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与“武训精神”——教师节怀念毛泽东

“希望工程”与“武训精神”——教师节怀念毛泽东

宪之

　　想对希望工程质疑吗？那可是千夫所指的事。是的，在下很清楚：这一“工程”已经是在受教育权利方面日趋边缘化的弱势大众所喁喁仰望的希望之光，许多无钱建校、修不起危房的穷乡僻壤，许多因为拿不起十几元或几千元学费而在小学、大学门口徘徊观望的学子，正眼巴巴地期望着幸运的降临......真所谓“如大旱之望云霓”，这，难道你敢非议？

　　曰：岂敢“非”之，若“议”，则请试言之：亦不过换一“层次”观照，或曰“求异思维”、“换位思考”耳。

　　希望工程运作十数年到上一世纪末，也不过区区数千万元，其中还包括邓颖超和邓小平这些党国领导人的捐款，到现在，我没留心最新的统计，大约总算有几个亿或者是十几个亿了，其中以香港老板成总捐献的较多。有，总胜于无，这笔钱确实可以解决不少穷人的燃眉之急，也算是雪中送炭功德无量了。

　　然而，君不见：沈阳的慕马，到澳门去潇洒，豪赌可以一掷千万，而包括小平在内的“希望”捐款，辛辛苦苦十几年募集，还不及已经浮出水面的巨贪们到澳门潇洒的赌资。悲夫！

　　其实，在我们与之“接轨”的社会中，这一工程亦不过慈善事业，与“立党为公”是远不能同日而语的，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意义，亦杯水车薪耳。

　　据说，有了市场经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我们的教育投入，比起官僚阶层的小车和吃喝消费中的那一项，都自惭形秽。科技和教育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意义如何如何，似无需赘言，然而，面对这种畸形颠倒的“资源配置”，可怎么说？

　　从肆意挥霍的公款消费、从“繁荣娼盛”的三陪二奶和豪赌消费、从国资外流、从贪官污吏的“不明来源”的天文数字收入里面，稍分其一杯羹，投入教育，比希望工程的功德，不是以巍巍泰山易纤纤芥子吗？我们施政的着眼点，到底应该盯着“秋毫之末”还是盯着“舆薪”呢？

　　所以，毛泽东历来主张为政尚大德，不以施小惠为然——何来“极左”，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心肠”、“普渡众生”呐！

　　国民教育是关系到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大计，理应在财政投入上和政策上给教育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过去和现代的任何一个民族，在他们朝气勃勃、积极向上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做。然而，在私有制下，教育总是不同程度地为强势阶级所垄断，“有教无类”只是空想，而“上智下愚”则永世“不移”。所以，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先哲先烈都在不停地探索着，如何才能实现国民受教育权的普遍的公平实现，然而他们都没能办到。只是到了列宁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通过革命掌握了国家政权，“立党为公”了，才为先哲们的崇高的乌托邦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尽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它的实现还是初步的。

　　因为是史无前例的，而它的实施土壤又十分贫瘠，所以难免有曲折和不足。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回过头来重新膜拜“天不变道亦不变”，神化“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古训，痛哭流涕地忏悔：闰土和阿Q的孩子就是不能与赵太爷和钱秀才的子孙一样地接受教育，让杨白劳与黄世仁平等那是“过激主义”和“民粹主义”，喜儿与水生们要想上学，还是得“傍黄世仁大款”，或者学学武训乞讨兴学也可——这才是“人间正道”嘛！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正确地解读毛泽东——这位老人总是高瞻远瞩，他的眼界总比一般人高出许多许多。

　　由国民教育变成市场教育，由国家调节变成金钱调节，这一“转型”会将弱势穷人淘汰出局。

　　江苏的一些地方，在“改革深化”中竟将中小学全部卖掉，进一步将教育的产权“明晰化”为私有，教育终于彻底地产业化了。这样一来，在受教育的权利方面，也终于可以实现“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了。这一彻底的“转型”，使“武训精神”大放异彩——而今之后，弱势穷人要想接受好一点或高一点的教育，好好学习武训，寄希望于“希望工程”吧。

　　武训模式也是“希望工程”。

　　武训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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