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陈涌先生祭 ——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脊梁

作者: 刘润为 来源:江南app网址 2015-10-07

惊闻陈涌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很悲痛!还是在春节前夕,我原本打算去给他拜年。家里人告诉我,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又赶到医院,其时先生已听不清别人讲话,便用小黑板交谈。我写:“您很快就会康复,至少要活到150岁。”先生虽沉疴在身,依然不改幽默、放达,微笑着在小黑板上写道:“那不是人,是妖”。殊不料此一见竟成永诀,“彼蒼者天,曷其有极”!

陈涌从延安时期即投身于文艺理论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到了晚年,即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最为辉煌的高峰,他的坚贞品格也得到了紫电青霜一般的表现。学习他的品格,继承他的遗产,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应当说是对先生的实实在在的怀念。

忠贞不渝的战士情怀

陈涌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又是无产阶级战士。凡是接触过他,或读过他的书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那种极为鲜明的党性原则。应当说,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处于高潮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并不难,甚至某些不是无产阶级战士的人也能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恰如在辛亥革命胜利时,连假洋鬼子也可以称黎元洪为“洪哥”一样。但是,待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遇到八面挑战的时候,再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中国愈演愈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谮毁。而某些在党内身居要津的人物居然三番五次地对此采取姑息、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压迫既到,于是乎,一些人像鸵鸟将头埋进沙堆一样,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退避三舍以求保全自我;一些向来以资深革命文艺战士自居的人,则一改五六十年代“左”的面孔,恓恓惶惶地披上五彩斑斓衣,成为取悦“新潮”的现代老莱子;一些所谓“理论家”或“作家”,则纷纷随波逐流、曲道诡行,直至成为走在西方权势者铁骑面前媚惑中国民众的小驴……正是在这“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关头,陈涌披坚执锐,挺身而出,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忠实、最坚决、最热忱的捍卫者。

大诗人李白说:“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赠韦侍御黄裳二首》)如果我们联系陈涌早期的个人遭遇来看他晚年的理论实践,对其忠贞不渝的战士情怀的理解也许会更加深刻。陈涌曾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生活在西北达20年之久。平反以后,如果他从个人的名誉、地位出发,凭借这一“资本”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戈一击,本可以成为独领一时风骚的人物。果真如此,那么,扛“摩登”大旗的,就不是现代老莱子,更不是当时才露尖尖角的“新潮”风云人物,而非陈涌莫属。据我所知,某些“新潮”代表人物也确曾动过拉陈涌作虎皮的念头。但是,陈涌却拒绝了鲜花和掌声的诱惑,而向着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去。大家知道,陈涌在新时期所写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无论在发表的当时还是以后,都不会给陈涌带来流行意义上的荣誉,而只能招致铺天盖地般的怨恨、攻击和谩骂。但是,陈涌却漠然视之、淡然处之,不改其乐而不知老之已至。

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不管身前身后毁誉的义举,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战士无私无畏的磊落情怀。这是在洞彻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对于自身使命的自觉确认,这是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依的联系中对于自我主体性的自由扬厉,这是在超越可怜的一己私欲后对于一种充斥宇宙的大幸福、大快乐的实际体验。它应当成为每一位热血尚存者的主动自觉的人生选择。

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

从陈涌的文章中,从平日与他的接触中,我得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没有丝毫的庸人气息。他从不因为某些观点在社会上流行便盲从附会,从不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而去曲意逢迎,也从不为了某种学术以外的考虑而去牺牲自己的学术立场,纵使是在那位号称党内理论家的人物面前,也无视其巍巍然,敢于指出其理论观点上故意曲解经典原意以曲意媚上的错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个人在一时一事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数十年如一日地执著于此,就不能说不是最难的啊!

我想,最能印证陈涌这一品格的,是他颇有戏剧性的人生遭遇。早在50年代,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相当的范围内,极左思潮逐渐得以滋长和蔓延,机械目的论和机械反映论风行一时。表现在文艺领域,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简单化、片面化和庸俗化。文艺创作这一复杂的精神劳动,被视为按图索骥的工艺性操作;文艺作品这一带有极强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被当作直来直去的政治传声筒。陈涌痛感这一错误倾向对于年轻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破坏作用,接连在会上发言并撰写文章,大声疾呼文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试图给逐渐发热的错误思潮降温。可是谁曾料到,他的这一坚持真理的正义行动,竟然被一些宗派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所利用,成为将他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进入80年代以后,文艺领域又变成另外一副形容。否定整个革命文艺的历史,主张文艺回到纯审美自身,叫嚷毁灭文艺的功利性,宣称文艺就是表现自我,一时间成为这时尚。于是,陈涌又一次不避风险,顶着来自某些权势者的压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价值论和意识形态论,因而被诬为代表僵化保守势力的“左派”。真是右也陈涌,“左”也陈涌。“左派”得意时他是“右派”,右派摩登时他是“左派”。聪明乖觉的人是左右逢源,而陈涌却是左右逢冤。然而,这与其说是命运的捉弄,毋宁说是陈涌自己的选择。

