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牛仔“潜规则”了的中国精英

被美国牛仔“潜规则”了的中国精英
——启蒙文人，你们撅起屁股喊爽之后，留给中国的是满目沧桑一地鸡毛
.原载：博客中国

这个题目所用的“潜规则”，灵感来自于一个博友的回帖，至于“撅起屁股喊爽”，来自原来早已自称是“民主小贩”的杨恒均博友一篇反驳我的博文大意，恕我在此去掉为他所取的“民主粉丝”这一称谓——我可不想挡住老杨从“‘小贩’到‘大亨’”这条奋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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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热门词汇，它的突然变热，源于历史学者吴思2001年出版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意思是“暗中的、背后的、对规则起着破坏作用的规则”。
这个词汇，很精简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社会历朝“打着替天行道，实则是为自家兄弟‘抢钱抢女人’”的更迭真相。而它，在我看来，刚好也适用于在中国持续了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尤其适用于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在中国持续的“启蒙”，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扩张所催生的产业转移，使得“启蒙”所倡导的价值，完全吻合西方财团借助“国际规则”掠夺中国财富的图谋。
在经过一番并无惊险的波折后，西方财团终于得以在中国获得巨大财富收益的同时，启蒙群体实际也参与了分羹，只是，他们同时也悲愤发现，这一分羹过程，他们获得的收益——无论对曾参与过倡议“好人政府”和总统选举的胡适，还是对改革中重生的“西洋民主派”而言——均远远低于了具有真正交易资格的权贵。他们得到的收益只是“基金赞助”、“邀请讲学”、“翻译出书”、“参加体面的高规格的有偿研讨会”等“学术性”收益，而权贵们的一单生意的交易数额，则可能高达百亿，甚至更多。
这种分羹模式，让他们在悲愤之外，既找到了“自己其实很干净”的理直气壮，又找到了控诉权贵的新罪证。进而又成为他们自觉肩负使命，继续自己伟大事业的动力。这种“动力”所以为的是，“民主”之后，他们就拥有了可以与权贵一决雌雄的“核武器”，从而一举扭转在“分羹模式”上所处的劣势位置。
实则，他们可能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也只会如同历史中“革命成功”的胡适那样，不但沦为“西崽”，而且沦为危害国家利益、民族前途的“权贵帮凶”，这是他们所秉持的“启蒙观念”下必然衍生出的历史基本格局。他们自谓的“独立人格”，不过是建立在他们一贯的选择性失明之上——在他们转身向民众慷慨激昂地“启蒙”的时候，他们装作没看到，在他身后站着的、谈得热火朝天的“权贵资本”和“洋大人”。
我在浏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时，常常有扼腕之痛。中国近现代思想发育和传递过程，“民主”、“自由”，这两个构成近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并没有在知识界得以充分讨论，启蒙派的“独裁”作风，对中国历史的“一个也不宽恕”，导致了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与启蒙形成对峙。由此，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为启蒙所阉割，中国，以至中国人，也在现代文化的构建过程失去了“人格独立”的可能。
对照西方的启蒙运动精神和沿循的路径，乃至由这种精神和路径所形成的文化格局和新传统，中国的“启蒙”实际上具有反“启蒙”的精神气质。
欧洲“启蒙运动”运动起于14世纪，前后绵延400年，它的基本精神，正如符号学创始人卡西尔所言，“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给盲人的一根拐杖”，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通过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通过“科学实证”和“逻辑推理”，摆脱基督教给予整个社会的桎梏，重新在人而非神的基础上，重构人的生存模式和价值，甚至，连“罪恶之源”基督教本身，也参与到了这一文化重建之中——除法国大革命对基督教出现过大规模破坏、并随着罗伯斯庇尔被推上绞刑架而很快终结外——基督教被作为一种传统和社会核心价值得以尊重。
这一过程涌现了一系列重构欧洲文化、并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巨人：笛卡尔、培根、洛克、莱布尼茨、霍布斯、狄德罗、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等。他们的努力够成了如下几个特征：
1、尊重传统，甚至对传统的尊重到视基督教为其组成的一部分这种程度，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把人从神这个前提下独立出来提供了可能”的笛卡尔，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2、重视科学精神，将它的方法和成果作为文化研究的手段，孕育了著名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等理性主义学派，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法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各类派别。
3、是一种严谨的、涉及人的思维、道德、生存方式等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建构的是一种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
而中国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整个近代，还是改革之后，则有如下特征：
