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白居易的粉丝
中国文学,一直有大众化和小众化的分野。唐代的白居易,则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典型诗人。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终于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活了74岁。经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无论当时,无论后世,谈及这位诗人,离不开以下三点:一,他在诗坛领袖群伦,推动潮流的地位;二,他在朝野引起轰动,遐迩知名的程度;三,作为诗人,他在当时中国人之大多数心目中的无与伦比的尊崇,非同凡响的声望,他的粉丝,可以说是举国上下,遍地皆是,大江南北,无处不在,这也许是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中国文学的“白居易现象”。
他的朋友元稹为他的诗集《白氏长庆集》序中,这样写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明人胡震享的《唐音癸签》一书中引《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白居易的一首诗,竟可以换来一条胖头鱼,一方五花肉,我估计当代诗人的作品,怕难以卖出这样的高价来。所以,我一直认为,白居易大众化的文学追求,和白居易诗歌的大众化现象,是特别应该加以研究的对象。因为与之相对的文学小众化,文人的小圈子化,贵族化,雅痞化,老爷化,使得文学脱节于现实,疏隔于生活,陌生于人民,淡漠于民众,再这样下去,不但换不来鱼,换不来肉,被人唾弃,视作敝屣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为什么要研究,因为在唐朝,中国文人的作品,其传播的范围,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白居易能够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来无限的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被他同时代广大公众所追捧,千载以来被更广大公众所认可的成功者。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伎。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我很纳闷,唐代一没有作协,二没有诗刊,三没有朗诵会、演唱会,四没有立体的、平面的媒体鼓吹,五更没有好事之徒、乌合之众,炒作什么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畅销榜,起哄架秧子,赔钱赚吆喝。然而,白居易的诗,竟弄得连政事缠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宫娥,也被他的诗声文名,为之倾倒。不能不看到没有现代传播手段的唐代诗歌,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大,群众反应之广,舆论呼应之热,简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因为一直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白居易死后约二百年,一个叫毕升的技工,才发明活字版印刷。在此以前,雕版印刷书籍,数量有限,然而,尽管如此,白居易,还是成为中国最受欢迎,最有读者,最具广泛影响,最拥有知名度的诗人了。那时的读书人,要是手里不拿着两册白居易的书,要是嘴里念不出白居易的诗,就是缺乏格调,赶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了。
据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卷二载:
“唐宣宗李道龙闻白居易死,以诗悼之曰:‘缀玉连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名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一个诗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拥戴,拥有如此上上下下的热烈支持,得到如此方方面面的强大反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诗人白居易,恐怕是绝无仅有者。
而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热爱其诗歌的追星族,简直令人叫绝了。“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虏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记。反手指其去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说实在的,古往今来,中国诗人何止千千万万,但从来没有一位诗人的粉丝,追捧到这等程度者。
打开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与大众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关,声气相连,心神相交的文人,还真是很少见有与他相匹敌者。所以,对于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坛来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读小说的人,比写小说的人少,相较之下,就不免感到相当败兴,相当沮丧,相当打不起精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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