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他

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他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编辑于4月17深夜打电话，邀请我对该刊4月2日所发表的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作出回应。为了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认真撰写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却出尔反尔再次打电话来说：他们不能发表我针对吴稼祥的文章进行反批评的文字，而且除了对我进行口头的“道歉”外，他们不能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这种出尔反尔的欺骗态度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学术民主完全是虚假的，因为《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的所作所为，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压制学术自由、钳制学术民主的不道德的专制行为。

　　但是，对民粹主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学术讨论和思想梳理，在今天依然是必要的，故而，笔者愿意首先采用网络的方式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期待着更广泛的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一，“吴稼祥式的”民粹主义者

　　吴稼祥先生言论的最大特征，就是使人无法拿他的话当真。他热衷于宣示、播散的东西，总是连他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吴先生宛如一个运气不佳的推销员，尽管口才、演技和卖力程度似乎都还不错，但偏偏却对他自己要推销的东西缺乏起码的了解。

　　以“高官、高权和高智”“三高”自诩的吴先生，尤其把自己的“智商”夸大到了九霄云外，正所谓“高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就难免从九霄之外来断言他人。200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研究时，朋友们就曾推荐我一篇吴先生的大作，其中断言我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边缘学校混”的“留美失意者”。――回一句绅士话：蒙吴先生高抬，我非但从没有在美国“边缘学校混”的奢望，更没有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殊荣，从幼稚园到博士一路“土鳖”的我，实在愧对吴先生如此器重、期望与厚爱，而我所供职的学校，虽是偏在“西郊”，但那却是在中国北京的西郊，并不是在美国，――在“总把他乡作故乡”、号称“坎布里奇”进修了三年“政治学”的吴先生看来，恐怕那就更属边缘。因此，我以为倘若在公开媒体指名道姓，还是不妨各自先搞清楚对象之所是，以免谬托知己之嫌，瞎子摸象之虞。

　　而也就是在那时读到吴先生的一组大作，知道其时的吴先生，正是台湾陈水扁版“民粹政治”的粉丝，而且他这朵民粹之花，是时也正粉得娇艳。而在2005年的普林斯顿，即使台湾岛内来的学者，也将陈水扁版的选举政治，视为最典型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政治”，说白了，也不过就是推销员政治：“竞选”无非就是推销自己，而推销自己的最好办法，无非就是抹黑对手。当然，推销自己还有一个最简便办法，那就是造势加买票，于是乎把候选人变成商品，而一般老百姓也就成了消费者(例如大卖所谓“扁帽”)。――因此，如果要问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那么请看台湾陈水扁版的竞选闹剧，台湾的陈水扁政治就是最典型的民粹主义。

　　新世纪之初，恰是阿扁的民粹政治在海内外一片人人喊打的时节，而唯独有吴稼祥先生能高瞻远瞩、玉树临风，如此高调赞美陈水扁为秦皇汉武，其文曰：“地低成海，人低成王，陈水扁能低人所不能低，当选总统，理所当然。这样的政治人物，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见吴稼祥，《成则伟人，败则罪人，劝中共当局认真考虑邦联制统一方案》，《北京之春》，2000年6月号，总第852期，第79-84页)，更以一付“智者”的嘴脸，力劝(竟有“六劝”之多)他眼里的“中共当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南北战争前导致美国国家分裂的“邦联制”。这真可谓“推倒东墙，惊倒西床，邻座拍手笑疏狂”――而惊倒之余，人们如何能不感叹于吴粉丝为什么会这么粉。

　　可惜时光流逝，造化弄人，被吴稼祥先生奉为“二十四史上有，生活中不常有”的陈水扁先生，在把台湾经济搞到山穷水尽，把岛内族群矛盾弄至剑拔弩张，将两岸关系推向“冰点”之后，如今的好日子已是去日无多，至于未来等待这位“人低成王”的贪污腐败犯罪嫌疑人的，有可能是班房也未可知。而当是时也，吴先生倘能继续高举阿扁民粹政治大旗，特立独行，矢志不移，作遗孤忠臣烈士状，起码不失为海内外民粹政治的一朵傲霜的“娇花艳草”――然而却是不料，吴先生如今竟临危反水，不但有大作《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横空出世，自己也摇身一变，竟然破口大骂起“民粹主义”来了。可见世事无常，人心不古，而吴先生的话究竟是否靠得住，难道不应该去问他自己吗?

