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让语言脱去灰制服

让语言脱去灰制服

　　1980年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从瑞典文学院衣冠楚楚的人群里走出，登上无数文人翘首以待的讲台领奖时，穿的是一身哥伦比亚农民的白布服。他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在欧洲的文学殿堂上，说出了《百年孤独》所表达的“孤独”的本质：“如果没有具体的合法手段来支持各国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他们有权利在世界性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那么赞同我们的梦想并不会使我们减少孤立感……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们的独特风格，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的艰难探索却遭到形形色色的猜疑而被加以拒绝呢?”
　　更早些时候，当智利诗人聂鲁达获得同一奖项时，也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获奖的消息传开，朋友们都把这件事看作大家的胜利，祝贺的电报和信件如雪片飞来，其中一封的发信人自称荷属圭亚那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黑人代表。信中说，他认为聂鲁达是卑微者和受压迫者的诗人，因而不能延续瑞典文学院的惯例穿燕尾服去领奖，因此，他买了一把修枝剪，要用这把剪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剪掉聂鲁达“燕尾服的后襟和任何别的垂下来的东西”。这件事惊动了瑞典警方，最后才发现是聂鲁达的好朋友、一位委内瑞拉作家开的玩笑。
　　使“燕尾服”失去风雅的农民白布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为语言，用修枝剪剪燕尾服的扬言是拉丁美洲人熟悉的黑色幽默。这两个无独有偶的例子只是拉丁美洲人语言大树上的几片树叶。在这块青春不死的大陆上，有一支生生不息的反体制大军，这支人马在逆境中将自己的表达能力锤炼得炉火纯青。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单极世界的话语霸权主义时代，他们更懂得语言的魅力。
　　立定世界的街头，两耳充灌着各色音调的堕落语言。曾几何时，民主浪潮中展露的才华和机敏纷纷化作了地铁里的广告竞赛，传媒套语成为众口重复的市井俚语，高品味的幽默降格为不负责任的调侃。精英话语更像行内黑话，徒劳地用技术官僚的体制味语言之矛攻打体制之盾。统治中心更深谙语言的份量，挖空心思制造出“历史的终结”、“邪恶轴心”、“持久正义”等等辞藻，试图使众口缄默。
　　与这些喋喋不休的假话相抗衡的，是另一种清新、活泼的语言。
　　1970年代，曾有过一本拉美青年争相传阅的书，题目叫《拉丁美洲：裸露的血脉》，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不知是作者利用了拉美的惯用比喻，还是他创造了一个拉美人喜爱的形象，总之“裸露的血脉”已经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表达。这本书再版四十次左右，被译成多种文字。按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写它的目的，作者说得很清楚：“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即胜利者讲述的历史。”
　　三十年过去了，这本书的材料虽有些陈旧，但仍然魅力不减，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语言个性。这本“政治经济学”没有一丝可憎的教授面孔，许多重要的思想被一个个生动的比喻嵌入读者的脑海。比如，他说，一些拉美国家的独裁者就像给人介绍淫妇的拉皮条者一样，用国家资源勾引外国资本;为了说明美国银行在拉美国家坐享其成的状况，他用文字画了一幅类似《大林和小林》中的漫画：我们除了提供食物，还提供唾液，美国只需要劳神张张口就行;他在强调一些所谓国际经济组织对于美国的依赖时说，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就好像雷鸣与闪电的关系;论及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机会均等”时，他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威严的法律的确是平等的，它对富人和穷人都规定了禁止在桥下睡觉、在街头乞讨和偷面包的条款。”他选择的形象使人过目不忘：在三十年前的一次罢工中，一位玻利维亚的女矿工高举着玻利维亚国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镇压者射出了雨点般的子弹，子弹把国旗“缝”在了这位女工的胸前……
　　如今，年过花甲的作家面对着一个邪恶不减而威淫日盛的世界，但他的语言锐力仍然像青年。打开了他的个人网页，我读到了一篇篇如重锤、利刃般的文章。
　　一篇文章，题以《战争》，其形式是一连串的提问：

