个世界总会有阴影，而我们却不会用阴影来否定光明，因为阴暗的东西在根本上恰恰是为了凸显光明而存在。对于余则成这样的共产党人来说，信仰就是光明。正是由于这种正大光明的信仰存在，那些看起来似乎显得阴暗的手段和策略才变得合理化，同时也能赢得观众的理解和欣赏。设想一下，倘若余则成在骨子里同吴站长和谢若林等没有区别，那么《潜伏》就不过是一个改头换面的《谢若林传》，一部活生生的“职场教科书”或“官场厚黑学”。这样一来，它就根本不可能对观众产生震撼性的情感和精神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像《潜伏》这样的优秀革命历史电视剧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真实的信仰，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但是，无论信仰在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受到怎样的肯定，无论它在民众的心灵中激起怎样的共鸣和震撼，它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处在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因为它不拥有话语，也不拥有权力，没有人敢于并且愿意在政治和思想上公开为它辩护。在掌握话语权的精英眼里，倘若谁要是为这种革命信仰以及革命历史辩护，他要么成了被正统意识形态洗脑的无知愚昧分子，要么成了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分子。对于精英们来说，这种革命信仰、这段革命历史一直都是妨碍他们进入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的绊脚石，所以也一直成为他们反思、批判和颠覆的对象。没有人知道，这种所谓的反思、批判和颠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晚近30年来，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到1990年代的社会科学自主性、市民社会理论及后现代主义，再到今天的全球化和普世价值云云……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话语，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伪装成何种“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但其真正的动机无一不是要颠覆和解构关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主流叙事，甚至完全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革命建设历史。在他们看来，似乎整整一个多世纪的现代中国革命没有给我们当下的中国人留下丝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记忆，似乎我们永远只能活在这种忏悔、沮丧、焦虑、挫折、失败的历史虚无感之中。

　　弗洛伊德晚年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提出了一个看似耸人听闻，实则无比深刻的观点：犹太人恰恰是在把他们的领袖摩西杀死了以后，出于一种“弑父”的罪恶感，完全肯定了曾经被他们否定和抛弃掉的信仰。对于中国的精英来说，晚近30年来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弑父”过程。但是，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父亲的灵魂并没有死亡，他仍然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等待有一天被重新召唤到光明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或许是一种最好的召唤。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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