　　由陈水扁民粹政治的铁杆粉丝，一变而为民粹主义的口诛笔伐者，吴先生“奥伏赫变”的速度如此之快，这不过表明：吴先生自己对于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和民粹政治完全是一头雾水。比如他关于民粹主义是“某种病毒性流感和感冒”的定义，就足以令学院里的文科教授和医院里的内科大夫双双绝倒，尤可谓我们时代一项登峰造极的跨学科的理论创新。但也正是凭借这门自创的武功，吴先生才能祭起理论的大棒，将不入其法眼的所有，统统划进民粹主义“流感圈”，无论人民解放军官兵还是平头百姓，无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还是资深的学者教授，甚至千百万网民都成了被他一网打尽的“流感患者”。不是吗?――吴先生一口气点了30多人、十几家网站、近十家学术刊物的名，――“坎布里奇”的这位进修生还以为自己是SARS门诊部叫号的。

　　在刊发于《中国青年报》的这篇大作上，吴先生竟然说：如今没结婚的年青人只能靠“想象、自恋”混日子，统统是些没有“责任感”的“愤青”。言下之意――年青即有罪。吴先生大概忘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大概忘记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象吴先生这样的人，把自己想象成“大夫”，而把普天下人想象成“病人”，而且想象着这些病人整日家阴谋串通，挖空心思要跟他这位高高在上的“大夫”作对，――他自己病得难道还轻吗?吴先生一开口便骂别人“自恋”，不过在我看来，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公然以“三高”(高官、高权、高智)自诩，仿佛连睡觉也要戴着这三顶高帽梦游，自恋到这种程度的人，真是物以稀为贵，天底下少有。――这真可谓是“一阔脸就变，无聊才读书”。

　　吴稼祥个人的言论史早已表明：如果把他这位自诩的“三高大夫”的话当真，除非是我们大家自己发了昏。用最被吴先生瞧不起的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回应就是：那些头脑发昏的人之所以发昏，就是由于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可不必理会某些人在“三高”状态下所发的那些议论。然而，我们所不能苟同的，当然是他在《中国青年报》这种严肃媒体上，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表达严肃政见的极不严肃的态度，当然是他在名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这种捕风捉影、天气预报的方式去议论“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深刻历史命题的方式。――不是说需要讨论吗?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的小人物，作为一个地处北京西郊的“边缘大学”的教师，我认为自己有资格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媒体上对吴稼祥等的言论作出严肃的回应，这一种权利，当然，更是一项责任和义务。

　　毫无疑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学术问题上，我们与吴稼祥先生等，是存在着严肃的、根本的分歧的。但是，对重大的理论、思想分歧，不能通过给自己戴上“三高”的桂冠，即不能通过以权势压服对方的方式来求得解决。讨论理论问题，更不能采用吴稼祥这种插科打诨的极其不严肃的作风和文风。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只有通过严肃、平等、公开的理论讨论才能得以展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吴先生肯放下“三高”大夫的身段，也能认同这一基本原则的话，我想那些被吴先生划为“患者”的人们，象我一样，当然也愿意与吴先生就以下几个理论思想的基本问题展开严肃而有效的讨论，以求得真理的达成。

　　二， 土地革命及“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近代以来关于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讨论，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围绕着土地革命而展开的。这就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范畴得以提出的真实历史背景。

　　这意味着：脱离开、乃至不了解土地制度变革和近代土地革命这一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根本无法对民粹主义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讨论。近代以来的革命者、改良者和保守主义者，无论他们是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是传统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当然也都承认：维护或者变革传统土地制度，以及如何变革旧的土地制度――这乃是近代以来关于“民粹主义”言说、争论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和根本社会历史条件。

