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政治安全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泰铢实行自由浮动，泰铢兑美元汇率急剧下降，股市动荡，引起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多研究者都从经济角度对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笔者则想就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安全，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将产生的后果提出分析和判断，以使我们的决策更具前瞻性。

1.历史及其经验

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道路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济政治不可避免要经历阶段性阵痛的过程。因此，解决和化解由此带来的国家风险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规定了这些国家发展的限度。

亚洲这次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出现的一般现象。它是资本中心国家和它的外围国家贸易交换中必然产生的经济矛盾的反映。

这个现象最初发生于英国和法国之间。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巩固了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新的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以此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以及由此扩大而来的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形式便是(最先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种建立在生产和消费矛盾基础上的危机所造成 的直接结果，是资本中心和它的外围先后不同地遭受阶段性的破坏。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和最初的中心。由于地缘接近，最先品 尝来自英国资本冲击的是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更多地是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由根植国内生产的工业资本的增加繁荣起来的。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有时马克思称之为货币资本)较早和大量的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和农民较早地与土地分离。与英国正好相反，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非常脆弱，因而不足以吸收大量脱离土地的农民并像英国圈地运动所表现的那样迫使他们转化为工人，而是转化为流民(这与中国战国或清朝太平天国前的农民破产后的情形在某些方面极相似)。这些流民拥挤在城市，成了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经法国通往北欧的地中海商路因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中断后，法国便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在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想模仿英国，希望能通过开放和自由贸易使法国振兴。他们的想法是：若给英国的工业品以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并以此促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就能迅速繁荣。为此，法英于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结果却出乎法国人预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所获甚微并濒于破产。当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迅速制止民族工业的衰退，但为时晚矣!三年过后即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拿破仑时代是当时相对虚弱的法国对强大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及亚当?斯密(1723―1790)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拿破仑看出了法国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所在，他用暴力封锁英国工业品进入欧洲大陆，同时他又用暴力摧毁欧洲大陆的封建割据，变庄园农奴为自由农民，以利剑为脆弱的法国工业强行打开欧洲市场。法国工业生产力在1815―1827年间增长了一倍。尽管拿破仑本人失败了，但他使法国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一跃成为继英国之后欧洲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又一资本重心(今天的许多资本主义大国都曾是受英国资本中心剥削的外围国家，他们又都是在与资本中心对抗并取得胜利后才进入国际资本中心的)。1825―1826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中心英国与它的外围市场的矛盾所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对英国商品大规模地开放，因此进行疯狂投机，盲目扩大生产。结果事与愿违：欧洲经历了长期战争，购买力非常有限；美国在1812年对英战争的胜利，以及新独立的美国对英国产品实行高额关税，导致英国工业生产过剩，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增加，经济萧条，社会矛盾剧增。 1836―1837年英国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终于酿成震动欧洲的 “宪章运动”。这个运动在1841―1842年间达到高潮。1848年欧洲又发生大革命，这大大限制了英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内外交织的矛盾迫使英国加速了打开东方市场的进程。1840年和185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9年英国吞并印度旁遮普，为英国商品在东方开辟了新的和更为广阔的市场。这一方面使英国国内矛盾缓和下来(此后英国工人阶级开始出现贵族化趋势)；另一方面，外来资本对东方自然经济的冲击，造成东方社会巨大的政治动荡，这种动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亚洲民族国家普遍摆脱殖民地锁链并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使政治动荡基本得以缓和。而20世纪末期经历危机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国都是这一时期获得国家独立的。如果以二战为界：二战前经济危机的发生地还在西方，东方只有被动地充当受害者的角色，那么，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东方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独立的任务大体完成并富有成效地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地开始向东方转移。这是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都曾试图不经过市场化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现代化，但效果都不理想――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阵痛现象。与当年英国资本冲击法国民族经济的结果一样，经济势能高的国际资本中心，向它的外围即经济势能低的民族国家的资本辐射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济风险向民族国家转移，以及民族国家自身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通过不断提高其抗风险能力获得再生的过程。

发轫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大体分南北两类：前者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南方国家。这类国家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初步走上市场经济的民族国家的低水平的融资能力与超量吸收且又使用不当的外来资本矛盾恶化的结果。引进过量的外资犹如身体吸收过量的营养，当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紊乱和危机。近现代史中的经济危机大体都最先表现为金融危机。鉴于法国脆弱的民族经济在市场化初期被英国资冲垮并因此造成法国政治混乱的惨痛教训，拿破仑曾锋芒毕露地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拿破仑在1806年用暴力封锁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他又用利剑为法国脆弱的资本强行打开欧洲大陆的市场，尽管拿破仑本人在滑铁卢战役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为法国奠定了独立于英国的世界资本重心地位。1790年法 国有“珍妮”机900架；1805年增至12500架；1799年法国贸易额为55300万法郎；毛织工业产品较1789年前增加了4倍，生铁增加2倍。拿破仑对欧洲的战争与一般的封建战争不同点在于，它给法国带来的不只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生产力。这样的结果是早期资本主义英国所不愿见到的。

