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论谋略战争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摘自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精通国际政治谋略，他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全世界” ，清楚表明尼克松政府已开始将经济金融政策筹码，视为影响、控制别国和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政策武器。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恩道尔，依据基辛格提出依靠能源、粮食和货币武器控制世界的名言，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谋求全球霸权国际战略的著作，利用大量翔实丰富的资料揭露了美国策划软战争的事实。2009年中央电视台策划了关于恩道尔战争思维的对话，某些国际问题专家对恩道尔著作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如将战争从狭义军事领域扩展到广义经济领域是否合理，恩道尔例举的大量事实虽然真实但是否以偏概全，有些专家承认这些事实的真实性但将其视为“真理的颗粒”，质疑重视“真理的颗粒”是否会妨碍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1]

实际上，早在两千年前《孙子兵法》这部世界权威军事经典，就是从广义谋略角度而不是狭义军事角度来看待战争。孙子将谋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纳入广义战争范畴，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广义谋略博弈列在比狭义军事博弈更为重要的位置。《管子·轻重戊》也记载了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运用贸易、粮食、价格杠杆等作为谋略武器，通过经济战争巧妙征服、控制鲁国、梁国的历史。中国古代军事家强调善于运用任何手段的谋攻，包括自然现象如四季变化、风雨雷电、山川地貌，社会现象如敌国内部矛盾、国情民心、商品物价，运筹帏幄的将帅善于借助自然、社会规律力量，对敌国造成的打击、破坏不亚于百万雄兵。至于国家之间的广义谋略博弈较量是否重要并关乎全局，孙子将首先包含国家谋略博弈较量在内的广义战争，称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尼克松显然重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战而胜》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物，利用紧张局势缓和破坏共产党政府理论等谋略，这些由美国总统亲自构想并付诸实施的国际博弈谋略，客观上导致了前苏联的思想混乱、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无疑符合孙子所论述的广义谋略战争博弈的范畴。至于重视经济筹码武器化是否妨碍经济贸易往来，《管子·轻重戊》已回答了贸易利益与战争谋略的孰轻孰重，倘若鲁国、梁国能够识破齐国运用粮食武器的软战争谋略，在保证基本耕地和粮食安全的条件下谋求服装贸易利益，就能破解齐国谋略获得较高收入并避免国破家亡，同陷入饥荒和国家败落相比更有利于长期稳定贸易。中国重视美国的软战争谋略并深入研究应对策略，无疑有利于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并捍卫其宝贵成果。

美国策划“软战争”的大量事实表明帝国主义本质未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并未过时、失效，但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实施“缓和”战略之后，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一度减少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恐吓威胁，以及在全球范围进行的军事干涉、入侵行动。美国为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进行了战争形式创新，采取了同传统战争有很大区别的“软战争”形式。由于美国运用“软战争”打击国际对手时，往往先制造缓和气氛麻痹对手令其放松警惕，主动给予对手一些贸易、经济、文化交往方面的好处，作为引诱其落入经济陷阱和培养战略依赖性的诱饵，因此，“软战争”的出现容易给人们造成很大的错觉，误以为帝国主义已改邪归正发生了本质变化，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减少甚至将会完全消失，曾被证明正确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已失效了。约翰·珀金斯揭露美国派遣的经济杀手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友善面目出现，他们所运用的巨额贷款等金融武器和经济模型等误导性理论武器，同帝国主义进行殖民扩张时期的坚船利炮相比确实有很大欺骗性，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会尝到甜头直到债务陷阱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尼克松提出将贸易、贷款、先进技术作为武器而不是礼物，但经济政策武器同传统战争武器相比具有很大迷惑性，这种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政策武器和战争形式创新，致使人们容易仅仅看到获得经济贸易利益的一面，而忽视美国利用经济筹码作为隐蔽软战争政策武器的一面，容易促使人们将这些本应证明帝国主义本质未变的证据，误认为是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的证据。