　　因而，由民粹主义问题而引发的、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文化政治保守主义之间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所针对的根本问题其实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从而如何建立一个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特别是：如何确立与这种土地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主体。而对现代中国来说，我以为结论从来是有的：这就是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主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上述有机联系的三个基本方面，不仅是近代以来，由民粹主义问题所引发的诸社会思潮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论，而且，更是由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开启的、由中国近代土地革命所奠定的基本制度、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要求。离开了这种必然结论和制度要求，去讨论“民粹主义”的进步意义和空想色彩，去评价其保守的地方和内涵的革命动力，去粗暴地贬斥它和盲目地拥抱它，这非但是抽象和空洞的，―――而且如果有人那样作，也就等于无视近代以来关于民粹问题之思想讨论的真实背景，等于无视几代人为之牺牲奋斗的土地革命及其奠定的根本制度，无视这种制度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成就是如何得来的。离开了土地制度变革和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去讨论民粹主义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那也就必然会象吴稼祥等那样，流于混淆视听的插科打诨和极其荒谬的信口开河。当然，如果有人处心积虑地瓦解、否定以土地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制度变革，那么就不是一般的头脑发昏的问题了，他们最终也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工农联盟的中国社会主体，指向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土地革命、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联系着的不同方面。

　　当然，吴稼祥们可能不知道――也许他们根本不屑于知道：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乃是由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引发的，是在孙中山与另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列宁之间展开的。而“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问题讨论的基础和着眼点，也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纲领。

　　在研究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他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俄国革命的领袖列宁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乌托邦》(1912)、《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等文献。在这一系列文献中，列宁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认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预示着将民族解放与劳动者解放天才地联系起来的前进方向。也正是通过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展望和发现，列宁才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崭新的世界史观。今天我们当重读这些文献，将深深体会到：天才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纲领的当然是孙中山，而对这一纲领进行了最为深刻而广泛地分析的，毫无疑问则是列宁。[1]

　　因为列宁正是结合当时俄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民粹”与“民主”的讨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个范畴，对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纲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通过这些深刻的分析，列宁向人们揭示出：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其实包含着“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这两个表面上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内部有机联系的方面。正是列宁的这一论断，石破天惊的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孙中山代表的“中国道路”的意义和价值，预言了未来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将对现代世界发展方向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我们应该承认，列宁所揭示的这些价值和意义，是连当时中国的革命者――包括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在列宁看来，一方面，所谓“耕者有其田”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小农的和民粹主义的口号，它从经济上说是保守的和落后的。例如在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实行所谓彻底的“耕者有其田”，让小农获得土地所有权，那么小农刚刚到手的土地，也将迅速地沦入大地主、大资本和大地产商手中。列宁在这里所进行的当然不是理论推测，而是针对俄国土地私有化的现实教训作出的严肃总结。1861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皇为了推进俄国资本主义而颁布了土地私有化的《解放法令》，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在了大地产和大地主手里，土地的集中不但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这种充分保证地主利益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产生的就是权贵的资本主义，而俄国农民却为这个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过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而，列宁一针见血地批判说：那种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旗帜，实则推行土地私有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表面上代表的是小农的利益，而实际上，他们所满足的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者的经济利益。[2]

　　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则独具慧眼地指出，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他的“耕者有其田”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农经济诉求，而是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纲领，其真实目标，也不是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而恰恰是“土地国有化”。在仔细地研究了孙中山的纲领之后，列宁指出：在孙中山那里，“耕者有其田”是创造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政治动员方式，是一个根本上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方式。因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只有唤起最广大的农民，只有从基层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挖掉中国军阀割据的根子。也只有从基层挖掉军阀的根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才能建立起来。同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能真正通过地价的差别，即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的地租”――来增加国家的力量和国民的财富，即只有建立一个真正工农掌权的国家，才能为公正的土地市场化制造基本条件和前提。这就是列宁所谓：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使在市场上“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的财产。”[3]

