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比较与全球文明的前景祝东力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关于中西文明的讨论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80年代，两次各有其契机。近年来，中西文明比较再次成

谈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和标准祝东力怎样界定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千头万绪，但归结起来，主要还是儒、道、释。只不过，今天谈这三家，不能只限于文化本身，而要把儒、道、释放在传统社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的挑战，应首先从宏观背景来理解。 　　第一，自文革后期开始,从当时的社会心理看，从干部群体和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发生了普遍的迷惘

核心提示：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对自身文化所拥有的价值的信心——是处在两种以上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竞争的环境中，面对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意识状态。对于中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逝世，12月1日，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

以原始的英雄情结为契机，进入文艺，浅尝之后，再从这里转向哲学，由此形成了自己从感性到理性的前半个循环。后半个循环——从抽象回到具体，即通过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从那种偏离本土经验的哲学观念，回到中国的现实——这个过程大体在90年代中后期完成

要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回到全球均衡。为此，则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本文开头所说的美国军事-金融资本主义的全面衰落，这包含了全球资本主义，包括其金融、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价值观的总危机。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政府，实行一种新的全球社会主义体制，按照计划(非市场导向)、为了使用(而不是利润)而生产。

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民粹化”，制造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底层?是哪个利益集团，造成大量弱势群众日益脱离社会主流生活，在体制边缘沉淀、汇聚，并积累、激化怨恨、愤怒的情绪?我们不应过多地指责民粹主义，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社会症候。重要的是寻找和消除其社会症结，即对广大弱势群众的剥夺。只有除掉这个社会根源，民粹主义才能真正被杜绝。

就日本而言，是怎样和平地回归亚洲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以其严重缩水的实力回归亚洲，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名和平成员，这就是日本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有这样，日本残害中国的民族记忆也可能平复。解决日本问题，需要两个前提，第一，美国完全退出东亚，退至第二岛链;第二，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持续变化，达到一个临界点。

我猜想，面对眼前空寂的景物，八十高龄的吴印咸心头一定不断掠过这样的思绪，一定不断回想起鼎盛时期的革命场景。静极生动，沉寂的画面背后潜藏着热烈的情感和历史，其中包含着一部激荡的20世纪革命史。对于他来说，年轻一代摄影人的探索，有点小儿科，他早年就尝试过，就像他自己晚年检讨的，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不过是一段弯路。

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经常采用的一种自我整治、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方式，其他政党很难模仿。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整风。苏联所做的是组织的整肃和清洗，毛泽东则更重视思想和作风的转变。

　　1　　1793年，乾隆皇帝80岁寿辰，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赴承德晋见，面对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等一揽子请求，《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一概予以驳回，表达了不加掩饰的傲慢，同时也有居高临下的体恤和怜悯。那时，正值中国王朝历史的最后一个盛世，而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启动，18世纪末，农耕文明的晚霞暂时还能掩蔽工业文明的曙光。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使用暴力，凭借美洲的

当下的观众群体，又凭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龙这种扭曲历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实际上，这个李云龙并非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说到底，每个时代建构的“英雄形象”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观”的产物。今天，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

丛林环境，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李云龙正是这个时代推出的一个形象代言。

民意体现为舆论，舆论表达于媒体。在常规历史时期，控制媒体，就能主导舆论，掌握话语权。话语权的角逐，是对民意、人心的争夺，是围绕社会秩序第一道防线的攻防战。

更值得重视的，是就业人口中真正的绝大多数。他们被市场竞争挤压到主流人群之外，奔波于生计，沉默在边缘。随着电子数码媒介的进一步普及，“自媒体”(We Media)将真正成为群众手中的话语武器，自主发布、自主传播，在亿万群众参与的互动中，揭示真相，评说功罪，由人民自己掌握话语权，最终实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那些试图垄断话语权的任何机构，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都将淹没在舆论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民粹主义，就是体制边缘的大规模群众为自身利益，寻求跨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彼此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社会情绪、思潮和运动。民粹主义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只有“人生而平等”这一启蒙主义的观念确立之后，民粹主义才有其正当性。但是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我们不应过多地指责民粹主义，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社会症候。重要的是寻找和消除其社会症结，即对广大弱势群众的剥夺。只有除掉这个社会根源，民粹主义才能真正被杜绝。

我们构建一种核心价值观，不能总停留在嘴上、纸上，而必须付诸行动。关键在于，一个社会的先进分子要能够在重大利益关系中有取舍、能担当、敢牺牲。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先锋队，才能引导一个社会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而重大利益关系体现于上层建筑，就是政治。

原载《文化纵横》2012年第二期。 冷战后20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是：意识形态淡出→民族国家凸显→传统文化回潮，三者之间有着明确的递进式的因果关联。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1997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都是针对时代课题的回应。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任务的界定和表述也进行了根本调整，从六七十年代的“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变为七八十年代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1997

刊于《天涯》2012年第一期。 一、国家主义左翼与“中国模式”论 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启蒙主义：一方面是反传统、反体制，相对应的另一面是鼓吹现代化和世界主义。之后不久，启蒙主义遭遇打击，随即又受到市场经济的挤压，被迅速边缘化。此后，经过二十年历史风雨，特别是经历其中的三次国际危机，国内思想界格局几经变迁，到今天已面目全非。这三次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国际危机分别是： 1、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

[转载] 祝东力：毛泽东对世界会产生更大影响——2006年在北大、清华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演讲　　作者：祝东力 时间：2011年12月26日 16:20 大学网　　非常高兴跟大家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进入2011年，日本遭遇海啸及核泄露事故，作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东亚战略格局丕变。从长时段的历史看，这无疑是一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中国的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它所面对的将是新的国际战略环境，同时，它也将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应该说，前途充满变数。我们需要放宽历史视野，才能够预期未来。 70年代初，以中美战略和解为标志，中国大体完成了自近代以来延续几代人的“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