列宁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上拥有压倒性优势，西方列强总是毫不犹豫地运用先进军事武器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西方列强不屑于选择谋攻方式是因为武力征服具有更大确定性，动用坚船利炮轻易征服弱小民族后就可以任意掠夺财富，当年英国凭借先进武器甚至战胜了国内生产总值大得多的中国。谋攻方式是否发挥作用受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倘若鲁国、梁国能够识破诡计齐国的粮食战争谋略就无法奏效。春秋时期盛行谋攻方式也是因为各诸侯国实力相差不大，运用谋攻方式虽然无法保证获胜但可降低战争风险代价。资本主义发展的数百年历史中，西方列强始终拥有压倒性的先进军事技术优势，垄断资本拥有更大的操纵国家军事机器能力，因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没有论述“软战争”，但是，马克思、列宁都预见到资本主义的虚拟金融化的趋势，谋利贪欲可能促使其演化为最纯粹最巨大的欺诈制度，这就意味着一旦帝国主义不再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发动赤裸裸侵略战争的成本代价远远超过所获收益，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的贪欲必然促使其进行战争形式创新，运用欺诈、谋略攻击国际对手的“软战争”也就会应运而生。

“软战争”是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是帝国主义在传统的“硬战争”侵略政策屡遭失败，国际实力均衡格局变得越来越不利于霸权主义，全世界进步力量对“硬战争”侵略形成强大阻力，“硬战争”的代价变得难以承受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软战争”的出现暂时减少了“硬战争”爆发的频率，但它并不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弃恶从善发生了本质变化，相反它代表着垄断资本在新国际形势下的灵活多变，善于不断采取了新的手腕继续追求最大垄断利润，貌似温柔的外表下其贪婪谋求霸权利益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软战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硬战争”的危险减少了，“软战争”与“硬战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美国发现运用“硬战争”攻击国际对手付出的代价太大时，就可能被迫放弃“硬战争”转而采取“软战争”的形式，但是，一旦美国运用“软战争”攻击国际对手获得成功，大大削弱了国际对手拥有的经济、军事实力，从局部或整体上改变了国际实力均衡的格局，就随时可能重新运用“硬战争”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爆发“硬战争”的危险就会重新大大增加，美国实施“软战争”瓦解前苏联并改变世界格局之后，又重新采取了帝国主义强硬姿态并进行军事干涉，先后发动了入侵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这就意味着识别和抵御新帝国主义的“软战争”，对于防止“硬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从美国经济杀手约翰·珀金斯的自白中可清楚看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对手的核武器使得美国诉诸于军事对抗太过冒险，世界各国人民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斗争，运用落后武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能力大大增强，美国虽拥有先进武器也在越南战场上遭受了惨重失败，但是，美国垄断资本追求超额垄断利润的贪欲并未改变，操纵国家“争夺全球霸权和构建全球帝国的野心”没有改变，这就促使美国迫于国际格局变化压力进行战争形式创新，寻找比军事入侵风险代价更小的隐蔽战争方式。约翰·珀金斯揭露，美国政府、大银行、大企业融合构成的“公司王国”，是派遣经济杀手进行全球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幕后元凶。约翰·珀金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corporatocracy” （译为公司王国或公司帝国），意指美国大银行、大企业同政府融合而成的权力核心，海外媒体称约翰·珀金斯对公司王国的揭露使人大开眼界，但是，当年列宁早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对此进行过详细论述，约翰·珀金斯揭露的内幕充分证明马列主义理论没有过时，“经济杀手”所发动的“软战争”依然体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各种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如不存在运用欺诈、暴力手段等种种道德风险，不仅难以反映旧帝国主义时代的充满掠夺战争的残酷现实，也无法反映新帝国主义时代运用欺诈谋攻方式进行的“软战争”。约翰·珀金斯运用的计量经济预测模型，甚至本身就是经济杀手的“软战争”理论武器，专门用来误导发展中国家落入巨额债务陷阱。马列主义理论从来正视资本主义充满欺诈、暴力和战争的残酷现实，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曾准确预见到爆发大规模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抵御帝国主义战争的有力理论武器。西方经济学将研究欺诈谋利行为斥之为违反学术规范的“阴谋论”，但是，垄断融资本不会害怕违反不存在道德风险的经济学假设，就节制贪欲并高尚地放弃运用欺诈手段谋取暴利的机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值中立为借口回避道德风险是虚伪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正视国际政治与垄断资本经济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为我们研究当代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的欺诈谋攻行为，新帝国主义攻击国际对手的隐蔽经济战争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深入研究美国垄断资本为谋求全球霸权策划的“软战争”，有利于我们抵御美国攻击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有利于我们在继承并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并维护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