　　“我很好奇。去年年中，正当战争酝酿之际，布什宣布‘我们应该准备好去进攻世界上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伊拉克当然首当其冲。布什认为文明诞生于德克萨斯吗?他从未听说过尼尼微图书馆，也从未听说过巴别塔以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吗?巴格达一千零一夜个故事，他一个也没听说过吗?”
　　“1898年，威廉•麦金利总统宣布上帝下令让美国拿下菲律宾，以便向那里的居民传播文明和基督教。麦金利总统说他是深夜在白宫走廊里散步时与上帝通的话。一个多世纪后，布什总统信誓旦旦地说，在征服伊拉克之战中，上帝和他站在一起。布什又是在几点钟、什么地方领受神圣语言的呢?上帝给布什和教皇的指令为什么如此不一样呢?”
　　“伊拉克受害者的灵魂将到哪里去安生?据布什总统的宗教顾问及天堂测地学家比利•格雷厄姆称，‘天堂其实不大，只有1500平方英里，选民将是很少的。’下面是谜题：哪个国家买下了天堂所有的入口呢?”
　　“最后一个是我向约翰•李•卡雷借来的问题：‘儿子问：爸爸，他们将杀死很多人吗?’父亲回答：‘亲爱的，将被杀死的，你一个也不认识，都是外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个诘问中，加莱亚诺披露了许多重要事实。他的方法有点像乔姆斯基，即让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说话;但比起那位正义的美国语言学家来，加莱亚诺的语言似乎又生动了一分。
　　他写道，一个精通军事教育学的美军中校曾证明，人的天性中没有暴力倾向，因而教人杀人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想让一个士兵获得野性，需要进行长期的强化训练;这种训练在兵营中始于士兵十八岁，在兵营外，始于男孩的第十八个月。加莱亚诺给这段引述加了一个简短的结尾：“而电视很早就开始上门授课了”。
　　加莱亚诺还有许多精彩的文章向“市场”进攻，如《无法标价的价值》、《市场疯人院》等：

　　“制造全球恐怖的真正杀手名叫市场。这位先生与居民区里那个可以买到水果和蔬菜的可爱角落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没有面孔的万能恐怖主义者，它像上帝无处不在，它自认为像上帝一样永恒。”
　　“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简直可以与达沃斯会议达成一个共同纲领和共同行动计划来抓捕恐怖主义者。首先我们可以在全球各处的墙上张贴追捕启事：寻找军火贩子，他们像制造大衣的厂主需要寒冷一样需要战争;寻找绑架国家的国际黑帮，他们哪怕收取了黑帮语言中称之为债务手续费的高额赎金，也从不释放人质;寻找在世界范围内偷盗粮食、扼杀工资、杀害就业的罪犯;寻找施霸于土地的强奸犯、污染水源的下毒犯、砍伐森林的盗贼;还寻找消费教狂热分子，他们掀起了毒化全球空气和气候的战争。”
　　“体制将价值和价格等同为一：告诉我人们为你付多少钱，我就告诉你，你值多少钱。但是有些价值是在任何讨价还价之外的;没有什么人来买它们，因为它们不上市。正因为它们不上市，所以它们得以存活。这些价值就是调动公民社会那根根隐秘肌肉的动力。它们来自亘古的记忆，来自最古老的常识……什么是当今世界任何语言中最常用的词语呢?那就是‘我’‘我’还是‘我’。然而，一个印第安语言学家揭示说，玛雅人语言和生命中最常用的词语是——‘我们’。”

