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出家的文化思考

──谈《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的宗教批判

在中国的小说史上，还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像《金瓶梅》和《红楼梦》那样，生动而细致地再现了大千世界的众生相，描绘了芸芸众生的罪孽和苦难，抒写了他们对尘世生活和彼岸世崐界的追求，表现了他们的迷惘和叹息。──二书中都有着出色崐的宗教描写，但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同样尖锐地批判了宗教，但深度迥异：

《金瓶梅》批判的是宗教骗子，《红楼梦》批判的是宗教自身

“三国”、“水浒”中的宗教描写率多灵怪，“金瓶”和“红楼”则首用写实手法，真切而又全面地描绘封建社会后期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活动，客观地揭示了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宗教不光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正如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也得不到自由一样，压迫者在现实社会中也摆脱不了各种异己力量的压抑，他们同样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于是向彼岸或来世去寻求出路和补偿，也就成了他们普遍的需求。所以大观园的上空笼罩着浓厚的宗教气氛，西门大官人所操纵的商业社崐会中，也经常晃动着僧道的身影。

贾敬好道而贾母佞佛，信教之诚和迷信之愚，宁荣二府都以老一代为代表。看来现实的扭曲不光使女性发生从“无价珠宝”到“鱼眼睛”的蜕变，而生活的磨难还会使女孩子由聪明秀灵变得迷信愚昧。贾母从做重孙媳妇直到有了重孙媳妇，几十年生活中，她既养尊处优享尽荣华富贵，可也有许多无法摆脱的忧虑、困扰和烦恼，从“马棚走水”到女孙夭折，从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到家族命运的福祸无常，这些她都无法预料和控制，于是烧香拜佛、斋僧布道，乃至恤老怜贫、买生放生就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这位老封君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从神佛处寻求保佑。凤姐的全盛时代“从来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使她的精神越来崐越脆弱，后来她竟然到刘姥姥那里去寻求皈依了。随着贾府的迅速走向衰亡，年轻的一代浓缩式地走完了老一辈的历程，肩负着贾家复兴希望的宝玉竟“悬崖撒手”了，四姑娘惜春也步了妙玉的后尘“独卧青灯古佛旁”了。贾敬迷信于烧丹炼药，在玄真观与道士鬼混，以愚昧麻木来取代世俗生活的烦恼，他执著于尘世的幸福干脆放弃了一切幸福，为了求得永久而又一并失去了短暂，为了升入天国而一并失去了人间──他在自我毁灭中得到了永生。

西门家中最好佛的是吴月娘，她虽然为山东巨富、锦衣千户西门大官人之诰命夫人，但她同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错，是夫贵妻荣，但西门家的航船也并非一帆风顺，经常会遇到漩涡和险滩；更何况，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及丈夫的翻脸无情，不仅随时有可能使夫妻恩爱化为乌有，甚至有可能使她像李瓶儿那样母子双亡；虽然，母以子贵，可无子者随时有可能被有子者剥夺，而有子之后七灾八难闯过去亦非易事。西门庆死后，孤儿寡母的日子更充满了风险，恶奴的诈取，官府和流氓的欺夺，时刻都可以使她家破人亡。矛头倒过来了，西门庆对孤儿寡妇所使用过的一切，别人都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了。──这才是“报应”呢！吴月娘越来越信佛了，好佛了。潘金莲本是不求神拜佛的，害武大，谋瓶儿，她跟凤姐一样，有点“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气度，她靠自己，靠自己的姿色和手段连战皆捷。──相信自己与信神的程度总是成反比例。她比较自信，对吴月娘的讲经宣卷不感兴趣，可瓶儿生子后夫妻恩爱的转移使她对尼姑产生了兴趣。她开始了“双向选择”，她想利用神佛的力量来争取和巩固自己的幸福了。西门庆家经常有各式各样的宗教迷信活动，看相算命、烧香拜佛、斋僧布道、宣卷讲经，生了儿子要许愿寄名，有了病痛要祈禳，死了人更麻烦，从择殓日、写丧榜、追荐法事、悬真、下葬到烧灵，都要按照宗教迷信的一套观念去办理。眼前的幸福靠神佛来永保，尘世的灾难期待神佛给祛除，今生的罪孽要到来世去赎偿。

尘世的生活真是“苦海无边”呵！那些善男信女多么期望引渡他（她）们脱离苦海到达彼岸的“慈航”出现呵！于是形形色色的神的使者或代言人就应运而生了。──他们是打着各种招牌的虚伪的或诚实的骗子。