“软战争”的显著特征与软武器共振效应

从近年来西方媒体暴露出的大量材料来看，当代帝国主义策划并发动的“软战争”具有一些显著特点：首先，“软战争”的规模巨大涉及全球范围，几乎牵扯到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空军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托马斯·C·里德，著书透露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在里根总统领导下对苏联展开了“冷酷无情的经济战”，但由此同时，美国经济杀手约翰·帕金斯的著作揭露，1981年里根政府还策划了针对厄瓜多尔前总统和巴拿马前总统暗杀事件，两位拉美小国总统遭遇空难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谋杀，因为这两位总统拒绝帮助美国成为全球性帝国，而且两国拥有美国觊觎的石油资源和巴拿马运河。这两起暗杀恰逢里根实施针对前苏联秘密战略的高潮时期，证明当年里根政府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软战争”，打击对象不仅有社会主义大国而且有资本主义小国，其最终目标显然是建立美国的单极全球霸权秩序，为此不会放过任何阻碍美国全球称霸的国家。约翰·珀金斯揭露，今天美国为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派遣经济杀手发动的“软战争”，到达了令人恐怖的空前巨大规模，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美国参与策划和实施“软战争”的人员非常广泛，涉及政府、大企业、大银行、大学、会计公司等各种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的著作透露，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牵涉到最高层官员，包括里根总统、中情局长、国防部长、国务卿、政府部长等等，美国政府还设有负责策划和实施“软战争”的专门机构，里根执政时期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具有协调、指挥“软战争”能力的“国家安全规划组”，统一调动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经济部门力量，实施了通过隐蔽经济战争加速前苏联解体的秘密战略，但是，前苏联仅拥有应对传统战争和间谍活动的国防、安全部门，难以应对超出其管辖范围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攻心战新式政策武器。约翰·帕金斯亲历三十年美国经济杀手生涯，他的著作揭露美国经济杀手总以冠冕堂皇的身份出现，诸如“首席经济师、经济与区域规划总监，财务分析师、社会学家、计量经济师、影子定价专家”等等，“现在这个系统日益庞大，人员日益庞杂。他们拥有更多优雅的头衔，他们穿梭于孟山都（农业跨国垄断企业）、通用电器、耐克、通用汽车、沃尔玛和全球几乎所有主要企业”，“这些人，纷纷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伦敦和东京等大城市的企业里走出来，涌向全球每一个大洲，劝说腐败的政客接受他们贷款，让公司王国为他们的国家套上永远打不开的枷锁”。约翰·帕金斯虽然是美国“软战争”的普通士兵，但他以跨国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身份穿梭全球时，却经常同国际金融组织和亚非拉国家的高级政要交往，如世界银行总裁、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总统、政府部长、行业协会会长等等。约翰·帕金斯运用的武器虽然是经济预测模型和巨额贷款，但通过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投资计划，能够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并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美国经济杀手通过“软战争”掠夺全世界的巨大财富，丝毫不亚于殖民扩张时代帝国主义士兵通过侵略战争掠夺的财富。