英法两国的上述矛盾在后来的英美之间也发生过。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战争胜利 和1812年在海上打败英国后，美国才控制了本国的市场，并据此形成了民族的生产力。弗? 李斯特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也屡次发生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继而是整个经济的危机，英国人常把这归因于美国早期的对外资及商品的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据弗?李斯特统计，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破坏性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美国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最松的时候。然而，当美国强大之后，美国又开始高举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的旗帜并学着它的英国老师的样子再去用所谓“西方经济学”理论去欺骗其他落后国家，诱骗或胁迫(就像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和韩国所做的那样)这些国家放弃贸易自我保护政策，当然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对本国金融体系的自我保护政策。今天，发生于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过于倚重西方自由贸易理论(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理论)，因而对本国民族经济缺乏必要保护的恶果。

今天与早年法国和美国的情形已大为不同，但资本向落后地区扩张所产生的后果具有共性。 历史的经验，特别是18世纪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后果中，对落后的民族国家来说，危险并不在于外资冲击造成的经济混乱，而是由经济混乱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前者经短期 治理就可以解决问题，后者的恢复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政治动荡对民族国家，特别对发展水平落后的民族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历史上经历政治动荡最少的国家是发展最快的国家，英美两国的近代发展就是最好的明证。这个经验值得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认真学习。

2. 现实及其预警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基础性内容。完整的国家主权，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浴血奋战所取得的并对今天的发展具有基石意义的政治成果。没有主权，发展便无从谈起。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是深远的。世纪之交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意味着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内在矛盾及其政治表现也开始向亚太集结。这是在目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国际秩序在任何时代都是以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目标为后盾的，而国际霸权的重要目标之一， 是打垮或削弱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国家发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国家实力的终极表现是国家主权的稳固程度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能力。今天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就是在20世纪70 年代亚太地区民主民族革命大体完成、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了独立的国家主权之后出现的。 然而，已经获得的东西，不管它多么重要，往往又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东西。正如60―70年代，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时候，特别习惯于从政治即国家主权的角度理解国际经济问题一样，现在人们又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即习惯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代替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这是因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期，经济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是如此突出以至使人们忽视了隐藏其后的政治问题。主权是国际政治学的最基本的单元。国内的经济矛盾达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转化为政治矛盾。政治矛盾在国内的最高形式就是政权或政府的更替，在国际斗争中它的最高形式则是一国对他国主权的干涉或改变。苏联的解体就是冷战时代两个阵营的政治矛盾发展的最高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稳定的政治，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样阻碍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办法，也就是在它们的国内制造混乱。因此，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呼声日盛的时候，对经济问题保持政治警觉，是十分必要的。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绕开的障碍，向世界开放也就是 向高势能从而是对本国将带来高风险的发达国家开放。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主权之前，它们的金融直接受宗主国的操纵和控制；独立之后，由于历史上留下的不平等的经济联系和低下的民族生产力，使它们对北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仍有严重的依赖并迫使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弱国向强国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向风险开放，风险自然就要包括政治风险。

殷鉴不远。

墨西哥自80年代以来实行开放。政府采取大力引进外资的政策，1988年和1989年两次颁布外资法。1992年底外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累积为473.95亿美元。外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170.85美元。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同年墨外汇储备仅够1 个月的进口使用。所有这些已达危险线的数字，都被1993年8%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虚假繁荣掩盖了。1994年由于外贸和经常性项目赤字庞大，政府被迫实行紧缩政策，造成市场疲软、工厂倒闭、失业迅速增加，经济的增长仅为1986年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点的0.4%。由金融危机引动的墨西哥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促成了国内政治危机：1994年1月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2000多名土著农民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名义武装攻占该州4个城市。政府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弹压才控制住了局势。冲突双方死伤各约百人之多，原为恰帕斯州长的内政部长因此被撤换。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尼西亚。印尼从1997年出现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已陷入最严重的困境，失业率已占劳动力的46%。多年来印尼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7%，然而官方公布的1997―1998年度经济增长率为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为印尼提供400亿美元的援款，但所提出的条件几乎剥净了印尼经济自我保护的主要手段。1998年3月以来印尼政治动荡开始向全国各地蔓延。大学生及民众不断举行反政府游行示威，外报惊呼印尼正在“酝酿菲律宾式人民革命”。1998年5月初，印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严重恶化，政府决定大幅提高燃油和电力价格，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进而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动乱。1998年5月13―15日凌晨，首都雅加达因动乱死亡人数达500多人，经济损失10亿美元。再加上外国一些机构从中推波助澜，最终导致印尼总统苏哈托于1998年5月21日宣布辞职。印尼国内混乱局面迄今尚未结束。