骗子也有高低雅俗之别。最容易使那些深闺女眷上当的是那些女性僧尼.《红楼梦》中水月庵的净虚和智通、地藏庵的圆心以及马道婆等，《金瓶梅》中观音庵的王姑子、莲花庵的薛姑子等，或骗取实物，或诈取钱财，或拐骗人口，或包揽词讼，或巫蛊害人，她们是些披着僧衣道袍的江湖骗子和流氓恶棍。至于高一层的僧道，如《金瓶梅》中钦差行香的黄道人、五岳观的潘道士、玉皇庙的吴道官、永福寺的道坚长老等等，他们住持一寺或总管一方，与权门相往还，以宗教为职业，有较高的地位，过着体面的生活，是高一级的宗教骗子。

《金瓶梅》和《红楼梦》通过生动的描绘相当尖锐地揭露了宗教的欺骗性。但如果进一步探究，马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崐异：《金瓶梅》所批判的是宗教世俗活动中的骗子，而《红楼崐梦》所批判的则是具有欺骗本质的宗教自身。

《金瓶梅》鞭鞑骗人的坏和尚假道士，却肯定不骗人的有道行的真和尚好道士。像五岳观的潘道士可以驱遣鬼神，为人禳灾祈福，天台山的吴道士能“通风鉴”、“识阴阳”、“知风水”、“五星深讲，三命秘谈”，真不愧“神仙”之号。书中看相算卦，率多灵验，阴阳先生通过看黑书，都能准确指出李瓶儿的托生地点，后来也为西门庆的梦境和寻访所证实。《金瓶梅》爱写梦，梦与神通，与鬼通，西门庆梦中看见瓶儿殓时所著之衣，庞春梅因梦为被杀之潘金莲收尸，作者不光爱“妆神”，而且喜“弄鬼”，对世俗宗教迷信的一套观念，并未越雷池一步。

《红楼梦》则不然，它不光无情地鞭鞑了三姑六婆式的宗教骗子，而且相当尖锐地批判了以欺骗为本质的宗教自身。除了那“一僧一道”有些奇怪另作别论之外，曹雪芹笔下的僧道，无论是可憎的还是可爱的，多是活生生的人，而很少神气和鬼气。骗人僧尼固然有血有肉，高层法官如张道士和王老道，也写得生动可爱，并不俨然。后四十回鬼气是多了些，但“大观园符水驱妖孽”，不仅未见鬼见神，而且还揭露了闹鬼的虚妄，与《金瓶梅》中“潘道士法遣黄力士”恰成鲜明的对照。贾敬整日修炼，结果烧胀而死，书中直接说他“导气之术，总属虚妄，更至参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妄作虚为，过于劳神费力，反而因此伤了性命的。”对道教行为的批判，带有根本崐性质。《红楼梦》从不描绘宗教所宣传的而为《金瓶梅》所乐道的天堂地狱式的彼岸“实体”，而且还通过秦钟死时鬼判对话以调侃的笔调对“阴曹地府”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贾宝玉一向“毁僧傍道”，他公然宣称：“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两个宝号更尊贵无对的呢！”《红楼梦》中写卜筮、占星、祈禳等活动除马道婆等偶有败笔之外从无灵验，与《金瓶梅》迥异。即使是马道婆的巫蛊之术也是由人自身的“通灵”祛除了“声色货利”的蒙蔽来解除的，写得虽神秘然颇有意味。《红楼梦》是一部葆“情”的书，它是一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情”的被毁灭的大悲剧，而酿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既崐有“槛内”的，也有“槛外”的。黛玉和宝钗毁于“理”，惜春和妙玉毁于“禅”，紫鹃和芳官等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不然的话，“爱博心芳”的宝玉除了骂“明明德”之外为什么又“毁僧谤道”呢！曹雪芹已站到初步人文主义的高度去批判宗教对人性的压抑，他已攀上古典小说所从未有过的新的高度。

同样向宗教寻求归宿：

《金瓶梅》不折不扣皈依于因果报应，《红楼梦》的色空观念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思索和迷惘

批判宗教不等于是彻底的无神论，不能否认红楼故事的上空不时飘荡过一缕缕虚无飘渺的云烟，宝玉的那块玉带有神秘色彩，一僧一道，也不是凡人，太虚梦幻的曲子和判词……这一切应作何解释？与“金瓶”有何区别？

