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为什么你的嘴里只有谎言？
尽管看客如云，但很少有人看出来，一贯以文质彬彬自诩的老李，突然变得焦躁不安的背后，是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今年经济政策的得失。今年经济政策的如何，此前我的博客上曾有专文讲述，有兴趣的可去一观，老李这局开得不错，民主爱好者果然好诱，三言两语，就不分青红皂白开始为他人作起嫁衣了。
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局。
不过，虽然识得这是个局，但我俞某人还是准备来踩一踩。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自称“温吞水”的老李用来做局的材料，竟是满篇的谎言。
关于伯里克利，关于民主，关于戈尔巴乔夫，老李都说了谎。
我很熟悉伯里克利。
在评价今年三月袁伟时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我刚好谈到过这个人，认为袁伟时所框定的“民主”，其实是“梭伦式的民主的现代性翻版”，还没有达到伯里克利所倡议的民主那样具有社会公平取向的水平。
确实，伯里克利的民主，是古希腊民主的一个高峰，但是，它恰恰是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而非今天的西方民主政体，今天西方的民主范式，刚好是从“梭伦式的民主”演化而来，而非从伯里克利式的民主演化而来。
伯里克利的民主，废除了“梭伦民主”按财产的多少来分政治等级的做法，废除了“贵族会议”（类似参议员、众议院）在对国家事务中享受的特权（也是通过选举产生），把国家最高权力交给来自民众的公民大会（类似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他的执政基础甚至也和共产党一样，伯里克利的民主主要是为第四等级的人如海员、平民、雇农争权，共产党声称代表的是底层的工农利益，二者同样惊人一致。
在“李悔之”谈到伯里克利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讲出民主的不同范式来，这样的探讨自然也是有益的，可紧接着，我看到的却是，自称“温吞水”的老李，在引了一段伯里克利的演讲后，依然把“民主、自由、人权”，纳入西方政体的框架之下，依然坚持在中国延续了上百年的启蒙思维：只有三权分离的“民主、自由、人权”才是真“民主”、真“自由、真“人权”，除此外别无二店。
这说明，他根本不了解伯里克利，不了解伯里克利的民主，或者在对博友们进行有意的误导。
在接着谈他力赞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
被“李悔之”所力赞的这两件宝物，都早已物是人非了。
我看到李悔之言辞凿凿的模样，有一种惊看天外来客的感觉，因为，《新思维》的主人，早在几年前就对自己曾得意一时的大作生出悔意了。就在前几天，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之前，戈尔巴乔夫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就公开支持走回头路的普京，表示“西方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戈尔巴乔夫更干脆干起了今天中国愤青正甩开膀子干着的活——妖魔化西方制度，直接表示“美国制度存在致命缺陷、美国社会需要重建，这已成当务之急”。
戈尔巴乔夫的观念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新思维》后，个人的命运和体悟紧紧相连的：
首先的打击，是得益于他的《新思维》的“民主战友”竟如此冷酷。1991年12月, 戈氏下台已成定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商定并同意:1992年1月7日至8日，戈尔巴乔夫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和别墅。但没过几天, 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整理资料的戈尔巴乔夫接到了夫人从别墅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带领一帮人, 要求立即打开房门, 清点物品, 并在24小时内搬出公用别墅。
1991年12月26日, 即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 按原计划, 他作为总统, 还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早晨8点50分,戈尔巴乔夫乘车去克里姆林宫。途中,他在车里接到助手的电话, 说叶利钦等三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里喝酒, 建议他最好不要再回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请助手再给他找一个房间, 以便如约同日本客人会见。最后, 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客人, 然后永远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这种出人意料的离开方式，简直是对他的《新思维》的一种绝妙讽刺。
1998 年, 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戈尔巴乔夫率先遭受自由经济的惩罚——因为存款的银行倒闭, 他彻底破了产。为了重新站起来，他不得不接拍包括“必胜客”比萨饼连锁店、美国苹果电脑在内的一系列电视广告片。
2005年，《光明日报》驻俄记者杨政专访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开始首次袒露自己的悔意。后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时，更彻底表达了自己的懊悔。不吝言辞地赞美中国的“稳健”（比较而言意义上的“稳健”）。
事实上，在铁一样的事实比较前，不但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很多此前的“异见人士”，也幡然悔悟，比如著名的“异见人士”梅德维捷夫教授，面对解体后迅速衰退的俄罗斯无奈地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
曾由于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自己祖国的现状也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最著名的改变来自有“俄罗斯良心”之称的索尔仁尼琴。关于这个人，我们可以来看看他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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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一生颇为坎坷，他和苏联几乎同龄，成年后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卫国战争。然而，二战刚结束，他就被以“对斯大林有忤逆之言”而被关进监狱。至此，对苏联体制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后来写出被称为传世之作《古格拉群岛》的原因。就在他八年监狱生涯即将结束之际，斯大林去世。他也由此获得自由。他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由于赫鲁晓夫发布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的反映监狱生活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赫鲁晓夫看中，并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刊登在当时苏联最负胜名的《新世界》杂志上。然而仅仅三年，历史又一次给他开了个玩笑：赫鲁晓夫在党内被废黜。他对苏联制度的批评，不为当局所容。他本人被开除了作协。但在西方却声誉雀起，并因为“作品充满道德的力量”，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完成了他的顶峰之作《古格拉群岛》，并以微缩胶片的方式送到巴黎的出版商手中，于1973年底在法国发行。不久，他被苏联开除国籍，强行遣返出境。几经波折索尔仁尼琴最后在美国定居。美国给予这位“持不同政见者”以最高的礼遇,授与他”美国名誉公民”称号。但出乎西方意料的是，索尔仁尼琴对此十分的冷漠。在西方的十八年，他对这些荣誉、褒奖置若罔闻，也拒绝加入美国国籍，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根本不关心身边事、世界大事，唯独让他牵肠挂肚的只有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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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索尔仁尼琴终于回到了俄罗斯，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穿行在俄罗斯后，他痛苦的发现，他的祖国已经面目全非，开始痛心疾首的指责国家的分裂、社会的无序、官员的腐败。他严厉抨击戈尔巴乔夫头脑简单政策幼稚，更猛烈抨击叶利钦“不负责任的自由化政策”。坚持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要走自己的路。
特别是在北约轰炸南联盟和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后，他更变得激进，认为这让俄罗斯人民看清了西方“民主骑士”幻象背后的真实意图。在他去世前一年，他也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开始公开赞美走“回头路”的普京，破天荒的接受了普京颁发的国家勋章，驳斥了西方对普京“专制”的指责，称西方民主正处在严重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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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饱经风霜的天才人物面前，在他们经过痛苦的思索、面对，而后幡然悔悟、痛改前非面前，躲在马甲背后的“温吞水”李悔之，能否有一丝悔悟？
我看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开篇我都交代了，李悔之这几天拔出棍子的目的，并不在于“民主”，而重点在于刚好体现了有民主做派的“提意见”上，重点在于为中央讨论本年度经济政策的会议制造杂音上。
李悔之，你真行！但我敢打5毛钱的赌，虽然今天我故意踏进了你的局，也预留了些余地和漏洞，但你，依然不敢来回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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