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玩“普世价值”（旧文）

美国怎么玩“普世价值”

刘仰

2008-07-27

美国经常把民主当成“普世价值”到处推销，有时候是物质鼓励，有时候是武力推行。但是，一旦别人的民主政治对美国不利时，美国宁愿不要民主这个“普世价值”，而选择独裁专制。所以，从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也能看到，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它能够真正成为“普世”，前提条件是必须对美国有利。由此，我们也就知道，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在美国人那里，也是相对的，美国人没有把民主当成绝对的“普世价值”。
很多年前，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我们已经说过，法国大革命高举着“人权”旗帜，要把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推广到全欧洲，美国人不喜欢，它宁愿像英国人那样，只允许少数人拥有民主、自由、平等，因此，美国对于“普世价值”的最高潮，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多少热情，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支持，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大革命失败，最终让法国变得和英国、美国一样，只有少数有钱人能够享受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
二次大战之后，伊朗出现了民主政府，美国人发现，伊朗的这个民主政府对美国不利，它要将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其中有很多是美国的企业。站在伊朗国家利益的立场，按照伊朗人民的民主意愿，将本国资源收归国有，归全体伊朗人民所有，是民主的必然。但是，美国不需要这样的民主成为“普世价值”。于是，中央情报局公开支持巴列维国王复辟，建立了一个亲美的独裁专制政府，美国人很满意，再也不向巴列维国王提“民主”这个劳什子玩意儿是什么“普世价值”。只要巴列维国王允许美国人在伊朗开采石油，只要巴列维国王带着支票，到美国疯狂大购物，美国对这个独裁者就很满意。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中东，也同样出现在拉美。古巴在卡斯特罗之前的统治者就是一个独裁者，也受到美国的支持。卡斯特罗革命成功后，美国和古巴有过短暂的互相观望。结果美国发现，卡斯特罗不像他的前任领导人那样照顾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对古巴采取了几十年的经济封锁，并且针对卡斯特罗策划了600多种暗杀方案，有些实施了，有些没有实施。当然，也许有人说现在的古巴不是民主政治，但是，古巴人民认为他们确实是民主的，只不过古巴的民主与美国需要的民主相差太远。按照美国的标准，只有它认可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其他都是假民主。美国人在这种时候，又把民主当成了绝对的“普世价值”。
1970年，智利民主选举，选出了阿连德任总统。阿连德不喜欢美国，他任总统后，会对美国在拉美的利益很不利，于是，美国直接给智利的军人下令，实施军事政变。结果，阿连德总统死于非命，有人说是被政变军队打死，有人说是自杀。政变之后，皮诺切特实施了16年的军人独裁统治，美国很满意。等到智利民主政治最终让皮诺切特下台，民主要求审判皮诺切特罪行的时候，英国和美国一起，保护了皮诺切特，拒绝将皮诺切特引渡回智利，直到皮诺切特奄奄一息，才让他回智利。时间已淡忘了很多仇恨，面对一个垂暮的老者，严厉的审判似乎显得不太人道，不太符合“人权”。
不光是智利，拉美国家的民主只要产生美国不喜欢的政府或领导人，这种民主就是美国不愿意接受的。早些年时，美国还经常利用它培训的拉美军人，在各国搞政变，推翻民主政府。现在，这种手段太明显了，美国不得不收敛一些。像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经民主选举当上了总统，却不喜欢美国，经常向美国叫板，美国想搞政变推翻他，又没有成功，只好将查韦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为美国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还有更棘手的事情，才没有太多的功夫来对付查韦斯。
我们再回到中东，近年来，中东至少有两个地方产生了美国不喜欢的民主制度，一个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哈马斯”依靠民主选举获得领导权后，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极为不符，于是，美国依然维持将“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的决定，放弃了民主这个“普世价值”。另一个是伊朗，内贾德被民主选举为伊朗总统后，美国认为，伊朗的民主对美国的威胁很大。虽然将伊朗称为“流氓国家”是在内贾德上台之前，但是，那时候的伊朗也是民主政治。而现在，美国时时威胁要对伊朗动武，已经无法再像对付萨达姆那样，继续用民主是“普世价值”这个借口，要玩点其他花样。
与此相反，当萨达姆推翻专制的科威特王室，美国权衡了一下，还是科威特的专制王室对美国有利，于是，美国帮助科威特王室恢复了权力。当美国叫嚣要在中东广泛推行民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推翻萨达姆造舆论，这时候，美国利用了民主这一“普世价值”对于推翻萨达姆军事行动有利的一面。但是，很快遭到了沙特等国的反对。美国也不能忘了沙特对美国的好处，于是，中东民主计划只好冷处理，只在伊拉克冠冕堂皇地招摇一下，对于沙特等专制国家，再也不提什么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
上述几个简单例子只是说明，美国对于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掌握是很灵活的，不像中国某些死脑筋，把民主这个“普世价值”那么僵死地绝对化。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在美国那里，永远都是相对的，而这个相对性，却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就是，民主一定要对美国有利，否则，民主见鬼去吧。我无法揣度一些将民主作为绝对化的“普世价值”的人，是否也像美国一样，背地里也实际上干着将民主“普世价值”相对化的行为，或者将对美国有利当成中国民主的绝对化的“普世价值”。但是，我确实知道，美国不光在行动上将民主这一“普世价值”彻底相对化，而且在理论上，也大大降低了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的绝对性。
面对别人的民主常常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近年来提出了另一个漂亮的口号，“人权高于主权”。我们已经说过，几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就是主权高于一切，而民主就是形成主权的最高形式。“人权高于主权”，对于其他民主国家来说，等于是在民主之上，又添加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存在，使得民主主权不再绝对化，只能处于相对化的地位。只要违背更高的标准，民主形成的主权就没用，美国随时可以推翻。至于“人权”如何判断，美国又想完全由自己说了算。这是美国多次吃了民主的亏之后，从理论上彻底抛弃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绝对化的最新成果。