　　正是通过上述精彩的分析，列宁方才指出：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不过是打着“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旗帜，而行土地私有化之实的权贵资本论者，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表达的却是从中国基层农村出发，去建立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因而，俄国的民粹主义不过是权贵私有化的帮闲，而孙中山的纲领却在民粹主义的外壳下，包含着民主主义的内核。也正是列宁告诫我们：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内部权贵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体制下，靠将土地私有化给农民，靠平分“家产”和土地所有权，根本不能解决俄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利益问题，相反，只能在内外压迫下加速国家的崩溃，人民的沦亡;而孙中山从基层农村建立一个民主-民族国家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却是造就工农联合掌权的政治主体，是导向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一步，正是列宁第一个指出：只有这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才能有效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并最终保证现代化、工业化的财富回馈于最基层的广大农民和民众，只有一个工农联盟，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包括公平市场在内的土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也才能有力地避免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人民的财富”和“国家财富”，在被权贵扭曲的市场化过程中，沦为权贵者的蛋糕和盛宴。

　　在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列宁以土地问题为核心，更为清晰地批判了当时俄国国内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普鲁士道路”。因为后者主张以暴力方式剥夺农民，最终将地主-农奴经济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而前者则幻想着退回到村社份地化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乌托邦。而列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俄国必须走土地国有化的“美国道路”的方案。但是列宁同时更指出，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走“美国道路”的办法，却必须参照类似于中国革命者所设想的土地革命方案，因为只有这样的方案，才能“使得俄国农民群众成为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列宁还指出：也正是由于俄国革命的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将是通过与美国不同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革命”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俄国未来的国家，将是一个将人民革命内含于其中的充满动力的国家，俄国的发展将在制度上比美国走的更远。这也就是列宁随后指出的：孙中山从基层建立起来的民主和民族国家，必然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根本一步。土地革命的主体当然是农民，而列宁告诫说：“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4]

　　列宁在1912年所说的这些话是预言吗?一方面，这些已经被20世纪伟大而漫长的中国革命所证实的论断已经不能说是预言。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吴稼祥等人在内的“三高进修生们”最近倡言的民粹主义等高深莫测的言论却深刻表明，我们可能依然处在“列宁预言”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往事确实并不如烟，“漫长的20世纪”当然也远没有终结。

　　因为在吴稼祥等这些人看来，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沿着孙中山先生和列宁所开启的人民民主主义的道路继承创新，我们的当务之急，也不是维护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土地不以各种名义被剥夺，从而在这个根本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去确保粮食生产的安全、三农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以他们所谓的“宪政民主”，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以公开的土地私有化方略，来推翻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度。而吴稼祥等的文章，不过是“三高”大夫们最近一系列投石问路，声东击西的文化游击“方略”之一，此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至于妄谈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什么“民粹主义”，那不过是武大郎把烧饼贴在自己的围裙上――打了个幌子而已。

　　三，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近代以来，最深刻地指出这一点的就是毛泽东。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要克服这一根本瓶颈，就必须依靠农民，就必须变革传统的土地制度：谁赢得了农民，谁将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将赢得农民。――1946年毛泽东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展开之前所说的这两句话，值得深思。

　　中国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5]

