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陆之旅
人一旦摆脱了家园之囿踏上旅途，行程对人的改造是深刻的。考察古今中外的伟人，他们以人道为宗旨的博大胸怀，往往对应着一部以大地为家的履历。路是一本无字的书，这听起来很像一句老话，然而比起印在纸张上的铅字来，大地上的山河草木，变换万千的日月星辰，贴近土地生存和为谋生奔波在路上的各色人类，他们用方言倾述的人的遭遇，留给旅人这种特殊读者的，是难以用语言追述的感情烙印。当然，这类旅行径直向着真实的底层，它与金钱豢养的现代旅游、名人雅士的闲情逸致、标新立异的豪华探险，何止是兴致相异，简直是水火难容。
拉丁美洲，这块连洲名都带着殖民主义痕迹的苦难大陆，它的地貌大致可以用一道山脉、一条河流来概括。沿太平洋海岸、纵贯大陆南北有一条绵延一万多公里的雄浑山脉，进入南美后的部分就是大名鼎鼎的安第斯山系。由安第斯山发源的丰饶水系涵盖了大部分南美国家，其中，流入大西洋的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
这样的大陆应该孕育出豪迈的大陆之子。
在西方人踏上美洲之前，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没有载人奔驰的骏马，也没有替代人腿的车轮。崇山峻岭、滔滔大河隔绝着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所谓「印第安人」，但这种不足并没有阻碍本土人发挥他们高度的智慧、养育出敦厚的人性和勇武的气质。15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沿美洲大陆从北到南踏响的铁蹄留下了无数冤魂，却也播洒了一路血种，与殖民者同行的还有一支传教士的队伍。历史的悖谬就这样产生了：在生灵涂炭、文化毁灭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混血民族和一个具有统一语言、统一宗教的大文化背景。这个混血民族与北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集团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接受了西班牙人为父的事实，也承认了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印第安母亲。
这种文化背景造就了一代代以大陆为祖国的「拉丁美洲人」。19世纪初反殖独立战争时期一心建立「大拉丁美洲共和国」的领袖人物西蒙˙玻利瓦尔，牺牲于19世纪末的古巴爱国志士何塞˙马蒂，他们的足迹都跨越了一道又一道国界。
拉丁美洲响当当的男子汉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是当代最典型的大陆人。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战斗在古巴，牺牲在玻利维亚。他与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打游击，建立了古巴革命政权，先后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却又主动辞去了这些要职，到玻利维亚的丛林再次打游击，1967年39岁时牺牲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玻利维亚军人手下。他的英雄行为和传奇色彩在20世纪一次次掀起感情浪潮。
60年代著名的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唱过这样一句歌：「一个人还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被称之为人？」切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走过了漫长的路。
还在年轻时，甚至读大学期间，切就四次踏上旅途，用打工的方式周游了十几个拉美国家。切起步的时期是50年代初，那是一个渴望变革的年代，切的步履中带着底层的泥土和时代的风尘。
切的第一次旅行是在阿根廷境内进行的。1950年1月1日，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22岁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学生埃内斯托˙格瓦拉给自己的自行车安上了一个马达，独自开始了穿越12省、行程达4500公里的长旅，并于当年4月赶回大学参加了考试。关于这次旅行，切没有留下很多文字记录，但是他记下了一个重大的细节：
一天夜晚，切钻进一个管道准备睡觉，发现一个流浪汉已经躺在里面，于是和他攀谈起来。等流浪汉听明白了切的旅行目的，不禁大为感慨：「您就这样毫无用处地浪费自己的一身力气吗？」听完此话，「主动」流浪的切获得了另一种感慨 — 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穷人。
后来，当朋友们问起他的旅行体会时，他说：「反正我和旅游者不一样。用那种方式根本不可能了解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一切。旅游只能使人看到一个豪华的外表，如果想接近人的灵魂，必须把目光转向那些医院里的病人、被警察局收容的流浪汉，还有那些渴望与人交谈的行路人。」
切一起步就牢牢踩住了泥土地。