1、反传统，传统在鲁迅那里，被简化为“吃人”，在胡适那里，则被简化为“小脚”、“皇帝”、“阉臣”，有着远比西方依赖科学主义而诞生的西医更为高远的“整体论”、“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医，则被归于“巫医”之列，甚至连汉字也需要学习西方，“需进行拼音化”。改革后，它则被表述成“大河文化与海洋文化”、“专制与自由”的对峙。道德被对市场化人格的趋崇所取代。
2、没有科学态度，没有“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启蒙的诸观念在“拿来”之前，已经完成了讨论和筛选。在启蒙者的眼里，西方经典是“文化圣经”，是不可逾越的标准，即使出现质疑，对它质疑的目的，也非否定，而是在于所谓的澄清其中的“真实含义”。
3、是一种针对现实的“革命”，而非针对现实的“文化构建”。它使文化成为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种基于“革命”目的而“拿来”的文化框架，由于对传统的抛弃，一开始就失去了“文化的独立性”，中国与中国人，遂在启蒙文人对现代价值的表述里，“匍匐在地”，沦为了二等人甚至三等人。也正是由于它有一种“革命”目的，所以凡站在对立面质疑者，均得不到文化探讨的待遇，而会被戴上一具政治性的帽子，乃至道德、人格方面的定语。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之间，不再有真正意义的文化争论，而只有政治立场间的争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多重化，正如汉学家顾彬所言，“近代以来，中国的文人，已鲜有知识分子，而多热衷扮演政治家这个角色”。
这是中国在没有文化融汇经验的情况下发生的吗？
不是，中国并不缺乏将外国文化“中国化”的经验，这样的“文化交融”，在汉朝、唐朝均发生过，比如至今流传不衰的“唐僧取经”。
而欧洲的启蒙过程，更为世界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复兴框架，但这些经验，并没有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一个“重构民族文化”的理性态度。从历史的视野而言，中国知识分子自诩的启蒙运动，实际所具有的，是一种反启蒙的精神内涵。它是缺乏反思的，比如对过往的历史，只有控诉而无反思；非但如此，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除构筑起阻止反思的厚厚墙壁外，手里还捏着鲁迅所谓的“匕首和投枪”，瞄准试图做出反思姿态的同行，他们框定了“反思就是控诉，控诉就是反思”这样一个缺乏文化基本内涵和实证理性的立场，即使执政党改弦易辙，开始使用“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后，启蒙知识分子依然在利用已经高度分化的社会和复杂的国际局势，不断强化而不是弱化这一立场。所以，在去年的一个研讨会上，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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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很多思维定式，比如“七八年前的东西都是错的”，谁要去肯定那段历史里的东西，谁就有被扣上“极左”这个帽子的危险，很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我们谈历史，首先应该有历史的高度，你让一个小学生去谈历史你一定觉得可笑。第二要有对历史的负责姿态和客观精神。你在公众场合谈历史不应只是为了满足嘲笑历史这个嗜好，更不应只是为了满足你的私欲，而应该是为了厘清、还原历史本身，并获得它的现实意义。一部全部都错了的历史大家见过吗？就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我们都能客观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却如此坚决地仇恨多次打败列强，把我们带到现代民族之列、让我们拥有了完备工业体系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仅仅只是个认识偏差这么简单，而是，从客观上而言，这种全盘否定的姿态是为了满足社会按符合这些人意愿的方向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价值观来奠定他们一些具体改革主张的合理性。比如解构国企，否定国家发展经济的正当性。解构劳动者的权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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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启蒙知识分子，其实不具备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是指向理性、指向历史，它们都是具有外在客观标准、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文化范畴，但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并不愿服从这一范畴，他们的标准是与西方现实利益高度一致的价值，表述的方式则具有浓厚的商人特征，如“先民主，后爱国”，将不可交易的价值变成可交易的商品。用吆喝来达到或完成“抢钱抢女人”的目的。他们用英语说着知识分子的理性价值，用汉语说这种理性价值其实就是指究竟得到了多少物质财富，我曾想，可能，也许，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下，即使他们嘴里崇敬无比、写过《富国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活在今天，也会遭到他们的嘲笑，因为亚当斯密一生都没有工作，完全依靠贵族朋友的帮助才完成了自己关于国家、财富和道德的研究。
