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高官提供的“软战争”宏观证据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十年前，笔者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提出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对华态度变化，源自越战惨败后的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源自美国迫于国际格局变化进行的战争形式创新，以隐蔽的“软战争”替代了传统的“硬战争”，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令中国人产生上述种种错觉，令人们怀疑自己的历史并抛弃马列主义，进而攻击、破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笔者的专著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采取的一种隐蔽攻击性‘软战争’策略”。

笔者对美国实施“缓和”战略进行战争形式创新的推论，主要依据1983年留学日本国际大学研修国际关系时，接触到的西方国际专家提出的“ 缓和”战略构想，以及前苏联、拉美国家和东南亚经济遭到破坏的大量事实。这些国际专家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战争的军事冒险付出的代价更大，主张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控制、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清楚表明他们企图利用经济金融手段作为新式武器，来达到谋求世界霸权和征服、控制别国的目的。但是，这些国际专家的战略构想和众多国家惨遭破坏的事实，毕竟只是无法充分证明笔者推论的间接证据。近年来随着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发现了更为确凿的证据表明，越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尼克松，确实采纳了西方国际专家的宏观战略构想，并且由美国情报机构、政府和经济界的人士，将“软战争”的宏观战略构想在微观上付诸实施，从元帅到士兵都提供了确实存在“软战争”的证据。

尼克松的重要著作《1999年，不战而胜》明确指出，“从冷战开始直至1969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失败的政策，”“从1969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1]西方国际专家提出的“缓和”战略构想，属于美国高层智囊团提供的政策建议，没有纳入国际政治教科书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一直持续到前苏联解体，忽略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国际战略重大调整，但是，尼克松清楚表明美国政府确实采纳了“缓和”战略，其目的不是单纯放弃对抗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而通过“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的软硬兼施手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软战争”谋略。

尼克松实施的“缓和”战略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英国战略家利德尔的著作，利德尔撰写的《间接路线战略》曾精辟阐述过“软战争”的精髓，他认为冷战时期当权的西方政治家们犯了眼光短浅的错误，就是误以为赢得军备竞赛的优势就能确保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德尔认为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利德尔还写道，人类历史上，发动战争征服对手所选择的攻击“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就难于使战争取得令人满意的的结果。战争攻击的“间接路线”既是物质性的又是心智性的，但归根结底是一种运用智慧和谋略征服敌人的办法。利德尔认为战略学的最重要原则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而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则应该适应环境变化，随时改变路线，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猛击对方最薄弱、要害之处，这就是所谓“间接路线战略”。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同前苏联东欧集团相互对抗的时期，尼克松撰写的著作《真正的和平》（1984年）已预感到美国的软战争策略即将获得成功，尼克松声称“增加贸易相接触，能够促进苏联集团内部的和平演变。在冷战对抗的那些漫长的、冷淡的年代里，东欧各国内部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冷战时期结束以来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像我最近访问东欧四国所看到的，那里正呈现出较多的自由——有些国家里是经济上的自由，另一些国家里则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自由。而且，发生进一步变化的条件已经成熟。”[2]人们通常认为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解体，但是，早在1984年尼克松眼里冷战已经结束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这显然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缓和”政策的时期。在尼克松看来，20世纪50年代、50年代漫长的冷战岁月里，冷战遏制和经济封锁丝毫没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动摇、退缩，而由自己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却改变了这种状况，扩大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促使东欧国家发生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变化，更多的社会自由、经济自由正诱导东欧国家向着美国的战略目标演变。[3]

值得指出，高度重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的重大战略调整，认识到美国早已承认冷战遏制失败并转向“缓和”战略，对于识破西方制造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失效的假象，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笔者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指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冷战’的胜利者，前苏联是‘冷战’的失败者，但事实上恰恰相反，美国是‘冷战’的失败者，前苏联才是‘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并未赢得‘硬冷战’的胜利，但是，后来精心策划了‘缓和’战略，出其不意发动了‘软热战’，却反而攻其不备大获全胜”。戈尔巴乔夫不清楚美国越战后的重大战略转变，抛弃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的国家、阶级理论转而追求所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此付出了制度解体、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代价。前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沮丧地宣称美国“赢得了冷战”，他全然不知道美国早就输掉了“冷战”并转向“缓和”战略，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是美国策划的软硬兼施的“软战争”。[4]