再次，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实施的是全方位“软战争”，可以运用任何政策武器并且在任何战线上展开，任何领域的政策筹码都可改造成“软战争”的利器。英国的著名战略家亨利·利德尔，曾精辟阐述过“软战争”的精髓。他在《间接路线战略》一书中写道，冷战时期当权的西方政治家们，误以为军事竞赛起决定性作用。利德尔还写道，攻击对手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取得有效的结果。《荷马史诗》所记述的特洛伊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恰恰是似乎同战争无关的木马，管仲辅佐齐桓公征服鲁国、梁国运用的也是似乎同战争无关的粮食武器。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面临着经济军事霸权全面衰败的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导致美元出现丧失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危险，美国为挽救美元霸权运用的竟然是似乎同金融无关的石油武器。1973年，美国政府、金融、能源巨头联合伊朗、沙特等中东盟友，推动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暴涨了400%，促使石油贸易对美元需求猛增以挽救美元衰败。美国还利用石油涨价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经济困难，先将回流石油美元以低息贷给发展中国家，然后骤然提高浮动利率促使众多国家落入了外债陷阱。美国著名国际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的著作《石油战争》，记述了这一时期基辛格等美国高官在中东斡旋的历史过程，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担任沙特石油部长的亚马尼王子，称《石油战争》“讲述了1973年石油价格发生变动的真相”。[2]美国经济杀手约翰·帕金斯的著作，也讲述了他以参战士兵身份运用石油、债务武器，为挽救美元霸权穿梭于中东、拉美地区的亲身经历。

美国发动 “软战争”运用的不同领域的政策武器，相互之间往往存在密切联系并能产生共振效应，如美国推行能源金融化政策放开相关金融衍生品投机，石油价格暴涨暴跌导致能源危机并扩大了能源武器威力，同时石油投机所获暴利又进一步扩大金融投机领域，高盛等投行趁机以对冲、保值为名运用金融武器，诱惑众多中国企业因落入金融衍生品陷阱蒙受巨大损失。美国为操控全球粮价大力推行生物能源政策，消耗大量玉米等作物推动了粮食价格持续不断上涨，能源价格暴涨也扩大能源生产消耗粮食加剧粮食危机，石油武器和粮食武器之间相互作用并产生了强烈共振效应。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福特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提出美国应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避免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自然资源消耗减少只能被动地延长资源使用期限，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自然资源被耗尽所带来的危机，根本解决办法是以科技进步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全人类的创造性智慧源源不断开发新资源，但是，当代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同工业资本主导的时代比较具有更大的腐朽性，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有意采取损人利己的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为此美国不断运用粮食、能源武器制造粮食、能源危机，作为控制全球人口增长的国际战略的重要政策武器。

美国通过隐蔽战争制造马列主义失效假象

美国在越战失败后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放弃经济贸易封锁转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软战争”谋略，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让人们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改革道路并发生制度解体，丧失社会、民族凝聚力并出现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主义。尼克松的重要政治著作《1999年，不战而胜》，明确表述了美国政府推动“缓和”政策的战略目的，他称“紧张局势的缓和破坏了共产党政府的理论，这无情地推动共产党人通过实行改革或获得更大的民族独立性来寻求合法化。”[3]由此可见，尼克松特别重视利用经济文化交流促使紧张局势缓和的表象，来动摇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抛弃马列主义理论难以继续认清当代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而迷失方向无法制定有效政策应对美国的“缓和”战略。尼克松提出要将经济文化交流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绳索的政策，经济金融往来中不仅有明确的经济价码，背后还有暗藏的推动美国国际战略的政治价码，包括实施经济制裁并最终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分裂解体。戈尔巴乔夫不清楚美国越战后的重大战略转变，抛弃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的国家、阶级理论转而追求所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此付出了制度解体、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代价。前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沮丧地宣称美国“赢得了冷战”，他全然不知道美国早就输掉了“冷战”并转向“缓和”战略，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是美国策划的软硬兼施的“软战争”。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马列主义理论并非仅仅出于信仰动摇，还在于没有认清美国实施“缓和”战略给外交政策带来的新变化，制造出掩盖当代帝国主义本质的种种烟幕假象。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实施“缓和”战略，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贯采取的敌视威胁态度，容易给人们形成帝国主义已经弃恶从善的假象；美国实施“缓和”战略放弃了“冷战”时期经济封锁政策，主动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比以前更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也容易让人们误认为美国已经放弃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共处；美国利用经济、贸易、贷款等手段培育战略依赖性，随时可能利用经济金融筹码进行制裁或谈判施压，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感受到丧失经济利益的损失代价，从而比冷战遏制时期更容易屈服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尼克松提出将贸易、贷款、先进技术作为武器而不是礼物，但经济政策武器同传统战争武器相比具有很大迷惑性，这种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政策武器和战争形式创新，致使人们容易仅仅看到获得经济贸易利益的一面，而忽视美国利用经济筹码作为隐蔽软战争政策武器的一面，容易促使人们将这些本应证明帝国主义本质未变的证据，误认为是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的证据；美国通过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展示其聚敛的物质财富，容易促使人们忽视造成东西方经济差距的复杂历史原因，羡慕资本主义模式并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失效、过时了；美国还操纵国际组织将贷款附加条件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挂钩，同美国鼓吹的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改革挂钩，诱导、胁迫符合美国意愿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通过削弱国有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