这种选择的主动性来源于为真理献身的崇高愿望。因为陈涌坚持的真理与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他那里,坚持真理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这种建立在高度理性认识基础上的自觉,使他的内在生活变得极为坚强,足以抵御一切消极社会定势的诱惑,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为了真理而牺牲个人的生命。

放眼今日文坛,竞进贪婪者与随波逐流者如过江之鲫。有的把理论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或者获取荣誉地位的敲门砖。他们以乡愿的处世方式在文艺圈子讨生活,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圆通自在,取悦百家,更有甚者则朝扣富儿门,暮随洋人尘,残杯与冷炙,便可卖自身。若问他持何种文艺观点,则无丝毫的确定性,唯随行就市而已矣。有的则如杨花柳絮,随风飘摇而不计归处。东风来了,他便是振振有词的东风派;西风来了,他便是慷慨激昂的西风派。在变化的关节处,他甚至可以来一点“自我批评”,什么“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好反复”呀,其诚恳之态可掬,然而言犹在耳,他又随风“反复”了。所有这一切市侩行为,玷污了学术的圣洁,践踏了真理的尊严,损害了理论工作者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些人如若尚存些许良心,难道不应将陈涌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么?

雍容深沉的大家风度

陈涌是学者型的战士,或者说是战士型的学者。他进行战斗,不是靠捶胸顿足的宣泄,不是靠声嘶力竭的辱骂和恐吓,更不是靠学术以外的势力压人,而是靠理论魅力和文化魅力去倾倒读者、战胜论敌。读陈涌文章,可以鲜明地感觉到,他与论敌之间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表明他排除了一切狭隘、偏执和急躁,显示了主体精神的优越;正是这种距离,表明他视野高远,显示了置论敌于股掌之中的实力;正是这种距离,表明他对于辩证法的充分尊重,显示了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包容精神。

理论素养的臻于化境,使他在论辩时得心应手、举重若轻。例如他反驳王若水对于列宁的批评(《也论现实主义和反映论问题》)。王若水说列宁的反映论是“直观反映论”。他以桌子为例:“我面前这张桌子,当然是独立于我对它的感觉而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造这张桌子的人,如果没有人的需要,人的意志,人的劳动,这张桌子就不会出现。”这就是说,物质并不总是第一性,有时也可以成为第二性的。对于一班拘泥于繁琐思辨而不知变通的论者来说,驳倒这一观点是需要多道推导程序的。而陈涌却是单刀直入,以其人之“桌”反驳其人之论,即用桌子的产生和演变,说明人对桌子的观念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寥寥一段文字,便揭穿了王若水论点的唯心主义本质。这种说理方式,对于那些经院气十足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极好的教训。

广博的学识使他以一位智慧老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当你为现实中的某个难题困惑不解时,他往往拈出一件相关的往事,使你在兴味盎然中得到理论认识上的启迪。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中,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否定文艺倾向性的观点,陈涌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30年代,鲁迅就曾批评过朱光潜的这一观点。朱光潜以古希腊阿波罗雕像为根据,说文艺的极致是‘静穆’。鲁迅则从土财主将周鼎擦光的笑话引申开去,说明这些古代文物在制造当初并不静穆,极风趣又极有力地反驳了朱光潜的观点。”陈涌援引这一史实来回答今天的问题,其效果是长篇的思辨性文字所不及的。这种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论述方法,是群众观点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与陈涌相反,一些“新潮”人物则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专以让他人不懂为乐,借荼毒读者以抬高自己。他们自以为得计,殊不知适足暴露其贵族老爷式的浅薄和无聊。

与上述治学方式、方法交相辉映的是他独特的文风。陈涌的文章,语言不尚华丽、不事雕琢,构思谋篇不循旧法、不拘一格。笔调从容,如行云流水;意味醇厚,如陈年佳酿。于汪洋恣肆中见淳谨,于素朴古拙中见灵秀。读其文如见其人,我们仿佛静坐在一位思想深沉、睿智豁达而又和蔼可亲的老者面前聆听教诲,令人陶醉其间,流连良久而不忍离去。

风度即人。独具魅力的人品、学品和文品的统一,构成了陈涌雍容深沉的大家风度。应当感谢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正是它们的挑战,锻炼了陈涌,成就了陈涌,使他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脊梁。记得陈涌先生《在新时期面前》一书中曾引述当年高尔基的感慨:1907年到1917年,是俄国知识分子最为可耻的10年,接着便同样感慨地说:“这对近年我们那些悲观失望、颓废颓唐以至动摇变节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适用的。”但是,就在这些人使中国知识分子蒙受耻辱的时候,陈涌和其他许许多多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却为中国知识分子赢得了尊严。他们以对恶势力的不屈抗争,向全世界宣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本质方面。任何恶势力在他们身上打的任何算盘,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面对陈涌及其《在新时期面前》,我们深感榜样之高与行路之难。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奋勇向前。即使无力将前辈的事业发扬光大,至少也要做到不颓唐、不落荒、不变节。前辈在先,来者在后,我们岂能因我们而让整个队伍蒙受耻辱,我们又岂能因我们而断送整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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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
刘润为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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