　　加莱亚诺不仅是作家，还是乌拉圭著名的足球解说员。在一篇题为《闯入者》的文章里，他评论了2002年世界杯中塞内加尔和土耳其突如其来的胜利;而他的这篇文章这样结尾道：“体制说：历史终结了，并说——我就是终点。但是在足球场上，就像在其它一切地方，总有闯入者。他们没有出现在演员表上，然而，他们擅自闯入，犯着规，走着私，但他们行动着。他们是慰藉和预言，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对“游击队”统统冠以“匪”称、人人喊打的二十世纪末，一支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游击队闯入了墨西哥舞台，至今方兴未艾。他们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支蒙面游击队执意使用着新型的语言，使世人对近年来备遭雨雪风霜的左翼思想刮目相看，给底层民众的抗争和虚脱的现代民主从两翼输送去新鲜血液。
　　“冷战”结束之后，拉丁美洲固有的矛盾突出、激化，比如墨西哥印第安农民的贫困边缘地位。墨西哥加入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后，本国农业受到冲击，更加剧了这些问题。印第安人游击队应运而生。
　　聪明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采用了幽默的、文学式的语言来“打动”人而不是“说服”人，使几近寿终正寝的左翼语言脱去了灰色制服。比如，他们称印第安人是“身陷奴役的王子，他们曾经名列前茅，而如今排在队尾……他们被剥夺了土地，他们被禁止发言，甚至被禁止回忆”;他们是“贫穷之中的穷人中的穷人”，是带着“泥土色彩的”、“来自遥远的时间、来自大地深层的人”，“是叛逆的，也是高贵的”。
　　这样一支农民游击队的背后，一定有知识分子的影子，其代表就是“副总司令”马克斯(Subcomandante Marcos)。马克斯出身于教授家庭，父母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副总司令”的称谓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表达：根本不存在一个“总司令”的位置，这个空缺的位置永远留给文明的主角——印第安人。
　　游击队有自己的网页。网页上，严肃的政治内容与文学的幽默、浓厚的人情味相得益彰。比如，网页上有一封马克斯“自墨西哥东南部山区”写给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信件，在信中，他告诉加莱亚诺，他读了一本一个印第安女游击队员弄来的加莱亚诺的书，马克斯写道：

　　“书是人所能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我的背包里总带着一个蜡烛头，我就在这烛光下读完了您的书……于是，我躺了下来，一边思考，一边抽着我的烟斗。那是个清晨，我头枕着步枪(事实上，那不是一支步枪，是一支卡宾枪，直到1994年1月，它还属于一个警察，过去，它被用来杀害印第安人，现在它被用来使印第安人不被杀害)，没有脱去靴子，手枪近在咫尺，我想着，抽着。外面，在烟云和思绪的四周，五月欺骗着自己，伪装已经是六月，大雨磅礴，雷电交加，迫使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蟋蟀停止了鸣叫。”。

　　一个“知识分子型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就这样通过网络传达给了大众。
　　马克斯在信中给加莱亚诺讲了一个“老安东尼奥”(印第安农民传说中的人物)教给他的道理：一个人所选择的敌人越厉害，他自己就越厉害;一个人害怕的东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

　　“墨西哥政府害怕墨西哥人民，所以，它拥有那么多的军队和警察。政府非常渺小。我们害怕的是被人遗忘，我们以痛苦和鲜血为代价来缩小这种害怕，所以我们是强大的……请您在您的作品里讲述这个道理，您就说这是‘老安东尼奥’告诉您的。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自己的‘老安东尼奥’。如果您没遇到过，这次我可以把我的借给您。请您在书里写上，墨西哥东南部的印第安人通过缩小自己的胆怯使自己高大起来，他们选择了巨大的敌人来迫使自己成长壮大。”

　　马克斯的信以雨景开始，也以雨境结尾：“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相信您会以更美好的方式来讲述它。请您选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您会看到故事就这样诞生……”
　　马克斯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斗争和口号不仅赢得了本国知名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门楚、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法国政治家德布雷等国际著名人士的支持，也以哀兵致胜的方式赢得了相当多一般国民的同情，至今是与政府对等的谈判对象。2001年2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下的印第安农民从遥远的恰帕斯州步行来到首都墨西哥城大广场，进行和平抗议游行。风尘仆仆的农民队伍受到成千上万市民的热烈欢迎。出身于墨西哥名门贵族，并因其婚姻继承了波兰公主头衔的著名女作家埃莱娜•波尼亚托斯卡写下了感情激越的散文《印第安人游行万岁》，文中写道：

　　“萨帕塔游击队的事业带有一点疯狂性，少许的疯狂加上巨大的英勇;他们的疯狂就像是二次大战中骑马冲向纳粹坦克的波兰人。
　　萨帕塔游击队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机构。他们不是来签署和平的，而是来进行对话的，他们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并听取别人的声音，来争取别人的尊重并尊重别人。他们用自己的美丽的行动教育我们，决策应该来自底层，他们使我们颠倒了民主的观念。
　　也许，由于他们的出现，墨西哥能够摆脱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命运。如果萨帕塔游击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得到承认，我们的国家或许能够经历一场彻底的改革。
　　谁会想到，造成变革的一定是那些最渺小的人(马科斯就这样称呼印第安人)?谁会想到，自从1994年1月1日那场战争的呼声开始，墨西哥发现所谓的印第安文化不仅仅是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的二层楼展厅或工艺品商店，不仅仅是对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历史的回忆，而是我们理解自己的关键?看来我们比印第安人更年老，因而失去了反叛的能力，我们没能理解文化是一种活着的、不死的东西，它潜伏在地下，等着某天的一声呼喊或一支高举的枪杆解放我们的理解力。只有本质是看不见的。在墨西哥，感谢印第安人和他们的代言人，感谢我们多少个世纪来强加给他们的野蛮压迫，我们终于从他们带着面具的面孔后面看到了什么是本质。”