此外，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天然将关注重心放在弱势群体之上，社会的强势群体之所以强势，就在于他们掌握了优势的社会资源，弱势群体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就在于他们处在社会博弈的下方，或者说是博弈失败的结果。作为指向理性、历史的知识分子，在对博弈的参与中，自然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为他们争取利益，以让社会趋向平衡。但是，在今天，很多启蒙、或者具有启蒙色彩的知识分子，所站的位置，恰恰是在强势一方而非弱者一方，6年前的仇富之争，两年前的为富人说话的闹剧，都显示中国启蒙知识分子脱离了它本该有的最基本的立场，而走向了这一立场的对立面。
站在本来位置对立面的启蒙知识分子，如前所说，对待自己推销的价值：民主、自由，也并没有本有的学术态度，而是一副政治家的“不争论”派头，民主的多种形式，自由中关于经济异化的内容，以及社会主义之于民主，等等问题，均无法得到有效讨论，现有政治基础、传统文化等现有社会基本组成，都没有进入启蒙者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中，而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文历史真相是，尽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诸多缺陷，但有关社会主义的价值，一直是导致西方进步的动力之一，西方现代社会，也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走向了更平等，更民主，此外，它已经实施的一些代表社会进步的标志性政策，如遗产税的征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工会权利的蔓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某个模式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党的某个主要领导者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状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具有的价值，这些基本的问题，本为文化常识的问题，却在启蒙知识分子那里得不到体现。对于自己处身的现实，他们只有两个主要观点，“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国企就是专制在经济领域的代表”。
最近两年，启蒙知识分子又为他们一直推销的“民主”、“自由”引进了一顶新帽子，普世价值，关于这个普世价值，比如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1995年世界宗教和伦理大会经过对世界各国经典的筛选，最后确认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符合现代道德标准，这个价值能不能算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究竟是一种价值，还是一种政治模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需不需要讨论？此前在国外的讨论是否合符学术理性？等等问题，整个社会也是没有讨论的权利的，甚至它在启蒙知识分子那里也没权讨论，因为同样，这个帽子是由西方主流知识分子给剪裁好了的。他们只有从那些西方同行手上接过来向同胞贩卖的权利。
作为国内“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则代表了启蒙知识分子中的妥协势力，实际上，对中国的现实而言，以瑞典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在我们证明社会主义的价值方面，具有合理性，它的成功能给中国以意识形态上的信心和社会框架方面的对照，就社会进程本身而言，瑞典是在私有制基础上，通过全民共识，以高福利和遗产税来趋近社会主义，而中国，已经完成了产权革命，得到了与社会主义向适应的社会基础，以及制定了完备的、可以与社会主义思想完全匹配的宪法，正如我前面的文章所说，它内中所含的，是一代人的共识，是全体中国人经过28年战争，打出来的神圣契约。它所包含的民主，比西方的民主更具有平等性和长效性；它所包含的自由，比西方的自由更接近自由本意；它所包含的平等，更因为包含了经济民主的内容而为西方国家不可比拟。
但这个神圣的契约，在启蒙知识分子那里，只用一句“谎言”就被轻松带了过去。
社会现状与宪法所规定的条款比，确实不尽人意，而这，不正是我们要为之努力的任务和责任么？独立宣言已经快300年了，这期间虽然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但至今也没完全做到它对于国民许诺，为什么我们对于自己的东西，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对此，一些启蒙知识分子说的很悲壮，对于专制，没有谈的必要。我曾问过一位著名启蒙知识分子一个问题：既然你们都有决心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你们对于民主的渴望，为什么却觉得没有可能争取到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已经用宪法的方式许诺和认可的系列权利？
他愕然，坦诚自己没想过这个问题，而如同他一样，对这个问题没想过的启蒙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很难说得清。
事实上，单独对照《独立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两个文本，后者对国民以民主、自由、平等的保障，远比独立宣言详细和更具有现代理性。独立宣言写于18世纪，那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尚未成气候，也就是说，《独立宣言》并没有包含对资本主义的不足有足够的警觉和反思的内容，而中国的宪法却包含有这样的思想。
启蒙者给予社会的，仅仅是文本意义或言论意义的价值传播吗？NO。
事实上，在今天，如同我此前的文章所言，我们的社会已经深深陷入了启蒙的逻辑中。西方通过与启蒙价值重叠的经济改革指向。成功完成了对中国的产业，包括核心产业的席卷，关于这个，国际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中国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就是这样，人家还不满意，动不动还要用倾销税来罚一罚款，这是经济层面的，精神层面，启蒙文人为我们设定的二等、三等公民的地位，也被国外产业势力的侵入与定型，日益成为我们“正规的社会身份”，直到2005年前，日本宣布因为质量原因对外召回的产品，鲜有在中国召回，尽管，那些产品在中国也有大量销售，中国人早就开始以与外国人联姻为荣，以移民为荣，甚至，以能会几句英语为荣。
