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李云龙并非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每个时代建构的“英雄形象”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观”的产物。

　　一、我们时代的形象代言

　　还是从《亮剑》说起。李云龙的确颠覆了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的传统形象，不但耍性子、犯纪律，满嘴糙话、浑身匪气，而且居然还曾纵兵劫掠和擅自开战。但是，在镜头面前，李云龙打起仗来又的确凶猛狡黠，机动灵活，所向披靡。中国的广大观众围观喝彩，喜不自胜，似乎终于见到了中国牌、写真版的英雄偶像，乃至这部电视剧几年来在许多电视台循环播映，最近还拍出了《新亮剑》。

　　在电视剧中，李云龙的那两个方面，粗蛮横暴与英勇善战，有如分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你要他做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军人吗?按《亮剑》的逻辑，他就一定是一个循规蹈矩、无所作为的庸人。不错，战争年代，打得赢才是硬道理。而共产党军队里也的确会有那种军阀作风、兵痞习气的指战员。但是，远的不说，这种特别“糙”、特别“爷们儿”的军人，在民国以来的什么直系、奉系，什么西北军、东北军当中，难道很稀缺么?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直系、奉系、西北军、东北军，包括比这些正规部队还要更“糙”、更“爷们儿”的惯匪大盗，在民国以来血雨腥风的残酷较量中，往往不旋踵即灰飞烟灭，而唯有一群书生创建的共产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只要熟悉历史，只要肯动脑筋，就不难明白，实际上，共产党军队之能够所向无敌，恰好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横蛮粗暴的旧军人习性，克服了那些流民流寇的流氓无产者作风，经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一连串严肃的整风洗礼，实行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套极为原创、极为有效的思想组织原则。就是说，共产党将成千上万破产农民汇集的乌合之众，在战火中加以锻铸、淬炼、升华，向之灌注宗旨和灵魂，因而使之成为一支有主义、守纪律、特别能战斗的钢铁部队。

　　既然如此，当下的观众群体，又凭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龙这种扭曲历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实际上，这个李云龙并非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说到底，每个时代建构的“英雄形象”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观”的产物。今天，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原本缺少一种超越的制度和理念来范导、奖惩、校正人们的行为。丛林环境，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李云龙正是这个时代推出的一个形象代言。

　　二、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矫正

　　需要指出的是，鄙俗粗野的力量四处泛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也同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着内在联系。

　　一个社会，在文与武、雅与俗、精与粗等等之间，应达到某种平衡，而不致畸轻畸重。但是，文武分途，文德与武德相互隔绝，恰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历史学家雷海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曾指出，春秋时代，封建贵族仍保持文武兼备的传统。孔子教授的“六艺”，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其中的射、御都属于当时的军事技术。春秋时代的贵族仍具有尚武精神，兵的主体也仍是士族。《左传》、《国语》中的人物没一个不能上阵、也没一个不乐于上阵的。

　　战国的情形为之一变。由于战争的规模和烈度陡然升级，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斩首和坑杀成为常事，列国奖励耕战，平民被征大量从军。一方面，上等社会文武分离，和平主义思想萌芽;另一方面，平民百姓的厌战心理也普遍发生。到秦代，已开始征发逋亡人、赘婿、贾人(流浪汉、入赘女婿、商贩)，即当时的卑贱之人入伍。再到汉代，上等社会不服军役，将之转嫁于底层贫民、流民无赖甚至刑徒囚犯，更进一步，则大量使用外族兵。东汉窦宪出塞三千多里，彻底解决三百多年来匈奴的威胁，部下大半是外族兵。

　　由此，雷海宗总结说，从春秋时期到汉代，“先是军民不分，后来军民分立，最后军民对立。”等到后世科举制建立，民间人材弃武从文，进一步加强了文武分途、文武隔绝的局面，并形成全社会轻贱兵事的风气，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文德与武德相互平衡、彼此支撑的格局彻底消失。本来，文武互为表里。文德代表文化、公德、道义，武德代表勇毅、胆略、行动。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文与武各自畸形发展。片面的文德导致文弱、迂阔、虚伪，量产酸腐的儒生;片面的武德导致粗蛮、横暴、愚昧，造就恶俗的痞棍。