美英高官鼓吹新帝国主义证明列宁的理论并未失效

早在20世纪初，列宁曾作出了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垄断，银行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或者说生长在一起，逐渐形成有能力控制整个经济生活的金融资本财团。在金融资本的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相互交织在一起，金融资本财团不满足于获取一般竞争利润，为了追求超额垄断利润操纵国家军事机器，发动战争以谋求世界霸权并征服、控制弱小民族。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刻剖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揭示了帝国主义频繁发动侵略、掠夺战争的根源。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能清楚感受到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更准确反映了现实世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论述的美妙“看不见的手”，是以种种不现实的隐含假设为前提条件，如存在完善、充分的竞争而不存在垄断，理性经济人虽然追求自私利益却不伤害别人，不存在运用欺诈、暴力手段等种种道德风险。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了种种数学模型，以貌似科学、严谨的推理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的美好，但是，中国人从一百多年来同西方列强交往的屈辱经历，深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不现实的天方夜谭，正因如此，陈岱荪、高鸿业等前辈虽然留学西方精通西方经济学，却认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列主义理论符合现实世界。

解放后，中国人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长期封锁围堵，能够清楚感受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和破坏。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受发生了变化。昔日敌视、傲慢、封锁遏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变得友善、平等待人并主动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慷慨地资助中国人访问并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列宁论述的贪婪、腐朽的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令人羡慕的“美欧发达市场经济模式”，被某些著名经济学家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中国人在长期斗争中相信的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论述，不言而喻在某些人眼中已过时、失效了，有些人还重新发掘历史材料的蛛丝马迹，以证明西方国家其实一直对中国是文明、友好的，有人甚至为汪精卫叛国和日本侵华大屠杀翻案、辩护。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全世界人民斗争的有力理论武器，曾经有效帮助过世界各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人们容易认清推行殖民扩张和战争侵略的帝国主义，容易认清推行经济封锁和“冷战遏制”的帝国主义，却很容易被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和实施“缓和”战略的帝国主义所迷惑。有些人将西方展示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友好姿态，视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过时的证据，但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策划隐蔽攻击的“软战争”，摧毁前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并改变世界格局之后，又重新暴露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硬扩张姿态，美英政府高官甚至重新鼓吹实行新帝国主义政策，证明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事实上从未失效、过时。当前中国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美国霸权的挑战，迫切需要坚持并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特点。

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柏公开撰文鼓吹新帝国主义，他于2002年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的文章。库柏重新沿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代的语言，公开鼓吹运用包括欺诈在内的丛林规则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他明确提出“当我们与后现代欧洲大陆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采取比旧时代更强硬的方式——武力、先发制人的进攻、欺诈以及一切必要的手段。我们遵守法律，但当我们生活在丛林中时，我们必须运用丛林规则”。库柏还认为新帝国主义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实例。

