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斌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callking
2000年高行健以《灵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个凭借汉语作品获此奖项的“中国人”。当他获奖以后，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些院士认为他们总算对庞大的汉语世界有了一个“交待”，其实，他们捧起的这个高行健，不但没有给华人作家带来希望，反而给华人作家，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带来更多的迷惘！
高行健获奖时的身份是“旅法华人作家”。1987年他被公派出国交流，但滞留法国不回，并扮演“政治难民”博取同情，随取得法国国籍。他在法国用汉语写成《灵山》以后，四处寻人“分享”，并不失时机地将《灵山》手稿转送于诺贝尔文学奖唯一的汉学家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马悦然提示他要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必须已经公开发表，随后，《灵山》在台湾发售。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灵山》只卖出一百多本，其中五十本还是高行健自己买的。如果高氏的作品在大陆遭到冷遇是因为“政治”原因的话，那么，《灵山》在台湾的遭遇又说明了什么呢？高行健在其获诺奖后的演讲中，把《灵山》在台湾的冷遇迁怒于消费社会和全球流行的市场经济，并将其“曲高和寡”的寂寞创作与卡夫卡、曹雪芹死后重生的作品并提，把自己标榜为“无功利目的”的“自我写作”者，但遗憾的是他还没死，就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光环，一个令世人晕眩的头衔。
当高行健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上获得舆论制造权时，所谓的“政治压力”和“消费社会”自然就成为他泄私愤的对象，他把自己在祖国的经历妖魔化为人间地狱史；把自己在文化竞争中的失利归罪于世人文化消费上的弱智。他在演讲中故作平静的舒缓语调，无法掩饰他本质上的刻薄与自私，在他看来，所有为民请命的文学工作者，都是“极度自恋”的“自我膨胀”，只有他这种善于“逃离”的人，进行的“自说自话”，才能成就真正的文学作品。这真是“诺贝尔文学奖”之于中国的悲哀！那些已故的中国文坛巨匠，你们能瞑目吗？那些还在悲天悯人的中国作家，是不是应该歇菜了？！
诺贝尔奖在树立世界自然科学权威上的成功，也捎带了“文学奖”的“公信力”，使“诺贝尔文学奖”具有了搅动其他民族文化生活的话语权。自从东方文明被西方的殖民运动颠覆以后，世界的中心就转移到了西方。无论是中国的工业文明还是信息时代，无不肇始于西方，向西方学习，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灾难。高行健用汉字符号勾勒出一个蹩脚的西方“存在主义”幽灵，他的演讲开篇先抨击了尼采的“意志”，以迎合西方关于“纳粹”的伤痛记忆；接着频繁地使用“当下”这个时存概念，岂不知，作为“当下”鼻祖的海德格尔也曾经追捧过“纳粹革命”，但高行健语境中的“当下”之“存在”也非萨特的“人道主义”之“存在”，他更没有萨特拒授诺贝尔文学奖的真信仰！高行健“当下”的需求只是向西方献媚获得自我享乐的特权，至于民族同胞的未来，干他鸟事儿啊？！
诺贝尔文学奖，成就了高行健的“私生活”，也让那些华人世界的诺奖情结者莫名地狂喜，更让钟情于文化殖民的西方“教父”大人们意淫到了高潮！与其说高行健的诺奖证明了汉语文学的复兴，不如说这个奖强奸了中国文学的使命。一个处处疾呼文学应脱离政治的高行健，却极尽所能地去玩弄政治噱头，说什么“没有主义”，却只是对胡适近代政见的拙劣抄袭。一篇看似华丽的讲稿，只是一个怨妇的牢骚；那些迷信诺奖者亢奋地神化高氏的文学履历，迅速飙升的光环遮蔽了一个犬儒文人的狡猾。
高行健的追捧者赞其开创了“冷文学”，这是一种摒弃民族归宿后的冷漠，而民族立场的缺失，又逼迫他去面对卸载责任后的虚无感。高行健用自我中心式的写作来填补抽离民族精神后的灵魂空场，当自我意识被无节制地放纵时，文学也就失去了体恤他者的伦理约束，最终沦落至仅为自己讨说法、无视他者尊严的情感冰点，这更像尼采式的“积极虚无主义”。诺贝尔文学奖不仅给了高行健一个“为自己讨说法”的机会，还给了他登天的阶梯，使他掌握了重新规诫文学理念的立法权。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是无法选择的，所以，许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会眷顾自己的民族源流，而被诺奖评委誉为“代言人”，这也说明，一种文学作品首先是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但高行健在为自己的“独自去偷欢”辩护时，却用讲稿把这些“代言人”都给嘲讽了一番，也许，高行健只想“鄙视”那些留守大陆的“迂腐”作家，但却不想，一梭子弹撂倒了一大片。当一个曾经因其小说矫情的泛哲学化而被冷落、却又不甘寂寞的文人，突然一夜“暴富”时，难免会激动地失控，以致于，砍倒了许多西方主子树立的牌坊，看来婊子立牌坊就要搞拆迁。十年来，高行健顶着诺奖的光环飞来飞去，不知道诺奖评委们是否缓过神儿来了，你们给了高氏一顶文学桂冠，他其实给了你们一顶“绿帽子”，因为，高氏用政治敏感的生殖器偷偷地把西方主流文化精神给亵渎了，高氏在享受快感，你们却不得不自欺其人地继续穿着“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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