2002年9月17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新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份文件所述与其说是“国家安全战略”，不如说是赤裸裸的“美国霸权战略”，明确提出永久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容许任何有挑战美国潜力的国家崛起，可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消除潜在威胁。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意味着，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的“相对安全观”，转而追求一种危险的“绝对安全观”，只考虑本国的安全利益而不顾及别国，不惜违反主权国家不容侵犯的国际法准则。由于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准则，意味着美国将以潜在能力而非具体行为，作为判断是否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依据，实际上美国可根据单方面的主观判断，超越国际法对任何主权国家采取遏制和军事打击行动。

2002年，布什政府批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在前苏联解体和国际格局失衡的情况下，坦率阐明了谋求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目标，提出了先发制人遏制国际对手崛起的原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引起了轩然大波，世界各国的舆论普遍对此反映强烈。2002年9月23日，法国总统希拉克称将通过一切途径，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原则，因为“这一原则一旦付诸实施，将导致最糟糕的滥用权力局面”。 2002年9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的官方报纸发表评论，称“华盛顿正式宣布进行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变，放弃了冷战以来一直奉行的‘威慑战略’，转向一种新的‘先发制人战略’，这意味着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服从华盛顿的要求，都可能被判定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从而面临遭受‘先发制人打击’的威胁”。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助理赖斯声称，多极世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美国绝对权威有利于维护世界秩序，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却对此持截然相反看法，深感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笼罩在遭到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怖阴影中。

美国二次大战后国际战略的演变过程，特别是从尼克松时期的“缓和”战略，到小布什政府推行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凸现了美国国家利益形成过程的复杂性，美国政府制订国际战略的灵活多变性。尼克松放弃冷战遏制转向推行“缓和”政策，但是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缓和”战略，并不是单纯的促进经济贸易的战略，而是具有更为隐蔽图谋的国际政治战略。20世纪80年代，里根提出强硬对抗前苏联的“星球大战”，表面上仅仅是关于导弹防御的军事战略，其实，是利用“缓和”时期培育的经济依赖性，集中打击前苏联经济上的薄弱环节，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动摇其领导人信心的隐蔽“攻心战”。布什总统制定的“先发制人”的战略，同里根总统实施的“星球大战”战略一样，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而是综合性国际战略，威胁先发制人并不意味着立即采取战争行动，而是意味着美国将采取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手段，遏制国际对手的崛起对美国全球霸权构成的挑战。

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切尼领导的“美国新世纪”（ＰＮＡＣ）高层智囊机构，明确提出“21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更大全球或地区性作用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被怀疑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阻止发达的工业国家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甚至不要让它们有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的野心”，这就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原则，目的是阻止任何国家崛起并拥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是指针对任何对美国霸权而非国家安全的威胁。显而易见，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战略类似于里根的星球大战战略，更多属于以军事打击恫吓国际对手的“软战争”谋略，美国从军事上实施先发制人打击战略的代价太大，而且在道义和外交上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因此，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战略是一种综合性战略，意味着任何国家崛起并影响、威胁到美国全球霸权，都会被美国视为潜在对手并采取一切手段加以遏制，遭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领域的全方位“软战争”攻击，倘若美国认为时机恰当和成本收益合算的条件下，军事恫吓的攻心战也可能变成真正的战争威胁。美国副总统切尼领导的“美国新世纪”高层智囊机构，还特别强调重视中国的“政权更迭”问题，意味着美国已将中国视为“软战争”的重点打击目标。