比较1994年的墨西哥，特别是印尼经历的动乱，如果再联系1980年发生于波兰、1997年初发生于阿尔巴尼亚及1989年发生于中国的都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动乱，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些动乱所采取的落井下石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金融风险，特别是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后面也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再看看苏联解体后北约强行东扩的严肃现实，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将来只要中国出现政治动乱，如果时机成熟，西方强权国家也会像分裂苏联那样最终肢解中国。这是苏联解体留给中国的最有用的教训，这也是笔者研究发生亚洲的这次金融危机后，联系中国的政治安全提出的预警。

尽管中国已经避开了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就可高枕无忧了。如果把受 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呈梯形排列。第一阶梯即受这次危机冲击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是市场化程度以及相应的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而那些如中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自然经济成分较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及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如文莱、越南及中亚五国等)国家，基本上避开了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完全与国际市场隔离的北朝鲜和内战正酣的阿富汗处在第三阶梯，这类国家自成体系与东亚金融危机则保持着更远的距离。这就是说，现代经济中的金融风险的大小往往与国家经济的市场发育水平有很大关系。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对此我们要未雨绸缪。中国之所以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除了自身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从而对国际市场依赖不强等因素外，还由于我国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经历过金融震荡。那次震荡过后，中国政府也就在处理金融问题方面积累了初步并且是有效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一个刚刚向世界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宝贵。它使中国政府后来在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中，采取了稳健慎重的政策，并逐步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面向世界的金融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承担着传统体制留给我们沉重的却又一时无法卸掉的巨大包袱，它主要表现为：

一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相当大的亏损面和庞大的银行坏账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易钢和世界银行方海星博士估算：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的总贷款为40000亿元，其中有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非常脆弱 。“如果一个突发事件使得人们预期国有银行的资产流动性的偿债能力存在问题，银行挤兑就有可能发生。银行挤兑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通胀率上升、人民币贬值，甚至银行系统崩溃。”

二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高达60000亿人民币。如果支撑 这些存款的国内生产由于任何原因(因东亚国家货币贬值已使我国出口受到影响；又由于目 前 国内普通居民手持货币有限及国际市场疲软，国内有效投资在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出现问题，这都会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如果再考虑到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的巨额的社会游资，那我国就潜藏着巨大金融风险，如化解不当，金融风险就会转化为政治风险并对我国政治稳定造成重大危害。三是居高不下的失业人数。据统计，1998年我国隐形失业人数已近3000多万，而1993、1994 、1995、1996年分别是300万、450 万、700万、891.6万，此外大约还有占农村总劳动力1/4的1.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农业走向规模经营而离开土地并向城市流动。失业人数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缩小，当这种增长与缩小达到一定的程度，在国内生产不变和对外出口没有相应扩大的情况下，它就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的危机(早期资本主义是用殖民扩张来转嫁这种危机的)；在政治上，它也会对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形成严重的负面冲击。不能忘记，世界史中因社会转型而致使农民大量脱离土地并长期滞留在生产领域之外的结果，几乎全是程度不等的社会动乱。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对外开放并取得巨大成绩的今天，我们也同时承担着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及相应的政治风险。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前做好消解未来风险的准备。

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也不可免地要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但我们已没有退路，我们必须前进。中华民族已日益接近她在整个20世纪奋斗追求的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但若稍有不慎，我们的百年努力就会毁于一旦。我们必须胆大心细，用我们的民族智慧在持续发展中不断化解风险，绕过雷区、跨越深渊，以确保中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中国的西部开发与民族复兴

研究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能不注意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留给中国近代工业的苦果，是它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具体表现是其运行并不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为最终目标的。这个过程在1949年以前曾出现过两次由资本输出国变换而引起的殖民工业流向的变换。

第一次是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近代殖民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 形成。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商品并掠夺原料。《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

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加 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八年抗战期间，南方工业急剧衰落。

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给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也必须指出，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除了极其有限的进步因素外，这种殖民经济对中国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一是它的每次变动都是以牺牲中国民族经济为代价的，代价的大小则视民族资本与输入资本的冲突程度而定，而不管中国民族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程度。二是由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民族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育过程，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

不仅如此，更糟糕的还在于，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最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 业产值最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

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 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及民族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这说明，近代殖民历史留给我们的工业不改造为我们民族的生产力则不能利用。形成民族生产力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民族的市场相结合。不然，这种经济就不能围绕着民族的目标和利益运转。

中国真正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民族化的进程始于1949年。1949年新中国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并使之转入民族经济的轨道。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

我们可以看出，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于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重庆、成都、渡口、自贡、贵阳、西安、兰州等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