《金瓶梅》一书，写的是酒色财气，归结为梦幻色空，它张扬前者，为世情书，又标榜后者，曰劝诫书；作者嘴上是“冷”的，心里是“热”的。拜读之际，我们似乎又可以感受到作者在那“色”与“空”、“冷”与“热”、善与恶、尘世与苍冥、现实与理想之间瞻顾与彷徨，而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归结与统一时，宗教观念中最粗俗的部分即因果报应说正好帮了他的忙。小说所要宣扬的或者说要标榜的主题只能是这个，作者在经历了痛苦与矛盾的人生探求之后所得到的似乎也只是这个。

小说开卷第一回有大段入话要人们看破财色，“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并以一偈语引入西门庆的故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此，张竹坡批云：“以上一部大书总纲，此四句又是总纲之总纲。”末回以普静禅师说破机关度化孝哥作结，不光善恶有报，而且可以省悟解释，遁入空门，得道成佛。作为西门庆转世的孝哥，最后真的“明悟”了，他解释了罪愆随着禅师“化一阵清风”而去了。“第一奇书”“读法”云：“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齐说出，是大关键处。”“先是吴神仙总览其胜，后是黄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静师一洗其业，是此书大照应处。”综观全书，作者始终围绕着这一条纲组织故事，生发归结，西门庆变成孝哥，再变成“明悟”，“酒色财气，不净不能明，不明又安能悟！”作者的思想，似乎从未越过这一高度，尽管他是有矛盾的。

《红楼梦》则有异于是。尽管它的主人公在历尽人生磨难之后“悬崖撒手”了；书中流露出“盛筵必散”、“世事无常”的情绪；“好了歌”和“太虚幻境”的词曲更是以“梦幻色空”为主调，然而这里不光真假参半，而且率多矛盾。──它的判词或说教，与艺术描绘常常是矛盾的。

“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它只能为“木石前盟作注脚”，“金钗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中那么多多情美丽善良能干的女子都“万艳同悲”了，它使人读后只能“到底意难平”，谁说“加减乘除，上有苍穹”！“木石姻缘”为艺术需要而设，本属假语村言；金石之说时露人为痕迹，无须过分认真。若把众女儿命运“一一细考较去”，倒有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呢。

值得研究的倒是《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这是无须否认的，不光宝玉的心灵历程中经常会出现这种观念的纠缠，即使作者本人的思想中也带着“色空”的印迹。释教各家，大率标榜空无，而其最彻底者，当推小说中为宝钗所道及的禅宗。释教的教义，在普通百姓中影响最大的是因果报应说，它把人间现实的苦难和罪孽移到永远无法证实的天堂和来世去寻求补赎，《金瓶梅》所宣扬的主要是这种精神，它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而在较高文化阶层中较有市场的是带有较浓思辨色彩的禅宗，《红楼梦》中留下阴影的就是这种形式的宗教观念。

不过士大夫之标榜禅宗，是因为佛学向理学和老庄靠拢，作为入世的补充或丑恶现实的逃薮，它热极而冷，“有”而后“无”，当他们无法适应和解释那“物”和“有”时，便到“我”中去“明心见性”，去体味“空无”，以回避解脱生活的烦恼和矛盾，或取得禅悦。而《红楼梦》和它的主人公则不然。士大夫从“儒”接近“禅”，而宝玉是从反“儒”接近“禅”；士大夫“明心见性”，并不否认他的“心”“性”所赖以产生的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天理”；而宝玉则是从“形而下”出发发展到对于“形而上”的怀疑，渐悟到传统“心”与“性”的虚伪性。禅标榜“无”，实际上似“无”若“有”，“无”中有“理”，宝玉所执著的是“有”和“情”，有情且多情。他以我格物，却与世格格不入，他参不透那世界，时发新奇之论，被视为“似傻如狂”。他不是以“空”而是以“情”普度众生，“让世界充满爱”，结果连身边几个最亲近的人，尚不能“应酬妥贴”，世上真假是非的颠倒，他更“无可奈何”。鲁迅云：“在我眼下的宝玉，却让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不成熟的现实，产生出不成熟的观念和不成熟的人物，宝玉大抵也只好“悬崖撒手”，但他从中并未得解释。雪芹更是如此，他不过是以之寄托自己的迷茫与悲哀，与士大夫之逃禅，是大异其趣的。