布什总统虽然制订并签署了“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但是，美国尚不敢真正采取军事行动攻击任何有实力的大国，而是仅仅攻击了美英明知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尽管伊拉克等小国对美国霸权构成的威胁，远远不及任何有实力的大国，这表明布什总统的“先发制人”战略，同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战略一样，军事威胁更多属于恫吓国际对手的攻心战，其目的是配合运用综合政策武器攻击的全方位软战争。从尼克松总统实施的“缓和“战略，到里根总统实施的“星球大战”战略，再到布什总统制定的“先发制人”战略，本质上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格局条件下，运用综合手段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软战争”谋略。事实证明，这种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软硬兼施”攻击国际对手的薄弱环节的做法，对于一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来说，隐蔽性强难以识别和防范，具有极大的现实威胁性和破坏性。因此，当前中国研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金融安全问题，应该采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超越单纯的军事学和经济学的狭隘视角，直接面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强烈攻击性。

上个世纪末期的美国外交战略，还以“民主”和“人权”为标榜，新世纪伊始却转向武力威胁，超级大国的面孔变换如此突然，不由令人们颇感意外和震惊。美国国际战略似乎变幻无常，其中却并不是无规律可循。《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十年前曾指出，“美英两国实施重大国际地缘战略，都是在国际战略家们中间酝酿诞生的，越战后这些学者智囊提出了‘缓和’战略，笔下文中勾画着各种新式政策武器，后来果然变成了‘隐蔽软战争’的利剑，变成了里根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变成了国际权威机构的‘华盛顿共识’，对于亨廷顿等美英战略家们，勾画的世界前景的‘大棋局’，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笔者认为，尽管美国政府的涉外计划属于绝对机密，但是，其战略构想变成具体政府计划之前，一般也要经历一个学术争论、酝酿的阶段，由此可见，仔细研究美国国际战略家发表的著作，可洞察到美国政府重大战略转变的酝酿过程，知晓其智囊人物不加掩饰吐露的真实意图，甚至可提前十年预见美国战略演变的趋向，从而为我们研究具体对策争取宝贵的时间。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出笼过程，再次为笔者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例证。

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先发制人”原则，并非出于9·11事件后反恐战争的需要，而是早在前苏联阵营刚刚解体，就在美国某些重要战略家中酝酿产生了，这些右翼鹰派智囊后来都荣升布什政府要职。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对手前苏联解体，并未使美国高层智囊感到和平机遇降临，而是看到了荣登世界霸主宝座的良机。1990年，美国副总统切尼当时任国防部长，委托当时的前国防政策助理沃尔福威茨，启动了前苏联阵营瓦解的新国际形势下，美国如何制定新国际战略的研究，提出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努力建立美国主宰的世界新秩序，绝不再让任何国家崛起挑战美国优势，不惜采取先发制人手段排除威胁。1992年2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寻找冷战后的新敌人”，透露了切尼领导研究项目的报告草本，包括建立美国不受挑战的绝对优势地位，采取先发制人手段排除别国挑战威胁。1993年，切尼领导研究项目的成员扎尔迈，撰写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战略的著作，书名为“从冷战遏制到全球领导者”，重申了《纽约时报》透露的报告基本原则，即“美国应在永久的未来中，阻止另一个全球力量的崛起，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

2002年4月1日，《纽约人》杂志发表了莱曼的文章，题目为“未来的世界秩序”，详细介绍了切尼、沃尔福威茨等政要，如何催生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过程，“柏林墙刚刚倒下，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就组建了一个智囊班子，从全球大战略的角度，研究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个研究项目是悄悄进行的，当年这个研究班子的成员，如今都荣升布什政府要职，如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切尼的总参谋长刘易斯·利比，切尼的资深外交政策顾问艾德曼”。沃尔福威茨作为智囊班子骨干的更是官运亨通，他在第一届布什政府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为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大显身手，后来又被布什任命担任了世界银行行长的要职，为实现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领域继续拼杀。莱曼的文章继续写道，“这是一个紧密的保守派智囊团，他们自认为比起华盛顿的官僚，更为志向远大，更为冷酷无情，更为敢想敢干。．．．鲍威尔当年任联席参谋总长，他领导着一个更温和的研究班子，也构想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两个班子都向切尼汇报，再由切尼向前总统老布什汇报，以确定美国对外政策的大战略走向”。