　　而自宋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欧阳修的《本论》是一篇探讨宋代佛教所以兴盛、儒教所以衰落的重要文献，其中欧阳修指出：儒佛之变背后的主要制度动因，就是井田制和国家土地所有制双双被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所瓦解，宋代以降，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被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替代，所以汉以来的儒学才日益丧失其兴盛的社会、国家基础，而遭遇佛教的深刻挑战。欧阳修的文章从一个方向面对了王安石变法所要处理的国家与大地主间的矛盾问题。这种土地制度的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也有另外一种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则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但是，孙中山的土地改革方案过于受到美国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影响，即一方面它主要致力于解决晚清以来国家税收贫乏、混乱的问题(地少的多纳税，无地也纳税，地多的反而不纳税)，另一方面则力图通过土地国有化，解决土地市场化的问题，以为现代国家增加财富。但是，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国民党在摸索如何才能完成土地国有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方面，却一直步履蹒跚，甚至长期一筹莫展。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毛泽东。是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早期文献中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6]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更不是什么抽象的民粹主义，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今天看来，无论我们处于何种立场，拥有何种观点，都必须承认：确实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近30年的流血奋斗，一举解决了困扰近代中国的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的根本困局。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所铸造的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度，如果没有工农联盟，1949年以来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完成国家工业化，粮食产量也不可能过黄河、跨长江。如果中国农村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就不可能实行联产承包，如果城市不是土地国有制，不要说办奥运会，就是修条地铁、建个学校也将难上加难，寸步难行，寸土必争。国家与集体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是现代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伟大创新，是我们无数的前人以鲜血凝成的宝贵遗产。

　　吴稼祥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一种据说是“主流”的、然而更是荒谬的意见：即热爱毛泽东是一种罪恶，而反毛、辱毛则是一种“创新”。他的这种不学无术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因为离开中国历史，离开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离开现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处境，去评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毫无意义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仰面朝天啐吐沫，只能掉在他们自己的脸上――吴稼祥关于热爱毛泽东有罪、侮辱毛泽东有功的“创新”言论，在当今中国，除了能激起更大的民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丝毫的意义。

　　。

　　四， 宪政民主与人民民主

　　吴稼祥文章的另一个基本要害，就是大肆兜售、推销他所谓的“宪政民主”，其狂热程度，也已经达到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境地。甚至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遵照他这个进修生的“指示”，放弃人民民主制度，抛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不立即实行废宪、改宪、重新立宪，实行他所倡导的“宪政民主”，则就会亡国灭种。而且，根据他自己凭空幻想出的逻辑，如果不实行他所谓的“宪政民主”，被他点了名的千百万“民粹主义病毒”们，就会与人大、政协的“红色代表、红色委员”们纠合起来，实行“井冈山会师”，去推翻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如此的逻辑混乱，如果不是十足的利令智昏，那就是十足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恐吓。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需要民主，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使得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仅仅惠及吴稼祥这样的“三高”大夫和“坎布里奇”进修生。而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就需要制度的保障。而这样的制度保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及其创新，而不是吴稼祥们的“宪政民主”。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继承、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必须持续不断地创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增加真正来自基层和劳动人民的代表数额，也包括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代表来自人民，来自基层，代表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立法。同时我们更必须旗帜鲜明地认识并指出：如果中国走吴稼祥们的“宪政民主”道路，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象对民粹主义一样，吴稼祥们其实对于什么是“宪政民主”并没有一点起码的知识和了解。但是，正是他搬弄的那些空洞词句，正是他们营造的那种神秘、虚假氛围，欺骗和蒙蔽了许多真诚地追求民主、关怀民生的善良的人们。――-俗话说：好人袖着手，反倒让人背着走。今天，我们的确也已经到了必须揭穿吴稼祥们“宪政民主”的戏法的时候了。

　　我们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倡导的是最广泛的民主，而吴稼祥们却说：这样广泛的民主实在不好，因为他们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什么是他所要的民主和“宪政民主”呢?吴先生说就是一人一票，民主就是选举――这听起来真是清楚明白，似乎是好得很。但吴稼祥先生等“三高”大夫们从来没有认真去想一想，你们自己骗了人，但骗得却还不够高明――因为你们所说的民主并不是“选举”，而是“竞选”。什么叫“竞选”?“竞选”的一个“竞”字，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那就是拼资源、拼关系、拼“三高”、拼势力――乃至拼嘴皮子拼脸蛋。所谓“竞选”就是资源多的胜过资源少的，“三高”的胜过“三低”的。而作为没有资源的“三低”们之一，我有什么资格去跟吴先生这些三高大夫去“竞”呢?我有什么资格去“参”吴稼祥这些“坎布里奇”们的“选”呢?吴先生们自己要作这样一个局，要挖这样一个坑，还要看着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心甘情愿地去跳，你要卖了我们，还要我们乐呵呵地帮你们数钱，还要大家奉你们为民主的精英和自由的青天大老爷――奉劝吴先生一句老百姓的话吧：不要以为你们所鄙弃的人民都一律弱智，“坎布里奇”进修生们，如今做人也不要太CNN了!