在此阶段的大规模西进开发浪潮中，曾经唤发出中国人极大的热情：探矿、开矿、农垦 、办厂。大批青年从沿海奔赴中国的西部地区，献出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光。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中国经济便开始其民族化进程中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探索过程至今尚未完结。

如果我们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理图就会发现：各主要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 ，但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英、美的经济历程是如此。而那些工业长期集中于沿海而又依赖于沿海的国家，恰恰都是落后国家。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向型经济都是建立在国内民族生产力(包括引入国外的并经民族化的技术生产力)之上的经济战略。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更应当首先采用大规模对外开放以有限地形成我们的民族市场机制；第二步再用有限开放的方式，保护和全力扶持国内工业生产力和民族市场，并在其中发育自己的商品经济和民族生产力；等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到相当程度后，我们才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英、美的经济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法国、西班牙 、荷兰、汉萨同盟都是在相反的道路上衰弱的。这个历史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现在，“世界主义”和“全球化”似乎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思潮。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把“从一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肯定为现今人类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在这种普遍联合的经济体系中，各经济大国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政策，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剥削并未减少，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第三世界国家债务越积越多。这一切都警告我们：世界主义的前提是独立的民族生产力，全球化的基础是民族化。世界经济的联合只能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联合。没有实力，在当今世界就无发言权。

实力最初只能根植于民族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 地区而在广大的内地和西部地区。中国西部正是中国生产力的走向所在，因此，它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 国 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 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达到足以称霸世界时，他们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这与英国的经济史几乎一样。

显然，民族市场的存在与开发，对于落后国家的振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拿破仑深刻地理 解这一点，他进军埃及力图扼住英国通往印度殖民地的咽喉，并以此打击英国。同时，他又用大陆封锁政策扶持和保护法国民族生产力在欧洲大陆的扩张。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面对东西部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却以“梯度理论”、“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 ”及“经济全球化”来安慰自己，这是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轻率。过多地向外人让与民族市场，可以带来表面繁荣，但将弱化一个民族自身的生产机能。东方中国市场，犹如植树土地，外人在这里植果树，得到的是植树能力，我们得到的则是昙花一现的果子，这绝非长久之计。正确的方法应是，尽量少地让与，尽量多地学习：在让与“植树”空间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学到“植树 ”技能，从而形成自己的“植树”能力。会种植果树，就不愁没有果实。但是，种树需要空间，对经济而言，这个空间就是市场，如果我们把空间让与完了，我们就所剩无几了。还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得好：“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力量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1]

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天大规模地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倍加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民族市场，尤其是西部市场，用它来孕育我们的民族生产力。因此，我们应当抛弃所谓21世纪“世界主义”的虚幻，把战略切实地转向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生产力上来。没有民族生产力，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的自尊和尊严以及中华民族新世纪的伟大复兴都将是空话。

七、全球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全球化的概念表明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人类从以血缘和种族关系为基础的封闭世界，向开放和社会化的世界转变，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市场化的社会转 变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被表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使世界出现了第一个资本中心。资本把生产与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分裂开来，并通过这种分裂无限汲取剩余价值。资本最先把本国生产与消费分裂开来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国内消费来获取剩余价值。当这个进程达到极限时，经济便发生危机。为了保持高额利润率及本国社会稳定，资本中心便开始向其他民族国家扩张，并通过这种扩张转移国内危机。这样便产生了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概念。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的表现形式，也是全球化概念的理论基础。

一旦出现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世界便出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资本中心 国力图通过打破外围地区的封闭性，以获取高额利润；外围地区的国家则在利用外来资本发展自身的同时，又力图保护本国的民族特性。这样便产生了与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相对立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现象 。社会主义，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在保证人类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生产及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是资本中心向其外围地区无限扩张以及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对这种扩张的负面影响不断限制的历史。

可见，全球化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资本国向市场发育水平低的外围地区为追求高额利润实现经 济辐射的一种历史运动，其结果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相对于资本中心而言的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国际资本的吸吮下日益相对落后，资本中心国则通过资本扩张而更加强大。民族主义， 作为对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否定(否定即规定)，则是为了使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多极化的发展而成为新的资本辐射中心。从近现代史中出现的“西班牙――荷兰―― 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这段国际资本辐射中心转换的历史链条中，不难预料， 21世纪还会有新的民族国家通过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强力抵制(强力是完全必要的)而崛起为新的资本全球化辐射中心。

目前的世界仍是为国际资本支配的世界。如果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国际“资本的母国” 即英国支配世界的历史，那末，20世纪的历史则是西方七国集团联合支配世界的历史。国际资本由一个个小的辐射中心，转变为一个大的联合中心，其间充满着资本中心国与资本外围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与冲突。今天的西方七国集团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历史辨证法中通过战争被资本中心国接受的。当他们中间的战火平息后，他们又开始联合对外，利用他们掌握的巨大的资本力量，打败新的对手，以防止新的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挤入资本辐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