所以，我们要向美国学习，就应该学会美国人把民主当成相对价值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理论，就应该明白，将民主当成绝对的“普世价值”，只是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拿来骗骗小孩子的政治玩具。不同的是，美国判断民主的标准，是对美国是否有利，我们应该不能用这个标准。如果有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民主，那么他就会得出结论说，中国没有民主。显然，这个结论只是美国一部分人，或者中国一部分美国崇拜者的结论。如果有人说，中国要学真的“普世价值”，不学美国假的“普世价值”，那么是不是等着美国打过来？所以说，不存在绝对的“普世价值”。

附文：

奉劝“拜民主教”：民主应扒着道德的肩膀走路

刘 仰　

民主只是一个工具，信徒们往往把民主看做终极价值，对民主制度的缺陷视而不见。一旦有人批评民主，他们立即给批评者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推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化，可以改良民主制度中的不良基因。只有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在民主制度下，才不会成为民主的暴徒。
“普世价值”被绝对化，“普世价值”中的大将－－民主，也被某些人绝对化，并且变成一种善恶标准下的道德判断，这是因为将他们称为“普世价值”的传教士盲目地相信自己宣传的东西就是绝对正确的。这其中有一个庞大的分支，就是成天把民主当成灵丹妙药的人，这些人我称为“拜民主教”的教徒，民主是他们神坛上供奉的圣物，而他们所信奉的“拜民主教”，其实有很多缺陷，但他们沉溺在关于民主的强大迷信气氛中，视而不见。
“拜民主教”所崇拜的并非只是民主意识，更主要的是现代民主制度，这种被称为民主制度的政治设计大致包括如下内容：多党制、代议制、分权制、民主制。从过去到今天，一直有大批思想家指出它的缺陷。而且，随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认识到，这一民主制度的局限或者缺陷，是天生的、难以避免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是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如果个人的欲望得不到合理的控制，累积的个人欲望容易造成整体欲望的膨胀，从而造成主权国家的对外扩张。而民主制度恰恰容易导致放纵个人主义，并且把民主当成绝对真理的“拜民主教”，还强化了各种个人欲望的合理性、合法性，而不管这种个人欲望是否会伤害到社会整体。
即使是在信息交流快捷无比的现代社会，个人的意愿最多只能有表达的权利。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直接民主。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社会底层的个人愿望如何与社会最高权力获得连接和互动。“拜民主教”所崇拜的民主制度，对于这一问题采取的方法是，由不同利益集团构成代议制民主。人们幻想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最终可以达到一个折中平衡。然而，在私有制被强化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就算有对抗或制约，那也是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之间的相互抗衡，大众往往只是利益集团相互抗衡时需要借助的砝码。因此，民主制度经常会撕裂社会，将利益集团的分歧虚拟成整个社会的分歧，把社会大众卷入不必要的纷争，刺激和加剧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换句话说，社会整体的综合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然而，由于个人被迫加入到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中，一张选票所决定的民主制度的成果，往往并不是个人最需要的，从而使得民主制度不能实现保护个人的初衷。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在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制度的美国，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
“拜民主教”认为，民主制度能够充分表达民意，这也是一个幻想。在私有制被绝对化的社会，媒体宣传和舆论都在利益集团的掌控中，民意经常是被操纵的。民主选举经常选出违背民意的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卸任后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之一，但是，这个最差的总统却连任两届，这如何解释？实际上，利用民主制度的规则，小布什在两次选举关键点上，借助利益集团的超强优势，以迎合选民的表象，获得了瞬间民意的支持。如果将小布什总统执政8年期间的民意平均一下，就会发现，总体上，小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是低于50％的。就伊拉克战争而言，小布什政府以一个谎言骗取了民意，获得了战争授权。但是，开战后却遭遇大多数民意的反对。那么，支持开战和反对开战的民意，哪一个是正确的？小布什政府又遵从了哪个民意呢？