　　我还要奉送“高智”们一点民主知识：从亚里士多德直到19世纪，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把民主等于选举，把民主与“竞选”挂上勾的。你们如果多少还读过一点书，那就去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话：如果把民主等于“竞选”，那么一定是资源多的寡头压制无资源的民众，所谓“竞选”造成的，一定是寡头政治或者多头政治，而绝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我觉得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虽然是2000年前说的，但是非常精辟。不才如我等北京西郊的“边缘大学”里的政治学和法学专业，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都应该知道其出处在哪里，所以，你不妨也从“高级研究院”的中心跑到“边缘”来打听打听，起码还要进修三年之后，再忙乎着发你的民主宏论也不迟，省得让人笑话你的“坎布里奇”。

　　是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即使那些最保守的势力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这种承认显得多少有些勉强。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对于民主的反对，再也不能采用“直接反对民主”的方式了，因为那样“直接的反对”完全不会成功。既然不能直接去反对民主，所以“智者”们就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然而也最不动脑筋的笨办法，这个办法就叫做反对“直接民主”，而代之以“立宪民主”。于是他们就如获至宝，认为万事大吉，忙着弹冠相庆，赶紧将这个发明奉之为“理论创新”，不知道又要到哪个“坎布里奇”去申请“高级研究员”们的研究费去了。

　　表面上看， “直接民主”之所以不好，据他们所说，乃是因为所谓目前的政治体太大了，不是希腊几千人的城邦，故而若实行直接民主，多有不便、代价太大云云。但是，当代立宪政治所说的“直接民主”从来就不是指卢梭所谓的希腊城邦，而从来就是指“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只是没有胆量直说，所以要扯上希腊城邦来混一混，现在索性放开了，真的有点图穷匕首现的意思了。在这一点上，说得最清楚、最经典、也最早的，其实就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而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民主”。熊彼特说，今天反对社会主义民主不能采用“直接的方式”，而是要对社会主义民主实行“转换”。而经过他的“转换”，民主就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转为由几个精英集团一起来竞争的“政党轮替政体”，即是围绕着党派政治、党派利益、党派权力的竞争和“政党轮流分利”。既然党派利益和党派权力是唯一追求，那么什么“人民利益”当然都是次要的了，即每四年人民举行一个仪式，履行完仪式后就各自回家，国家的事老百姓从此再也不管了――这就是他们的“好民主”。这种从社会主义民主到资本主义民主的“熊彼特转换”，也叫“向民主国家转型”，它还有一个更动听的名字，叫“颜色革命”。而这样的国家，也就是卢梭说的：是被几个流氓轮流糟蹋而不能拒绝的国家。说什么政党轮替，无非就是多头垄断政治而已。转来转去，无非便宜了几个流氓政客，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7]