切的第二次旅行是在船上进行的。1951年上半年，当同学们在图书馆里埋头准备考试时，切两次出海，在货船和石油船上打工，从阿根廷南部港口出发，沿大西洋海岸抵达了四个美洲国家，当然见闻都是闪电式的。有时付出了在海上往返30天的代价，结果只在一个小岛上用四个小时卸石油。不过，我们可以充分想象，切在海天之间不仅准备了功课，还看足了各种各样的书，至少关于圣雄甘地的书就是在那个时期阅读的。
疯狂般的而且内容丰富的真正旅行是在1951底开始的。八个月间，由南向北，行程将近一万公里，穿越了太平洋沿岸主要南美国家。这次切是与他的朋友阿尔韦托（Alberto Granado）同行。
阿尔韦托是一个麻风病医生，他和切性情相似，而且想到委内瑞拉去找份更好的工作。切这时不仅面临一年多后的毕业考试，还在一个过敏实验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有了一个漂亮并且家境富裕的女朋友。但是，切自由的灵魂向往着更遥远的地平线。他一边骂着「去他妈的狗日子！」，一边就跨上了阿尔韦托那辆旧摩托 — 大力二号，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大陆之旅。
两个多月之后，穿越了辽阔的潘帕斯草原、翻过了高耸的安第斯山、抵达智利境内的「大力二号」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彻底散了架。一路被智利人亲切地称为「大切」、「小切」的两个阿根廷青年成了真正的大路上的流浪汉。「切」是阿根廷人的口头语，拉美其它国家的人常这样打趣地称呼阿根廷人。后来打游击时，古巴战友也这样称呼格瓦拉，渐渐地，「切」成了格瓦拉名字的一部分，也成了格瓦拉生命的一部分。
智利是一个窄条形的安第斯山国家。切和阿尔韦托决定扒船沿智利海岸线北行。他们夜间躲在蒸汽机房里取暖，白天钻进厕所，有人敲门，就捏着鼻子说：「有人。」直到呕吐和饥饿逼得他们向船长坦白，被分配在船上打扫厕所。就这样，他们一路当过搬运工、修理工、照相师；利用阿根廷人的名声和特长在沿途国家的小镇上自我推荐充当足球教练、球员，制作阿根廷草原烤肉；利用医学专业绘声绘色地举办麻风病、过敏学讲座。过夜的地方经常是警察局和大小医院。有一天，他们俩坐在一家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度过了疲劳之后的长夜，切留下了这样的日记：「我们并没有穷到这个份上，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浪人，宁死也不愿花钱去买住客店的资产阶级舒适。」
穷人式的旅行方式使他们与穷人的心更贴近了。
他们徒步走在贫瘠、干旱的安第斯山区荒漠上，头顶直晒的烈日，身背沉重的行囊，终于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之一 — 智利的丘基卡马塔矿。进入矿区之前的夜晚，他们在一对矿工夫妇家借宿。简陋的小屋里，微弱的烛光中飘着那种南部拉美人互相传递着喝的马黛茶的热气。那个男人用简洁却很生动的语言叙述着：他因参与抗议活动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忠实的妻子紧紧伴随着他，好心的邻居收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许多同伴永远失踪了，据说被工头扔进了大海……切那天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荒原的夜色中，冻僵的夫妇蜷缩着偎依在一起，那是一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的无产者的生动写照。他们连一床过夜的破被子都没有，我们把随身带的一条被子给他们盖上，我和阿尔韦托合盖着另一条。那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的寒夜之一，但是那一夜，我觉得和人的兄弟情谊又接近了一分。
丘基卡马塔矿属于美国资本。切和阿尔韦托设法观察了铜矿生产的全部过程，懂得了在这一群群冷漠的矿井、机器之后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了解了智利的国有化运动和挫折。在埋葬着一万多名死难矿工的墓地前，切问一个矿上的小头目，死者的家属得到了什么样的赔偿，后者只是无所谓地耸耸肩。
在切总结智利之行的日记上，我们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智利人首先应该做的，是摆脱背后那个不怎么可爱的美国佬朋友。」
在切的坚持下，两个年轻人没有在城里等班车，开始向秘鲁徒步行进。漆黑的夜里，极度困乏迫使他们停下来拣点树枝点燃微弱的篝火，比倦意更强烈的寒冷又逼迫他们迈着灌铅的步伐用行军来驱寒。汗水湿透了衣服，夜风像刀子刮在脸上，赶不走的寒冷让他们在黎明时分就提前悟到了太阳的温暖。他们忍受着空胃的蠕动，感到好像全身每一个地方都饿，连天上的云朵都使他们联想到种种食品的形状。后来有人总结过与切同行的三个必要条件：能够不知疲倦地走路，丝毫不在乎外表和服装，不为身无分文发愁。在这三个条件之外，切还要经常忍受少年时就开始的哮喘病的折磨。
一个后来在玻利维亚丛林战斗的伟人，正孕育着自己的雏形。
切与阿尔韦托下一站的目标是秘鲁境内的印加古城库斯科和库斯科附近的印加文明遗址马丘皮克丘。切的祖国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典型的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国家，切的血管里没有印第安人的血液。秘鲁之行对于切的教育至关重要。