“拜民主教”很少能向人们说清民主制度与财富的关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如果只有部分人享有民主权利，这是一个很不公正的现象。但是，这一“部分人民主”的现象，恰恰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在号称民主起源和典范的古希腊，至少有占人口总数50％的奴隶不享有民主权利。被称为现代民主制度起源的英国，也长期用财产数量来限制大多数人拥有民主权利。美国也一样，除了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华人不能享有民主权利之外，美国早期的民主，即使在白人之间，也以财产多寡作为享有民主权利的界限。这一赤裸裸的做法，到今天，形式有所改变，但本质未变，表现为美国大选中的政治献金现象，以及日常的政治游说现象。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总是比老百姓多，而政治献金的多少又往往决定选举的成败，那么，选举的结果代表谁，就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国会山的政治游说也是要花很多钱的，老百姓哪有闲钱和闲工夫到国会去游说？
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总是沿袭了“部分人民主”的传统。如果说，如今的西方社会，国内的“部分人民主”还显得比较隐蔽的话，那么，在国际上，这种“部分人民主”现象则非常明显。“拜民主教”经常强调一句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民主”，那么，当国际社会存在一个绝对权力的时候，“拜民主教”的信徒们能否告诉我们，国际社会的这个绝对权力，是否也同样导致绝对民主？这是一种扩大化的“部分人民主”。在享有民主权利的“部分人”内部，个人主义的膨胀，导致“部分人”欲望的集体膨胀，导致他们必然以各种方式向“部分人”之外扩张。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部分人”过多导致内部利益平均水平的降低，他们必然还要利用各种手段，将“部分人”的小圈子封闭起来。
英国统治印度期间，随着印度人对英国整套制度的逐渐理解，印度人自然会提出民主权利的要求。按照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说法，英国人也觉得，不给印度人民主权利说不过去。为此，英国成立了一个殖民地议会。殖民地的代表有在殖民地议会的自由发言权，但英国国内议会的权力要高于人口更多的殖民地议会，事实上，殖民地议会只是一个民主的摆设。就连圣雄•甘地这样的人，当初对英国的民主也是很向往的，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英国只需要对自己有利的民主。在觉醒的圣雄•甘地等人的压力之下，英国人发现，作为摆设的殖民地民主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只好匆匆决定让印度独立。如果英国觉得印度这么有价值，为何不与印度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呢？因为，一旦合并，数量庞大的印度人口，就将拥有与英国人同样的民主权利，“部分人民主”的好处就失去了。
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与以色列相伴的巴勒斯坦也采取同样的制度。但现在的以巴关系是在几次中东战争后形成的。最初，当大英帝国同意犹太人的要求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时候，并没有同意在这个地方建立两个国家，而是打算建立一个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混居的国家。这个决定遭到以色列人的反对。美国则坚决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的方针。在美国的强大支持下，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建国，并将原先在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赶走。
以色列为什么不接受大英帝国主张的民族融合的国家，而一定要建立一个单民族的国家？因为巴勒斯坦人口比以色列多。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如果建立一个民族混居的国家，以色列人担心，他们将得不到国家的主导权力。因此，以色列不需要同巴勒斯坦人一起分享民主，只需要自己单独享受的民主。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与巴勒斯坦人共享民主，就可能伤害自己。而独享民主就要伤害别人，就一定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
美国建国初期“部分人的民主”就不说了。美国历史上有几次成功的本土之外的吞并行为，其中吞并夏威夷、阿拉斯加等地之后，就没有吐出来。另一个本土之外的重要地区菲律宾，美国将其纳为殖民地后又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夏威夷、阿拉斯加的土著人数量很少，不足以对美国的“部分人民主”产生影响。而菲律宾人口太多，按照民主制度，菲律宾人如果都算美国人，美国“部分人民主”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如今，“非法移民”问题再次令美国人头疼。按照美国梦的神话，开放的美国欢迎移民，而且还是移民的天堂。如今有千万数量级的“非法移民”生活在美国，很多人在美国结婚生育。美国是否应该给予他们美国公民的资格？美国打算在美墨边境建一道现代长城，阻挡墨西哥人的进入，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墨西哥人如果成为美国公民，美国的民主制度将导致现有美国政治的彻底改变。已经有美国人在问，西班牙语将来会不会成为美国官方语言？