1990年5月21日，两个班子按预定安排同时向切尼汇报，由沃尔福威茨首先发言，他侃侃而谈远远超过预定时间，而切尼对鹰派观点兴致勃勃，丝毫不想去提醒或制止，结果鲍威尔根本没有时间发言，直到数周之后才汇报了他的不同构想。轮到切尼向前总统老布什汇报时，绝大部分采用了沃尔福威茨的材料”。莱曼的文章还提到，“此后这个班子继续工作，1992年，美国《时代》杂志搞到了相关材料，刊登头版消息称按照五角大楼的构想，美国将阻止任何国家或联盟成为全球力量，从而引起了一场争议，招来了布什政府鹰派搞单边主义的指责”。1992年春季，《纽约时报》刊登了切尼班子的报告摘要，遭到某些有影响议员的反对并被抨击为“建立美利坚帝国的狂想”。外界的强烈反映迫使切尼的班子降低调门，对研究报告进行了修改并适当增加了某些温和色彩。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界的主流派还无法接受右翼鹰派智库的主张，但是，仅仅十年之后，切尼研究班子的成员都荣升布什政府要职，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政界的主流派，他们表现出了更加强硬的鹰派姿态，对外界的批评指责根本不屑一顾，大胆地发展了原先的谋求全球霸权设想，甚至赤裸裸地提出要建立新罗马帝国，为美国享有“永续世界霸权”提供各种理论依据。2002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３—４月号，刊登了美国国际智囊巴斯蒂安的文章，题为“不得不帝国主义”，随后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柏，也在英国《观察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的文章，再次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在国际上盛行一时引起了轰动。他们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非西方国家划分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等，“现代国家”如巴基斯坦、中国等，认为两者对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构成了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必须采用两套策略，在内部用法律与合作的和平手段协商解决彼此间的矛盾；而对外则需要恢复传统的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欺骗，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库柏还认为新帝国主义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实例。

库柏等人作为资深的外交和国际问题顾问，科索沃战争期间曾帮助布莱尔首相设计“新干涉主义理论”、“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库柏将“新干涉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鼓吹霸权有利于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新帝国主义是霸权统治的最好形式。显然，库柏认为世界实力均衡格局已严重失衡，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帝国主义的口号，重温大英帝国昔日统治世界的荣耀，军事强权操纵贸易带来的滚滚财富，不必担心勾起非西方国家的痛苦回忆。库柏重新沿用殖民扩张时代的语言，声称“当我们与后现代欧洲大陆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采取比旧时代更强硬的方式——武力、先发制人的进攻、欺诈以及一切必要的手段。我们遵守法律，但当我们生活在丛林中时，我们必须运用丛林规则”。鸦片战争中，大英帝国正是打着“文明”的旗号，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的强盗掠夺。尽管库柏为了兜售新帝国主义论，提出所谓“合作的、自愿的帝国主义”等等，用一些美丽辞藻装饰令人憎恶的帝国主义，但是从美英两国公然不顾欧洲盟国反对，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事实，所谓西方国家的合作不过是宣传幌子，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霸权才是本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先发制人原则，不仅违反了尊重国家主权的国际法，而且针对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任何国家，显然也包括法国、德国和欧洲盟国。美国政要公开声称要惩罚法国、德国，让它们为反对伊拉克战争付出代价。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针对的潜在威胁，其实并不是指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是指威胁美国的政治军事霸主地位，威胁其不受国际法律和任何国家的制约，运用手中霸权获取巨大利益的前景。世人皆知超级大国前苏联自我解体后，美国是惟一拥有强大军事机器的超级大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真正担心的问题，是如何自我防御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根本谈不上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英两国不顾别国甚至盟友的反感，公开宣布“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原则，甚至声称想要建立新的罗马帝国，正是因为只有帝国才能凭借强大武力，随心所欲地支配别国获取巨大利益。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战争则是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延续。布什政府军政高官不少是富豪商贾，热衷国际政治并非痴迷于做全球领导，希望维护世界秩序促进“和平与发展”， 他们曾卷入美国媒体曝光的公司丑闻，为谋取经济利益不惜涉嫌违反法律，很难想象能廉洁奉公地遵守国际法，成为公正维护世界秩序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