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第三世界”的理念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著名划分，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

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往的讨论更多关注比如国企改革，从九十年代到今天国企改革走过一些弯路。后来习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确，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今

讨论“三农问题”是再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如何在农村发展的大问题，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重走集体经济应

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渊源吕新雨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抵达中国的。因此，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主义是一个特别重

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从新时期集体经济的三个案例谈起吕新雨2017 年2 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到会

　　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抵达中国的。因此，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主义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渊

在“人民”主权消泯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再度浮现。　　原题：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　　摘要：上世纪三十年

［文章导读］抗战之后，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不明确，亟须建立以革命党为基础的一党制，来进行社会革命。而这样的一党制，则需要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作为前提。而中国共产党

核心提示：国家属于人民，意味着“人民”高于国家，只有坚持这个立场，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国家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反国

　缘起：《明镜》周刊的“间谍”案 　2011年辛**有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文章：《形势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第四部分标题为：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是其一生实践的指南，反过来，实践中的问题也是其文化理论的动机。对于梁漱溟来说，只有着重文化的不同，才能建立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才有可能使中国从西方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框架中解救出来，这才是其文化理论的皈依，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以“社会”为本的“社会主义”。每当梁漱溟的政治实践遭遇失败，他就马上退回去做文化理论的建设工作，——这些都是同一思想的不同展开，对此，我们需要整体性地去理解。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70年代，我要讲的重点还是集体所有制。它作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个遗产，除了在集体抗争中被当作一个重要资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成为今天乡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础。这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遗产，可能就没办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将非常高，合作化的过程将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昨天讨论到“文革”中城市公社制度的失败

梁漱溟正是从这样的中国政治的现实出发，吁求打破对西方宪政的迷信，而实实在在地探讨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用“团体”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党派。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梁漱溟对党派和团体的区分，对宪政与国家统一、和平关系的把握与实践，超越了当时的宪政主义者。在他看来，所谓宪政和民主，其目的都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建立条理和秩序，相互承认和相互制约，而不是相反。

一是讨论西方的城乡关系;一是讨论中国的城乡关系，关注的是中国城乡关系与西方的不同是如何结构性地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的不同。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兼论秦晖先生的“雅典（罗马）道路”说 吕新雨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秦晖先生对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叙述，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雅典和罗马的奴隶制度、小农与海外军事霸权的关系是如何决定其民主、共和与国家福利制度的，在秦先生的论述背后实质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阴影。本文讨论了亚细亚专制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更从中、俄二十世纪革命的历史中考察了“亚

　　中国的城乡关系或者“三农”问题需要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去重新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营利性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

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①] ——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吕新雨 在“三农”问题讨论中，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把国家汲取视为农业危机的唯一原因，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只要国家退出，市场进入，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市场问题被归结为农村自身的问题, 但农业的市场在农村之外，它不回答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到底在哪里,今天的中国农业到底是否拥有这种空间?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国家的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