　　在2001年12月19日爆发的阿根廷民众起义中，我们又看到了一种生动的“行为语言”。阿根廷人民富有斗争传统。在1980年代反对军人独裁背景下诞生的“五月广场母亲”运动是近年来阿根廷民众抵抗运动的代表。她们的主体是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牺牲、“失踪”和被迫害的进步青年的母亲，她们曾在“五月广场”上，挥舞着白手绢，以和平示威的方式要求军政府下台，严惩违反人权的凶手。母亲们还在广场上创办了自己的民间大学，经常举办各种演讲、辩论。白色的手绢舞动了二十多年，从国内飘到国外，如今，在阿根廷各种抗议性群众队伍的最前边，在巴西阿莱格雷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会场上，甚至在冲突的中东地区，都能见到母亲们的白手绢。纯洁的、和平的、女性的白手绢已经成了今天民众运动的旗帜。
　　1990年代以来，阿根廷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亦步亦趋，使国民经济滑入崩溃的边缘，贫富两极急剧分化，人民日益贫困。严峻的经济、社会局势终于导致了2001年12月19日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现任总统被迫辞职，几个临时总统接二连三下台(近年来，民众自发抗议运动已先后迫使厄瓜多尔、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等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下台)。这场起义是阿根廷民众情绪的总爆发，是拉丁美洲民众以及第三世界人民对当前国际局势抗议心理、悲愤情绪的总爆发。起义的突发性、规模和特征引发了雪片似的文章。网上文章《向伟大的阿根廷人民致敬》写道：一个新的人民运动时代开始了。这是人民的胜利，是那个世代存在的人民、那个在各个时代坚持斗争的人民的胜利。就像拉丁美洲人所说的那样，每一代被埋没、被压迫的人民都会谱写自己的、反抗统治权势的史诗，这一点几乎被每一代阿根廷人的历史所证明。文章还引述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句来表达这一思想：

　　“一个漫长的早晨，
　　在马德里
　　第五纵队的路口，
　　我见到了玻利瓦尔。于是我问他：
　　你是父亲?你不是父亲?你是谁?
　　他遥望着山上的营地，回答我

　　每一百年
　　当人民再现时，
　　我就会再现一次。”

　　阿根廷邻国乌拉圭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题为《阿根廷之鉴：影子占领舞台》的文章里写道：“无论是在阿根廷，还是在整个拉丁美洲，体制是个瞎子。有血有肉的人是什么?对于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数字。对于最有势力的银行家来说，是欠债人。对于最有效的技术官僚来说，是麻烦。对于最成功的政治家来说，是选票。而今天，看不见的影子占领了舞台中心，这真是少见的事。”
　　与“白手绢”的行为语言相呼应，新颖的民主形式在统治者惊慌恐怖、民众欢欣鼓舞的日子里层出不穷。为了抵制官僚化政治的侵蚀，居民区的群众大会没有固定召集人，会议通知采取原始的口头传达，一传十，十传百。“敲锅运动”如古代召唤起义的敲梆子，自豪地展示“下里巴人”的形象。还有那些如春笋般涌现的www.elcacerolazo.org(意为“敲锅运动”网)、www.todosjuntos.foros.org(意为“大家一起干”网)等网站，直接报道各个居民区群众大会的发言，让世界听到民众创造的“摩托车队”队员、青年和妇女的声音。关于“暴民”的统治者宣传不攻自破。
　　还是那些富有创造天性的母亲。面对经济的紧缺，“五月广场母亲”在国会广场设立了一个“实物交换俱乐部”，每星期日下午5点开张，人声鼎沸的地摊热热闹闹地直面富人光顾的豪华商厦。她们说这是保卫生活的一种斗争方式，相信能建立一种不要货币的社会经济，“我们想创造一种机会，让个人能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的束缚进行生产、消费和发展。我们的社会市场能解决充分就业，还给人们尊严和人权。”