通往库斯科的道路盘绕在白雪皑皑的群山间。切和阿尔韦托与当地印第安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行进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雪山上，偶尔有几只美洲独有的羊驼静静地望着来往的汽车，此地高原仅有的植物 — 一种半球形的蘑菇轻轻地随风摇弋。在这样的高度上载重行进，汽车经常出毛病，有时司机会命令旅客在雪地里步行。两个阿根廷青年穿着羊毛袜和皮靴仍然十趾僵硬，他们望着那些光着长满老茧的双脚若无其事地踩雪前行的印第安人，不禁惊叹不已。
被当地人称作帕恰妈妈（克丘亚语：大地母亲）的顶峰终于到了。汽车驶过一座奇怪的「金字塔」，那是用许多形状不一的石头堆成的，顶端插着一个十字架。这时，一种奇特的情景映入切的眼帘：几乎每个印第安人经过那座奇怪的建筑前，都要啐一口吐沫，只有少数几个人划十字。切赶紧打听，但回答他的是彻底的沉默。下山的路上，天下起了小雨，司机招呼两个「阿根廷大夫」进驾驶室避雨，同座的是一位当地老师，混血人种。他们很快熟识起来。老师告诉他们，目前这种教育是失败的，它无法使印第安人恢复尊严；在这种体制中，一个混血人接受教育、奋斗终生的唯一目的，是使血管里的那滴白人血液发挥作用。交谈中，切弄清楚了他所目睹的「啐吐沫」的缘由：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就把帕恰妈妈峰看作「大地母神」，每当途经峰顶，他们都要丢下一块象征苦难的石头，以换取来自母亲的安慰。为了泯灭印第安人的信仰，西班牙殖民者就在这石头堆成的「金字塔」顶端插上了他们的十字架。五百年后的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步行，然而这里的人们仍没有完全「归顺文明」。印第安人有嚼古柯叶的习惯，他们从车窗向外啐嚼烂的古柯叶，以此代替到跟前放置石头，认为苦难已经粘在古柯叶上落到了大地母神的脚边。
马丘皮克丘终于到了。这是一座群峰之间的雄伟古城，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当年印第安人如何将一块块巨石运上险峰。由于古城的隐秘，西班牙人在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期间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存在。直到1911年，美国人宾厄姆（H.Bingham）被当地印第安人引导着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旅游的喧嚣打破了祭奠般的宁静。切抚摸着一块块灰色的石头流连忘返。一年后，他曾又一次来到此地。他心中甚至萌发过当一名印第安文明考古学者的念头。虽然更宏伟的理想取代了这个初衷，但马丘皮克丘的启示是深刻的。切发表过一份题为《石头之谜》的报道，文章中写道：
辉煌的文明中有一片阴影。石头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清扫得没有一根杂草，都被仔细研究过、描写过了……一切都弄到的，都落到了研究者的手中，他们带着200箱文物凯旋回国……今天我们在哪儿能欣赏到这座印第安古城的珍宝呢？答案很明显：在美国的博物馆里。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切大声呼吁：「印第安美洲的公民们，起来夺回过去吧！」
高原的积雪在心中还没有融化，切和阿尔韦托又顺着神秘的亚马孙河进入了热带林区，并在岸边一所条件恶劣的麻风病医院进行了考察，参加了治疗工作。除了治疗，他们还热情地与病人们交谈，和他们一起踢球，鼓励他们的信心。这些不幸的人们对任何一点关怀都报以全心全意的感激，丑陋变形的面目上闪烁着一片真情。切在日记里写道：
如果将来某天我们真的决定投身麻风病事业，我们的动机一定来自于各地的病人对我们表现出的这种亲切感情。
在这些不寻常的日子里，切还顺流横渡了一段四公里宽的亚马孙河。
离别的日子到了，穷苦的病友们凑了一笔钱赠送给两位年轻的流浪医生，亲手为他们扎了木筏，亲自进行过「试航」，并命名木筏为「马姆博~探戈号」，探戈是阿根廷的代表性舞蹈，马姆博是秘鲁民间舞蹈的名称。更令人感动的，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岸边告别演出：一个拉手风琴的人右手没有指头，用几根木棍缚在手腕上来代替手指；唱歌的人是一个瞎子……
就这样，他们撑着这只麻风病人扎的木筏沿亚马孙河来到了哥伦比亚，最后终于到达了预定的终点站委内瑞拉。在即将结束这段美洲长旅的尾声里，切与一个路遇的拉美青年进行了一次难忘的交谈，谈话涉及了革命，革命的代价，革命的前途……在最后一篇旅途日记中，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未来有一天，一种强大的主导精神把人类一刀切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我将站在人民一边。
切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美元，靠一个亲戚帮忙，他搭乘一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往迈阿密运马匹、途经加拉加斯的阿根廷飞机返回祖国，结束了第三次美洲旅行。在追记的总结中，切的感触是真诚的：
当再次踏上阿根廷土地时，写上述笔记的那个人物已经死去，“我”已不再是过去的我，至少内心不再是那个过去的我了。我漫游了我们的“大写美洲”。经过这段并无明确目的的旅行，我的变化之大是我自己没有料到的。
一年之后，大学生埃内斯托成了格瓦拉医生，一条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之路展现在眼前。然而在这坦途的尽头又出现了那道永远在召唤的神秘的地平线。