士大夫之逃禅，为的是使自我在“空无”中寻求心理平衡，《红楼梦》中的遁世者，得到的只是新的痛苦。大观园女儿之遁世，不过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一种形式，紫鹃和芳官等从尘世“苦海”跳入空门“火炕”，不过和智能儿换个位置，奴隶依然是奴隶。“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难道惜春能摘取“西方宝树”上的“长生果”了吗？女尼妙玉，论者或责以“矫情”，“游蓬户于朱门”，其实作为一个执著人生的“红粉朱颜”，她身在“槛外”，心在“槛内”，恋于尘世的“芳情”和“雅趣”，她不合时宜，不得不遁，欲遁不能，又非遁不可，这就使她陷入无尽的“苦海”之中：她的悲剧正在这里。作者所批判的，是那使她遁入空门的世道和那行之不通的遁世道路。在罪恶的尘世中遭到压抑和摧残的人的美好东西和美好的追求，到空门中决得不到解放和实现。──这是任何宗教观念所不能包容得了的。

《红楼梦》还创作了一个与任何宗教不同的彼岸世界，即以警幻仙姑为主人的“太虚幻境”。这幻境，是《红楼梦》中的极乐世界，它迥异于“佛祖”、“三清”、“真主”或“上帝”之所居，其中既无仿照人间的森严等级，更无至高无上、主宰人间的无所不能的法力，也非毫无人生气息的“不生不灭”之境。它是与以男人为主宰的污浊尘世形成强烈的对比观照的自由洁静美丽的女儿王国。它不是宗教观念中超人间的彼岸实体，而是作者心造的意象世界。作者借助于它，寄寓自己的理想，表现美好的追求。虽然它的虚拟也是出于艺术的需要，但它是小说中主要人物之所来与归宿之所在，而作者一反传统的宗教迷信观念，为我们大胆地创造了一个女儿王国，这不能不联系到作者的宗教观念了。它是作者的“无”中之“有”和“空”中之“色”，也是他的“有”中之“无”和“色”中之“空”，我们研究曹雪芹的“色空”观念和世界观的矛盾时决不能避开它。

同样出色地描绘了宗教活动的浮世绘但格调不同：

《金瓶梅》不过是再现现实的写生画；《红楼梦》则富于诗情和理趣

《金瓶梅》和《红楼梦》都出色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宗教迷信活动的浮世绘，从走门串户的尼姑道婆，到奔走权门受过皇封的高层僧道，从结义烧香、测字算命的小场景到贵族官僚做法事的大场面，二书都作了十分生动的描绘，其气势之博大，描写之细切，在古典小说中真是无与伦比的。竹坡云：“前子平有子平诸话头，相面便有风鉴的话头，今又撰一疏头，逼真如画，文笔之无微不出，所以为小说之第一也。”坡公之言诚良有以也。不过《金瓶梅》作者的眼界大致未越过世俗宗教意识的樊篱，而《红楼梦》则从古代宗教文化的顶峰出发继续向前开始走向了怀疑和否定。因为二书的宗教描写虽然都堪称出色，而《金瓶梅》所描绘的不过是宗教迷信活动的写生画，它做到了形似；而《红楼梦》的宗教描写，不光维妙维肖，而且形神兼具，它不惟忠实再现，而且带着很强的主体表现色彩，这使该书的宗教描写富于诗意和理趣。

从宗教角度观照人间，在笑笑生笔下，是罪孽的尘世，丑恶、愚昧、苦难、可怜的芸芸众生，他们为着“酒色财气”在碌碌奔忙、争逐并互相啮噬着，那些男男女女们，无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他们都是欲的奴隶，他们身上只能看到恶的崐胀，很难看到美的闪光。──真是“罪过罪过，阿弥陀佛”！看来他们除了堕入轮回接受惩罚之外，只有等待神佛的超度了。“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曹雪芹笔下的尘世是“幽微秀灵地”。小说所着力张扬的是美，是聪明秀灵的女儿，与“金瓶”中人众不同，她们是情的化身。她们的追求令人心醉，她们的不幸令人同情，她们的毁灭令人震颤。尽管“无可奈何”之际，作者只好以“色空”来表现自己的迷惘，但无论作者还是读者，谁也不相信它能使人获得解脱。