值得指出，库柏并不是西方传统的右翼政治家，他是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资深外交顾问，科索沃战争期间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理论，但是，倡导“人权至上”的英国工党政治家公开主张新帝国主义，更加充分说明垄断资本利益始终需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动辄以人权、民主、普世价值为借口攻击别国，本质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筹码作为软战争武器，以达到通过制造政治经济混乱伺机控制别国的目的，但是，一旦这种软战争谋略成功改变了实力均衡格局，时机成熟后甚至不屑于继续延用人权、民主的虚伪包装，迫不及待地赤裸裸暴露出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柏，显然非常仰慕当年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竭力赞扬它们所谓“维护世界秩序的作用”，声称“秩序意味着帝国，只有在帝国的疆域内才有秩序、文化和文明。帝国之外只有野蛮、混乱和纠纷，．．．通过单一霸权国家建立和平和秩序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但历史证明，在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时代，所谓“世界秩序”意味着强者意志，强者随心所欲凭借武力进行侵略、掠夺，将别国财富窃为己有，将别国人民沦为奴隶，强行贩卖本国禁止的鸦片，逼迫签订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从公元前１６７年起，罗马帝国掠取的滚滚财源，甚至使罗马人免去了纳税义务，因为纳税负担转嫁给了被征服民族。大英帝国丧失北美殖民地后，为弥补损失发动了鸦片战争，逼迫中国割让土地偿还巨额赔款，通过鸦片贸易掠夺了数亿两白银。库柏显然忘记了不列颠人的祖先，曾顽强不屈地反抗罗马帝国统治，坚决拒绝强加的所谓世界秩序，法国的高卢人，德国的日耳曼人，也同样英勇不屈地反抗，正是这些曾遭蔑视的“野蛮民族”，最终导致了昔日罗马帝国的崩溃。

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层智囊也发出了类似的新帝国主义鼓噪。2002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３—４月号，刊登了美国国际智囊巴斯蒂安的文章，题为“不得不帝国主义”。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切尼领导的新保守主义“美国新世纪”高层智囊机构（ＰＮＡＣ），大胆地发展了原先的谋求全球霸权设想，甚至赤裸裸地提出要建立新罗马帝国，为美国享有“永续世界霸权”提供各种理论依据。美国副总统切尼领导的高层智囊机构，明确提出“21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更大全球或地区性作用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被怀疑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阻止发达的工业国家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甚至不要让它们有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的野心”。美国副总统切尼领导的高层智囊机构，还特别强调重视中国的“政权更迭”问题，主张增加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遏制中国。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究竟为何总渴望当世界霸主？甚至公开称要建立新的罗马帝国？难道真是好心想要维护世界秩序？还是想要炫耀盖世武功当武林盟主？这实在令不少中国人感到困惑费解，似乎完全违背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就仿佛唐·吉歌德效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倘若不是出自美英政界高官之口，恐怕会被误当做左倾思潮的主观臆断。悠悠历史长河中，尽管中华文明曾遥遥领先于西方，却从没有追求世界霸权的传统，因此，中国人很难理解霸权背后隐藏的奥秘，即全球霸权寻租的巨大经济利益。美国不怕世人谴责公开追求世界霸权，正是出于垄断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因为，拥有世界霸权意味着不受任何约束，像大英帝国操纵国际贸易和全球化那样，随心所欲地强权寻租获取超额利润，一般国际贸易的获利远远无法比拟，库柏先生显然深谙祖先敛财之道。

奥巴马表面上是主张改革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声称反对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国际政策，但是，无论是中国善良愿望还是美国民主选举都无法改变帝国主义本质，因此，奥巴马也必然继承美国右翼政府一贯奉行的对华战略，继续支持威胁分裂中国的台独、藏独和疆独势力，继续施压中国推行曾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的汇率政策，这样就不会对奥巴马访华不久后采取一系列政策感到困惑不解。美国对华政策多变的根源在于‘“冷战“转向“缓和”战略，仅仅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攻击手段变化而不是本质改变，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崛起对其世界霸权构成威胁，因此必然不断变换软硬手腕不断对国际对手进行攻击。2010年1月27日，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誓言捍卫美国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国高层智库首脑甚至警告美国将会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转移。2010年4月22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太空军事化的舆论压力，进行了具有全球攻击潜力的“宇宙战机”试飞，表明美国在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优势的情况下，仍在争取获得当年大英帝国享有的绝对军事技术优势，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防御和保障美国自身安全，而是为了列宁论述的垄断资本贪婪决定的攻击性需要，通过世界霸权获取源源不断的寻租利益和超额垄断利润。当前美国正竭力开展高科技和太空武器的军备竞赛，一旦获得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就随时可能选择硬战争，在此之前为避免军事冲突代价太大则会更多选择软战争，一旦实施软战争严重削弱国际对手实力时又会再次选择硬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新帝国主义在软、硬两条战线上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