　　是的，自由很好听，民主很好听，“自由民主”加起来，难道不是更好听吗?“宪政民主”加起来，难道不是更有效吗?――但是你别忘了，之所以要在民主前面加上这些修饰词，当然不是为了更好听，而是为了对民主进行限制和制约。例如自由首先意味着自由产权，即意味着民主权力的拥有量与你的财富量是直接挂钩的，农民工财富少，民主当然就没有他们的份，秦晖教授不是已经积极献计献策，说是要多修几个贫民窟让他们在里好好呆着吗?这不就是说长安街和大会堂你们就别去了，自由民主天经地义地没有你们的份吗?宪政民主无非就是用一个宪法约束住国家的权力，无论是封建国家还是民主政府，一律都约束，这意味着面对着一纸空文，不管怎么样用民主作出的决定都不能实行。问题是，这张纸管得住好人，管得住坏蛋吗?管得住百姓点灯，管得住州官放火吗?管得住杨白劳的债，管得住黄世仁霸占民女吗?管得住手无寸铁的拉萨百姓，管得住达赖一伙打砸抢吗?按照这样的说法，美国南方邦联要从美国分裂出去，林肯下令征兵和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就是“违宪”，林肯以武力抗争的方式对抗叛乱就是破坏“三权分立”，因为当时的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和政府征兵、武装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统一的权力。――你吴稼祥力劝“中共当局”采用的“邦联制”，和你达赖兜售的什么“大藏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不就是让我们不要去作林肯，不就是要告诫我们：即使你家达赖喇嘛、阿扁先生反了、暴乱了、分裂国家了、不自量力打上门来，明火执仗了，即使如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不能还手吗!说你这是祸国乱邦之论，难道过分了吗?

　　民主就是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只有国家越弱，只有政府越小，民主才能越大、越有力。而你们要的一府两院、三权分立，说白了不就是这个吗?也正是在这种真正的民粹版的“立宪民主”病毒的鼓噪、煽动下，1990年代以来，一批政府先是小下去，一批国家先是弱下去(比如俄罗斯)，随之一批国家就垮了下来――你们竟然美其名曰：垮成了“民主国家”。而且一直垮到了你们的美国、西欧老板竟不愿拿钱去救、要抛弃你们的地步，因为今天连老板们都转而称那些国家为“转型失败国家”――或者干脆叫“失败国家”，连被你奉若神明的罗伯特 A 达尔都说：这是一种世纪末的“反国家的立宪民粹主义”[8]，你那些达尔的书究竟读到哪里去了呢?试问：连国家都失败了，你还奢谈什么民主呢?连“国家能力”和“政权形式”你都分不清楚，你还妄谈什么政治，怎么好意思号称什么“高级研究员”呢?――顺便问一句：你那个号称的“高级研究员”职称，如果不是你们自己评的，又究竟是哪个不负责任的“学术委员会”给你评定的呢?――总不会又是“坎布里奇”吧?

　　如果你们说：为了增强我们国家的能力，必须转变我们的政权形式。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如果你们说：我就是喜欢三权分立，我就是不喜欢你们现在的政权形式，国家强大还是弱小的事情我不管也管不了，这跟我没关系――你若是这个态度，我们也允许你说话，而且是希望你能公开地、大鸣大放地说出来，不必藏着掖着;但是，你要是图穷匕首现，干脆挑明了：我就是要通过搞垮你这个政权形式，来削弱你的国家能力，就是要通过“民主转型”来阻止你中国的发展，起码不让你办好奥运会――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对这个问题，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的回答都很简单，那就是：列祖列宗、子孙后代不同意，人民英雄纪念碑不答应，13亿中国人民――也就是吴稼祥所谓的“民粹们”，当然绝不会答应。而处理这样的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巧言令色，祸国乱邦，乱臣贼子，天下共诛之，人民共讨之!――你就是“坎布里奇”进修生也不行。

　　在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篇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的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那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各阶级、各阶层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展开了长期争论和激烈斗争。戊戌变法时有人提出搞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搞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站住脚;北洋军阀搞伪宪制，更是造成一片混乱;国民党搞所谓国民大会，实质上是反动专制的伪装，被人民所唾弃。这些制度都搞不成功，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死路一条。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中，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为建立新型人民政权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辟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新纪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吴稼祥们好像对本届两会很不满意，他表面上通过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的“红男绿股”来冷嘲热讽，这见诸于他的大作;实际上，他更是对这篇旗帜鲜明的报告很不满意，这同样见诸于他的大作。不满意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可以公开表达。何况吴先生头上有前政研室高参、陈水扁追星族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这三顶吓唬人的粉冠绿帽，以“三高”之尊批评人大代表，否定人大报告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无论批判谁，在批判之前，吴先生当然必须搞清楚人家都说了什么――特别是人大报告中关于人民民主制度与吴先生所谓的“立宪民主”的三点根本区别――文字不长，言简意赅，而且只有三点，如果吴先生看完之后，能够利用他道听途说的独创武功，来驳倒其中的一星半点，那不妨一试。我想，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许多媒体，一定也乐见这样的文字，因为据说吴先生们现在是“主流”，他也自称自己肩负着“理论创新”的大业。――吴先生恐怕不会说，类似“坎布里奇进修生”这样的大人物的言论今天竟然不能自由，而且不如我这样边缘大学的老师自由吧?