民主制度国家的上述做法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对于民主是有选择的。对于他们来说，民主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而是有条件的。民主确实具有强化主权的作用，但是，如何使用一个作为强化主权的工具，则必须考虑社会现实。民主制度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才会起到强化主权的作用，在另一些条件下，民主制度则可能导致内耗，制造弱化国家主权的无谓消耗，甚至成为对立和冲突的源头。
“拜民主教”有时候也会意识到民主的危害，但是，为了维护“拜民主教”祭坛上的纯洁性和神圣性，往往把民主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仿佛民粹主义不是民主的一部分，仿佛把民粹主义的囊肿切掉，民主就会健康无比。从学术上说，“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概念。人们大概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又不能确切标明它指的究竟是什么。这种学术上的先天不足，既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当人们拿“民粹主义”说事，常常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所以，关于“民粹主义”的争论，往往牛头不对马嘴；好处是，“民粹主义”像一个箩筐，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似乎捆扎好“民粹主义”的箩筐，不让它跑出来，剩下的民主就清静了。
俞可平先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一文中写道：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他举例说：“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做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连。”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民主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
文中还有一段话：“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民主政治相联系。”按照俞先生的意思，“拜民主教”实际上就是他们眼中的民粹，或者说，一旦把民主绝对化，就会成为民粹。在我看来，民粹主义在学术上存在先天不足含混不清，实际上就是因为民粹与民主绝对分不开，民粹确实是民主天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事实，“拜民主教”并不愿意接受。因为长期以来，民主在他们的脑海和观念里，已经成为绝对正确的信仰，在这种先决条件下，面对民主与生俱来相伴随的民粹成分，怎么办？只有把它剔除得干干净净。这种剔除的实质就是“部分人民主”，部分人享有民主的权利，全体民主便是“拜民主教”眼中的民粹。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些“拜民主教”的信徒，面对与他们不同的意见，会控制不住地显露出暴力的面目。
我们可以问一问“拜民主教”的信徒：世界上有没有反对民主的民主？或者说，有没有批评民主的民主？有没有指出民主危害的民主？“拜民主教”的信徒如果把民主当成是绝对真理，回答就是否定的。那么，难道民主真的成为新的上帝了？如果我们把民主实实在在地当成是一个工具，回答就是肯定的。民主不应该成为终极价值，也不应该成为道德化的信仰，民主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适用于社会，就带来好处，不适用于社会，就带来坏处。“拜民主教”的信徒们因为痴迷于民主制度的样板模式，往往对民主制度的缺陷视而不见。一旦有人批评民主，他们立即在绝对化的“普世价值”名义下，给民主的批评者扣上“反民主”的帽子。由于“民主”是绝对价值，“反民主”也因此而十恶不赦。在我看来，民主绝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类理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与西方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抱有同样的看法。同时，我还认为，推行中国古代圣贤的道德教化，可以缓解民主制度中不良基因的发作。说得直白一点，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在民主制度中，一般不会成为民主的暴徒。
（《环球视野》第319期，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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