以头足倒置为特征的宗教观念，　无不把它们心造的幻影──超验的彼岸世界──作为存在的本源和归宿。《金瓶梅》中的超验世界，主要通过普静禅师点化孝哥、超度众生和西门庆等的梦幻以及潘道士作法等场景来表现的。《红楼梦》中的超验世界，主要为太虚幻境。普静为我们所召唤出来的另一世界是：“阴风凄凄，冷风飕飕，有数十辈焦头烂额，蓬头泥面者，或断手折臂者，或是刳腹剜心者，或无头跛足者，或有吊颈枷锁者，都来悟领禅师经咒。”最后一个个分别善恶，托生到某某地“去也”。而宝玉等梦中所见到的别一世界则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是个“神仙姐姐”居住的无比美丽洁静的女儿王国。这两个世界，一个阴森黑暗，一个生动瑰丽；一个把世俗观念中的天堂地狱写得那样拙实，那样荒诞，一个凭着诗意生发把超验世界写得那样美丽生动；普静、潘道士和西门庆所召唤所遇到的是鬼境，而宝玉和士隐所梦到的是情境：二者大异其趣。

在宗教体系中，僧与道是神的使者，是人和神的中介。《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僧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宗教为职业以骗人为能事者，对这类人二书都写得刻露尽相，入木三分，笔调一致。一类如普静和“一僧一道”之类，他们是得道的佛神。在《金瓶梅》中，普静不过是世俗一般人心目中活佛或神仙的写照，身上只有神气；而“一僧一道”却真真假假，除了神气之外，还富于诗人气质，他们还肩负着艺术的使命，是个复杂的角色，不是宗教观念的化身。还有一类为二书互异者，《金瓶梅》中有一些半人半鬼的僧道，他们平时是凡人，但可以与神相通，作起法来可以驱遣鬼神，为人祈福禳灾，可卜知天地阴阳古往今来之事。即使是那些拆字算命的，往往带有这种半人半神气，实际上是半人半鬼气。这类人在《红楼梦》中，基本上是没有的，而《红楼梦》中的妙玉、惜春、芳官等被迫遁入空门的缁衣红颜，在《金瓶梅》中也是找不到的。

二书中都有一些宗教观念的直接宣讲和说教。“一篇淫欲之书，句句是性理之谈”，这类说教在《金瓶梅》中频频出现，箴诫酒色财气，宣扬因果报应，不脱话本、拟话本小说劝诫之窠臼，粗俗浅陋，多不可观。而《红楼梦》说“色空”谈“意淫”，说法“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真真假假，扑朔迷离，耐人咀嚼，极富意味。“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金瓶梅》一面极力渲染淫，一面又作些“色箴”之粗俗说教。比一比警幻仙姑的“意淫”论吧：“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一俗一雅，大相径庭。

笑笑生爱作絮絮不休的因果说教，然而除了世俗宗教迷信的一套观念之外，他并未拿出一点新的东西，而曹公笔下则多出新奇。宝玉的来历是有些奇特，但他却不带神气。他是个“情种”，那块“通灵宝玉”恐怕是人性、人的精灵或人情的结晶，只有他才能觉悟一点这个“自我”。他“毁僧谤道”，心目中的神是“女儿”──“神仙姐姐”。晴雯不幸被戕，宝玉并不期望她到神佛那里去获得解脱，丫鬟投其所好，杜撰说晴雯作了芙蓉花神，宝玉听了“转悲为喜”。其实宝玉并不“傻”──“听小鬟之言，似涉无稽，以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他是姑妄听之，姑妄信之也。“生侪兰蕙，死辖芙蓉”，则固为其然也，晴雯应当在那里找到她的归宿。他不大相信神佛，可又拿不出全新的东西取代它，于是只好“杜撰”，将“神仙”和“姐姐”糅合在一起，以寄寓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新奇美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作。当然，归根结蒂，这是曹雪芹的创作。──雪芹自然要比宝玉高得多。

二书中的一些神秘描写是负有艺术使命的，“吴神仙冰鉴定终身”和“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都有预示人物命运、结构情节等作用。不过前者自身可以融人《金瓶梅》的整个情节系统之中，呼应着因果报应的过去和未来，使人信其为“真”，因而益增其“假”；后者虽有渲染宿命色彩的消极作用，然因其似真似假，扑朔迷离，作者亦明明示读者为“太虚”、“警幻”、“大荒”、“无稽”等，读者以假为真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它的情境又是那样瑰丽，并有着具象和意象的二重作用，极富诗情画意，没有神气和鬼气。“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一美丽的意象世界，作为和丑恶现实的强烈对比观照，闪耀着理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