简单一句话，中国改革过程，在民间由知识分子所确立起来的荣誉和判断标准，愈来愈多是来自于西方而不是出自本土文化，它让中国这样一个在改革前就具备完备工业体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连买东西都以引进西方连锁为荣的国家。
很多人是不懂卖场在产业链中的位置的，在商品生产能力巨大的社会环境下，卖场虽然处在技术低端，但却可谓整个产业的纽带。以分销的方式享受着整个产业链20%以上的毛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营销专家都将21世纪称为营销的世纪。
可能有些启蒙知识分子不服气，看看30年前，看看30年后，我们的日子不是翻天覆地吗？这说明，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没错，至少是改革前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往这一方向匹配以相应的政治改革。
说这话的人，可能不懂经济，即使他是个经济学方面的博导。
我可以给大家算一笔无可争议的帐，以2006年为例，2006年，我国GDP总值为20.94万亿人民币。该年度，农民工大约有1.2亿，他们的人均年工资收入按低标准的1.5万计算，这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总收益为1.8亿，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工人的工资占GDP的比值在12—16%之间，农民工虽然在工人的收益中偏低，但依然取这其中的高值16%计算，得出农民工创造的DDP数额为11.25万亿，而农民工在创造出这11.25万亿的GDP的同时，保证了并不少于一般年份的粮油肉蛋禽等农副产品的供应。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仅农村剩余人口，就创造了全国GDP的一半以上。这就是我们的改革成果在生产上的一个描述。
在经济结构方面，更不乐观，总括而言，该年度的外贸依赖度在70%以上，不但在大国里面绝无仅有，纵观人类历史，也找不出来先例。
在利润分配上，因为资方把持了分配话语权而导致的劳资分配不公，让中国形成了一方面内需不足，一方面资本过剩，通俗地说就是一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现状和利益分配模式。而更为可悲的是，就算这一畸形的、未算环境损失和资源资源损失、基尼系数超过0.45、被认为存在极大隐患和动荡风险的现状，竟还是我们大量同胞用血肉、尊严、青春为代价才得到的，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劳动处境不太如意的打工者，而是色情业者。据有关机构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可能存在500万左右的妓女，每年大约有两千亿收益。妓女现象，一直被一些社会学家描绘为是黑社会和个人贪慕虚荣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认定为是社会对财富第一次分配失衡的弥补方式：社会劳动创造了一个总财富，形成相应水平的物价，也即生存成本后，却因为第一次分配原因，无法提供出与之相应的工作机会，导致一些人不得不通过出卖肉体获得收益，这些人，客观而言，从结构方面而言，存在一定的调节这种分配差异的功能。
我想，抛开其他一切观念，不为别的，就为这500万沦为妓女的同胞，启蒙知识分子也该好好去正视一下“自由市场”因为机会不均而导致的社会后果，从而再扭头好好研究一下自己到处贩卖的、戴着普世价值这顶时新帽子的、与“自由市场”紧密相连，其实也是为自由市场服务的西式“民主”、“自由”吧。
关于美国为什么要推销民主，市面上的相关文章就太多了，我也在此前写的《美主动放弃美元国际地位才是上策》中，提供了一个新角度，李晨辉博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至于又披挂上阵的李勉映博友，我该对你说什么呢？当看到你还在为新自由主义鼓噪加油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对你闭嘴了，如果你不信任中国人谈论经济的水平和目的，你可以去拜读下斯蒂格利茨这两年谈论新自由主义的文章，他可是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经济行为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研究方面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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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恕我在结尾，引用一个天涯网友昨天刚写的一段话，来为本次争论作一个现代哲学式的独白，虽然不尽准确，但大体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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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再分配明明正在发生，你们却视而不见。
　再分配方式明明正在迅速丛林化，你们却假装超脱。
　大家明明都眼红了，你不劝架，却眼睛滴溜溜乱转，整天想着“得人如得鱼”，趁乱捞一票。
　我，一位潇洒飘逸，心游天外的超脱之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不得不亲自下手，干这种最没实惠、最世俗的工作。
　我捞到什么了吗？
　没有！
　连赞美这种廉价的回报，你们都没给我。
　当我赞美自己，你们不觉得有愧吗？你们不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对高贵人格的感应吗？！
　你们还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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