　　9•11事件除了爆炸声，也是一次思想和语言的亮相。一些杂文以拉丁美洲人特有的黑色幽默方式表达与垄断性舆论相左的思想情绪。一篇题为《美元可能是传播炭疽的媒介》的杂文写道：“既然毒害性巨大的炭疽传播是一种蓄意策划的扩散疾病行为——现在大家都不怀疑这一点，那么有好几条理由让我们严肃考虑‘钱’被选择为传播炭疽媒介的可能性(它同样适用于天花等多种疾病)。”
　　在抨击了美元文化后，文章这样结束道：“如果您把健康和生命看得比保卫金融集团的经济利益更重的话，那么请在居民中传播这篇文章。如果您有办法，请把它转给当局，要求他们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危险，并尽快采取有关防御措施。”
　　另一篇题为《墨西哥创造历史》的杂文写道：“在9月份的标题新闻中，排在对美国攻击的消息之后的，就是关于墨西哥在战争中创造历史的新闻，因为墨西哥在这场美国组织的战争中，不仅是拉丁美洲，而且是整个西班牙语世界首当其冲的国家。据鲍威尔先生的原文，‘在分析了支持我们反对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的军队之后，我们觉得墨西哥最拥有战胜恐怖主义的高精尖技术能力’。下面是我国将派出的一系列高级分队”
　　文章接着列出了包括军队、警察、情报人员、议员在内的八种分队，其中有：“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破坏支队，他们是烧汽车、砸玻璃、抢商店、筑街垒、占领学校大楼、组织罢工和停产的专家，他们也是破坏艺术品的老手，尽管这一手可能并不妨碍塔利班……JX精英小组，他们包括国家和联邦司法警察以及来自全国的警察精锐部队，这些人都具有骚扰、威胁、拷打的丰富经验。他们的高精技术可以让本•拉登承认是他向广岛投了原子弹，是他发动了朝鲜、越南和海湾战争，也是他侵略了格林纳达和杀害了阿连德……”
　　文章最后以讽刺的口吻写道：“我们的总统认为，这支精锐分队能够在十五分钟之内消灭恐怖主义。”

　　半个多世纪前，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马列亚(Eduardo Mallea)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发表长篇演说，向世界介绍他们所陌生的拉丁美洲，演说的中心议题是语言。他说道：

　　“语言就是一切：语言是生命，语言是爱情，语言在创造之前就已拥有，语言帮助我们延伸，语言引导我们从激情走向与他人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愿望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不言说，不传达，预示着死寂。很少有人明白，一个不极力表达的人是多么悲惨，他将怎样地在绝望中耗尽自我，他如何被自己的哭泣窒息。不要以为他们能够在向上帝逃遁时摆脱表达，连忏悔和祈祷也都要靠语言的传递。不能发出声音，这就像是一根粗糙的绳索把人与他干瘪的自我捆绑在一起。
　　我们的美洲就处在这种不能表达的悲剧之中。整个大陆使出浑身的解数，绝望地寻找声音。它的声音是存在的，但是连不成语言。它是一声声呼喊，是一串串寻找形式的颤音……让世界发现我们内心未表达的那些感情和想法——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发现啊!……一个日尔曼思想家说，我们的大陆是一块还没有进入想象的大陆。但是，他错了，他的错误在于，他把一块沉默的大陆当成了一块盲目的大陆……我们的人民很有想象力。被人企图说成的盲目，其实是他们的沉默。我们要超越的阶段不是形象的阶段，而是认识和表达的阶段。我们需要认识自我，表达自我，需要言说感情。”

　　拉丁美洲进步知识分子实现着自己的诺言，他们的实践证明：一个把语言看作生命和爱情的民族或群体，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和代言人，其表达必定会显露纯洁、热烈和真诚，而不是云山雾罩、似是而非，戴着公允和暧昧的厚厚面具。当然，这样的表达首先需要表达者的本意和素质，在获得语言的拯救之前，言说者也许更该先洗涤自己的灵魂。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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