25岁的切辞去了世界著名医生领导的过敏实验所的研究工作，登上了开往玻利维亚的二等火车。火车启动了，切忽然向送行的亲人们喊道：「一名美洲战士上路了 —！」余音在耳边萦回，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间隔了六年的阔别。火车在3000公里的潘帕斯草原铁路上缓慢前行，坐这类火车的多半是外出打工的印第安农民。这时的切已经更加习惯了与底层人相处，分手时他提着大小14个包袱，那是一路的印第安朋友硬塞给他的礼物和食品。
玻利维亚这个被称作「捧着金碗要饭」的昔日著名白银之乡，如今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立足近海拔四千米的安第斯山城市拉巴斯，切遥望着环绕四周终年积雪的丛山峻岭，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
伊利马尼雪山带着那顶受赐于大自然的雪亮光环，以它无以伦比的美丽终日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暮霭中，这座孤独的山峰显得格外庄严、雄伟……我想起一位当地教师曾气愤地说：一位墨西哥教育家说过：“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我没有证实过这一点，但是，今天在白人的心目中，印第安人仍然和牲口差不多……
在玻利维亚，切观察了一个正经历一场民主改革的动荡国度。人民渴望着真正的变革，而人民的利益并不是官僚们的兴趣所在。切与一位阿根廷名人前去拜访农业部长，在入口处，他惊愕地观看着门卫如何用喷雾器往前来上访的农民代表身上喷洒「滴滴涕」消毒。这种损伤底层人自尊的行为深深刺痛了切的心灵。但那时他并不知道，13年后，这个赤贫的国家将成为他的第二个战场和他为捍卫穷人的尊严最终献身的地方。
切此行本来是要去委内瑞拉与已经在那里行医的好友阿尔韦托会合，但是他在途中听说，危地马拉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变革。于是，他改道向北，穿越了好几个中美洲国家，直奔危地马拉而去。仍然是一路搭车、打工，急了甚至变卖随身带的衣服。切的父亲在他的中途站上汇来了旅费，但被他送给了同行的古巴朋友，切还写信给家里表示反对他们这样做，他告诉父母：「我心中的座右铭是：行李少，能走路，托钵僧的胃。」艰苦的旅行中，他还写下了书稿《医生与环境》，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体会说明医务工作与从医地区地理、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种种关系。
危地马拉的经历对切一生的转变举足轻重。被称作「绿色魔鬼」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一直压榨、欺辱着这个中美洲的香蕉之国。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阿本斯总统领导了一场20世纪拉丁美洲最悲壮但也是非常温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切给家人写信说：「如果我是阿本斯，我会在五分钟之内关闭了联合果品公司，它在这里的存在是拉丁美洲人的耻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了反对变革的政变。切在危地马拉的日子里亲眼目睹了人民满怀希望的面庞，亲眼目睹了美国的军用飞机如何对贫民区狂轰乱炸。切正式报名当上了中美洲左翼青年支队的医生，加入了危地马拉人民的反帝斗争。直至革命被镇压后的日子里，人们还在传说，抵抗运动中，有一名疯狂的阿根廷小伙子宁死不愿放弃战斗。但是，切给家人的信里却流露出一种黑色幽默：「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你们，这些天里，我像一个猴子一样，跳来跳去……」。
切渴望真正的投入，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这样的时刻就要到了。切从危地马拉流亡到墨西哥，在那里遇到了古巴起义军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整装待发的「格拉玛号」游艇。
如果说五个世纪以前，西班牙殖民者曾被黄金和幻想吸引，从北到南对美洲大陆进行了不无英勇的地理勘探；那么，切˙格瓦拉的行程不仅路线倒行逆驶，而且行程的意义也与殖民主义者背道而驰。切从南到北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美洲，一个在新殖民主义的欺辱下向往尊严的美洲。后来，切又从革命后的古巴走到了非洲，走向了世界；当切再回到美洲的玻利维亚时，这个贫穷的安第斯山国家在他的心中已经产生了世界意义。
切˙格瓦拉牺牲后的30年里，伊格拉 — 这个切当年蒙难的贫穷小山村从来没有被真诚的人们忘却：在他的祭日里，人们不难看见一束无名人献上的鲜花，或一支忽明忽暗的守夜的蜡烛。如今，这片「大谷地」（Valle Grande）的面貌并没有很大改观，
但这里的一条主要大道已经根据当地人的愿望被称作「切˙格瓦拉大道」。1997年是切˙格瓦拉牺牲的第30个年头，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古巴举行的悼念活动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切的仰慕者、追随者。当年切走向美洲、走向世界时，并没有想到，有一天，美洲和世界会走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