　　对比西方，欧洲中古骑士，娴于弓马、能征惯战，同时又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及宫廷贵族的礼仪和文化。因此，骑士也往往是绅士。既彬彬有礼、又孔武有力，这种文武两兼的封建制时代的遗产影响至今，只不过，在西方当代的和平环境下，其尚武精神常常表现为全民的体育风尚。

　　更切近的比较是日本。与中国一样，古代日本也有“四民”(士农工商)。但中国的“士”是文士，日本则是武士。武士专事征战杀伐，同时又恪守“武士道”的训诫。武士道的观念源自神道、佛教和儒学，也是文武兼备。与中国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不同，武士道除这些价值外，特别强调“勇”的观念。中国与日本精英阶层的这种差别，是导致两国近代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文武分途、各自片面发展的局面，曾经由于中国共产党而获根本改观。在20世纪的各种政治军事集团中，只有中共拥有一种超越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源自一套由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支撑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国革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千百万破产农民、流民的结合。前者在汲取后者的经验与力量的同时，其理想观念和理论素养也平衡、约束、驯化了后者的草莽习性。南昌起义后，贺龙已是中共党员，但仍有十几人的轿夫班，行军坐轿，每到宿营地，必大吃大喝。其部下军纪不好，有土匪作风。因此叶挺部队官兵暗中常讥之为“土匪”。但张国焘回忆，二、四方面军在西康会师，再见贺龙时，贺已无任何“土匪气味”，“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政委任弼时指挥。

　　中共以主义统驭武装，文韬武略，曾臻于极盛。是共产党，向中国传统偏于文弱的文化中注入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刚健的战斗性的元素，使风气为之一变。风气转为制度，到“文革”中期的60年代末，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中国向南向北，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朝野上下，全民皆兵，形成一种普遍的现代尚武精神。

　　三、异化的武德

　　叔本华曾引用歌德的一段话：“谬误像水一样，船分开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拢;精神卓越的人物驱散谬误而为他们空出了位置，谬误在这些人物之后也很快自然地合拢了。”“文革”结束，中国进入另一个历史周期。80年代，知识分子发起新启蒙运动，倡导个人自由、权利、尊严、唯美等人文主义价值，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文武分途、文武隔绝的局面开始恢复。

　　回顾20世纪，中国先后经历三大传统的更替：先是儒家传统被五四运动所批判;继而革命传统横贯半个多世纪，随“文革”解体而终结;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文革”后兴起的启蒙传统又相继受到国家、市场的打击和排斥，迅速边缘化。

　　“十亿人民九亿商”，是90年代初的民谚。传统瓦解，价值真空，斯文扫地。市场早期，比混比狠，于是“粗鄙”强悍登场。粗鄙，本质上就是失去文德制衡的、堕落的武德。在它面前，超越直接经验的知识、思考、公义等等都没有价值。再没有什么能够制约这种力量。这是三大传统全部衰微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大缺陷的表征。只不过，几个时代的区别在于：在中国古代，尽管文武分途，但由于士大夫集团高居上层，统驭社会，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因此武德受到压制，整个社会偏于文弱。革命时代，作为高度理想主义的政治军事集团，共产党文武并重，笔杆子、枪杆子相得益彰，并在全社会形成刚健正直的风尚。当今时代，传统中断，没有文德约束、丧失文德内涵的异化的武德表现为粗鄙——文学界的痞子小说、美术界的政治波普、乃至于影视界的李云龙，都是时代的产物。

　　但是，如前文所说，粗蛮横暴并不能保证挫败强敌。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战略对手。近代以来，中国遭遇西方挑战，坚船利炮后面是工业技术，技术后面是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后面是一整套哲学。战争如此，产业竞争更是如此。片面的武德，粗鄙化的社会，由于排斥必要的知识、理论和思想体系，因此只能囿于狭隘的经验和视野，局限在十分有限的层次和水平。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但一直未能改变粗放式增长的模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一直未能摆脱民工大国的形象。一个经济大国，始终主要依靠低人力成本获得国际竞争力，由此损害国内社会关系，提高维稳成本，陷入片面发展的困境。

　　因此，产业升级，首先需要文化升级，需要恢复文德与武德平衡发展的局面，需要有一种“道”，主义、宗旨、理想、灵魂、价值观贯穿、融会、统摄这二者。这对于信仰低迷的当今社会，注定是一条曲折艰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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