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序言
《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
序言
杨啸
浩然的小儿子秋川来信,说是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决定要出版一本他写他父亲浩然的书,让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欣然地答应了。我觉得,这本书的序,确实应该由我来写。一是因为,在浩然一生的挚友中,和他交往时间最长、和他关系最亲密、对他的事情最了解的人,当今健在的,除了石家庄的曹继铎外,就只有我了;二是因为,书中的部分篇章,在秋川写出初稿后,就在电脑上发给我、征求过我的意见。
尽管有部分书稿我已经读过,但为了把序写得与书的内容更加贴切、更加准确,我还是用了几天时间,把书稿从头到尾又认真地读了一遍。
2007年,秋川辞去工作,开始了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他父亲的资料。他把父亲的所有作品,通读了两遍以上,并把父亲的作品全部输入电脑,制成了电子版;又从网上收集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父亲的文章(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此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始了写作关于他父亲的文章。由于几年来他对父亲作品的刻苦钻研,从而使他对父亲的作品和父亲的创作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又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掌握着其他人所不可能掌握的丰富资料(如他父亲的日记、笔记,他父亲和朋友、家人、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等等),再加上他从父亲身上秉承下来的文学天赋和对文学热爱的执着精神,所以,他写的作品,一开始就出手不凡,并且一篇接一篇的写得越来越好。我曾在给他的信上说:“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应该会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好儿子,而由衷地感到欣慰,感到高兴。”
由于本书的作者是浩然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在文章的论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对他父亲衷心地敬爱之情,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亲情、感情色彩(有不少地方使我不禁为之动容,甚至热泪盈眶);然而,书的内容,对书中事件的论述,却都是客观公正的,有根有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没有因为这种亲情、感情因素,而产生一丝一毫的偏颇、失真之处。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所希望的。
本书的内容,着重写的是浩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另外几篇写了浩然和文学界挚友之间的交往,以及浩然和妻子、儿女之间的家事、亲情……这些事,大多是我所熟悉的,有不少是我亲眼所见过、甚至是我曾亲身参与过和经历过的。因此,读起来便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很多往事,会自然而然地又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
1955年上半年,我和浩然相识于河北省省会保定,当时,我19岁,浩然23岁,相识不久我们就成了挚友;那时,我正在保定银行学校读书,他作为《河北日报》社驻通州记者站的记者,刚调回保定不久。1956年秋天,他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我则于1957年9月支边到了内蒙古。我们俩之间的通信,始于1957年上半年,止于2001年他重病卧床,再不能执笔写信之日。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不管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我们俩的通信从来没有间断过。收入《浩然书信集》中,他写给我的信有180余封(还有几十封他写给我的信,由于种种原因遗失了);收入我《文集》中,我写给他的信有300来封,单独编为一卷。我们俩不但经常通过书信畅叙心曲,并且,他还曾带上我,到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生活、工作过的故乡蓟县去过多次;1962年夏天,他带我去蓟县和他一起深入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了一个来月。他带我上盘山,共同游览、参观、访问;他带我到他们村边的山坡上,看他青年时代亲手扶犁挥镰耕种收割过的土地;我并和他一起,到他母亲的墓前,恭敬地叩拜凭吊(自然也就谈了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不少往事)……文化大革命前,每逢我到北京,总是吃住在他的家里(有时一住就是好多天)。1964年,他和我一起住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作家休养所(到那里去住,是他帮我联系的),他写他的《艳阳天》第二部,我写我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霞云岭》,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写作之余,就是谈创作、谈生活、谈各自以往的经历……1973年夏天,我在北京等待我的小说《红雨》出版之际,他和李学鳌便邀我和他们一起,住到北京花市附近的兴隆街北京出版社招待所去写作(他写《金光大道》第二部,李学鳌写长诗,我写中篇小说《绿风》);不久,我们三人又应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的翟向东同志之邀,一起去承德写作;随后,魏巍同志也去了,便由翟向东同志作陪,一起去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草原和塞罕坝林场参观访问,为期半月之久……1974年至1975年,我到北京写电影剧本(先是改编我自己的小说《红雨》,接着又改编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我虽是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但一有空就会到他家去,畅谈心里话,有时谈到深夜,就仍是住在他家……
由此可见,我对他的一切,应该是最熟悉的。可是,读了秋川的这部书稿,我才感到,我对浩然的了解,无论是生活经历方面,还是文学创作经历方面,还都只是粗浅的大概;秋川在这里所写的,要比我所了解的,具体得多、详细得多了(这除了秋川几年来对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由于他得天独厚地占有他父亲的日记、笔记、书信等资料)。比如,浩然的短篇小说,哪一篇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是以什么人为原型,是什么事引发了创作的灵感,又是经过了怎么样的修改后才发表的;再如,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最初构思的雏形是怎样的,在写作过程中,内容、框架经过怎样的演变,写作期间,经过了什么样的困难以至痛苦……再如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怎么从1960年就搭起了架子,又因为什么没有写下去?到1962年,他又是怎样同时酝酿着两部长篇:一部是《金光大道》的前身《芳草地》,一部是《艳阳天》的前身《云火录》;为什么先写成了《艳阳天》?当《艳阳天》三部完成后,他又是如何燃起了写《金光大道》的创作欲望之火,又如何重新搭起了《金光大道》的架子;为什么浩然下决心要倾其一生的心血来浇灌这部《金光大道》?在写作《金光大道》的过程中,作者又遇到了怎样的艰难坎坷,在每一个阶段,作者的心境又是怎样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浩然是怎样地欢欣鼓舞;1977年11月《广东文艺》发表李冰之批判《西沙儿女》的文章,开始向浩然发难,不少省市报刊盲目跟风,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趁机泄愤,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浩然为了保住手中的笔不被夺去,是如何忍辱负重,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立志东山再起;如何以重病之身,扎根农村,埋头苦写,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废寝忘食,刻苦奋斗,舍命拼搏,陆续写出了一大批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新作,并终于奉献出了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可称之为他“重新崛起”的扛鼎之作《苍生》……对这一切,本书作者,用他那饱蘸情感的笔,都写得细致入微,条理分明。
对于本书的内容,我不想作过多的具体介绍。读者读完全书,自然会一目了然。我只想说的是,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对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以及浩然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作了最确切、最翔实的描写;这是一本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书,是关心、热爱浩然及其作品的广大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值得认真一读的书。
是为序。
2013年7月8日于呼和浩特
(《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梁秋川著,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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