　　当然，有了这样的高智、高参代言、代议，文化程度低的老百姓的声音可能就不容易听得到了。贾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当今世界，吴稼祥们的言论当道，是一时的，但却绝不是偶然的。包括他们公然把当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咒骂为“民族主义”、咒骂为“暴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他们一股脑地把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谩骂为民族主义、暴民政治的时候，难道从来没有看见：是先有藏独分子的打砸抢烧杀，是先有某些自己评自己的“高级研究员”们，以诸如“邦联制”、“大藏区”之类的理论和行动“创新”图谋分裂国家，是先有西方反华媒体、机构(CNN、“坎布里奇”之流)肆无忌惮支持藏独、台独、助纣为虐、妖魔化中国人民，是先有新老帝国主义长期肆无忌惮地辱骂中国，――从我们八辈子的祖宗，直骂到我们的老婆孩子，――然后才有伦敦、巴黎华人和平静默的抗议吗?家让人家砸了，还被人泼了一头屎尿，我们抗议一声倒成了犯罪、我们一声不吭的静默示威倒成了破坏、成了“民粹病毒”和“流感”，――这难道仅仅是悖理伤道吗?――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面对着1840年以来，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内外反对派的杀戮不屈斗争的中国人民，竟然如此敢于火上浇油，趁火打劫，而且有恃无恐，信口开河，难道仅仅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吗?

　　当然不是的，因为所谓“人民”，在他们眼里，早已经是垃圾，早已成了愚民和庸众、成了粗布包袱和不值一提的“三低”，成了臭虫瘪三!这种对“人民”、对青年的蔑视，不是都见诸于“高级研究员”吴先生得意洋洋的大作吗?――他们就差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改个国号了。

　　吴先生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他们早已急不可耐、等不及了。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回答他们的迫不及待，――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我已经说过，这是一项权力，但更是一项责任，是作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因为我们的孔夫子讲过：见义不为非勇也。因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更说过：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当然，理论和思想的问题只能以理论和思想讨论的方式去解决，理论与思想的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在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有理不在“三高”，“高智”更不是自封的，正如“高级研究员”不是自己评的，何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颁布的学衔制度里，只听说有研究员，而还没听过有什么“高级研究员”、“高级教授”这样的说法。看来象吴先生这样的人，要想说服我这样的郊区知识分子，恐怕还得多费点力气。起码按照吴稼祥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所表现出的知识水平、学术水准，倘若放在我们地处郊区的大学里，――恕我直言，即使是那些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关系混进来的，我也敢保证他根本不能当上什么“研究员”，惶论什么“高级”。这不是由于其观点，而是由于其知识能力所决定的，如果吴先生对上述学术鉴定确有疑异，尽可以公开辩驳。我也自然随时准备奉陪到底。

　　2008-4-21，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1] 参见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日本岩波书店，2006年

　　[2] 列宁，《两种乌托邦》，《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9-4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同上，第423-428页。

　　[4]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8-7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 按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其竖立于其上的礼乐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县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国家化，其后，西汉武帝时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国曹魏时代，曹操大规模的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纳税，而不以人民定居与否，人民从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开始由谷物变为钱粮，这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参见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6]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参见王绍光的有力分析：《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年，《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8] Robert A Dahl ,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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