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山寨版”精神：自称“经济学界的胡适”

云淡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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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善于炒作话题人物，管它香臭，有动静就要炒，这很有传媒商业化的特质，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本期《南方人物周刊》又炒了一位“人物”，就是经常“语不惊死人不休”的茅于轼，最近茅于轼很“热门”，缘起茅于轼自己的“事业单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了一个《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该“课题”有三大“发明”：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特别是第三大“发明”，此言一出，众人哗然，据说在所谓“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的粮食问题专家因愤怒拂袖而去。网络舆论更是一片热烈，90%以上是驳斥声，当然，还夹杂了有失文明的骂声，好不热闹。

应该说，喜欢到处游说、不甘寂寞的茅于轼成功的策划了一出闹剧，动静大，曝光率高，《南方人物周刊》当然也实时跟进，做了一个专访“茅于轼回应耕地红线言论争议：骂人者可哀”，《南方人物周刊》找“骂人”作为由头，似乎想先茅于轼为抢占一个“道德高地”，然后居高临下地说“骂人者可哀”。茅于轼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已经端了30年了，可怜的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网络平台活跃，平民话语日见锐利的今日，茅于轼还放不下身段，如果90%以上的发言者都不同意你的说法（包括骂），那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原因，是自己说错了呢，还是“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是后者，就更应该反省一下，“真理”被你说出来却多数人在“骂”，是不是自己的说话语言、方法有问题？是应该“哀”别人，还是应该“哀”自己。

其实，号称“《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这么一个大话题，从《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内容来看，茅于轼们做“课题”是很没有学术素养的。比如：

记者问【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茅于轼还没有“研究”，就已经“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那么，茅于轼怎么一口咬定“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的呢，草民想起了茅于轼指中央政府关于保护耕地红线的决策是“拍脑袋”，那么，不做预先的研究，就咬定“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不也是“拍脑袋”吗？茅于轼为什么要用“拍脑袋”的方式作出一个事关中国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结论来呢，草民以为是巴普洛夫原理定义的“条件反射”所致。

茅于轼在访谈中告白【我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国改革的成功，当然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导的。】，而“自由派”最反感的就是“干预”，“自由”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谁“干预”都不行，划定保护耕地红线，就是对“自由”的大不敬，就要首先“拍脑袋”反对了再说。就像对一个看不顺眼的人，先定了罪名，再找找据来证明此人“活该”，用这样的模式做“课题”，还有什么学术价值？

但草民最关心的是，茅于轼的“经济学家”的头衔，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凭什么依据，给了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的称谓，如果是“山寨版”的，那也还将就了，但是，茅于轼自己偏要说自己是“主流”，因为他是“自由派主导”的队伍中的一员。草民有一次与几个正在学经济的大学生聊天，问“你们认为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吗？”，异口同声地答“不是！”

但是，关于茅于轼的“经济学背景”，在一些主流媒体上被说得神乎其神，最常见的是叫做“著名微观经济学家”，“南方”们每次拿茅于轼做文章的时候，大都是用这一称谓。而《人民画报》2007年的一期中发表的访谈更为吓人，标题就叫做“茅于轼：‘经济学界的胡适’”，而且是茅于轼自己说的。引述如下

【他的“头衔”很多。有人说，他是经济学界的鲁迅；有人说，他是中国的亚当•斯密；也有人说，他是带有浪漫主义思想色彩的经济学家。他却微笑着告诉我，“经济学界的胡适，可能更贴切些吧。”】

胡适是何许人也，在学术界，公认其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方面具有颇为深厚的学术研究历练和成就，胡适著作等身，曾经担任过北大校长，政治因素不谈，胡适也可算是其涉及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了。那么，茅于轼自比胡适，根据何在呢？《人物》杂志2004年发表过一篇署名“张帆”的报道“茅于轼 十年风雨天则人生”，其中说“1979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老的话说就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茅老的这个原理直接解决的也正是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等于说，茅老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不知道这位张先生凭什么“等于说”？而同时，为了证明茅于轼的学术高度成就，又说“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曾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前苏联是搞计划经济的，把计划经济经济学家的学术成果，与自称“自由派”的茅于轼的“自学成材”结果类比，岂不是侮辱了茅于轼？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学界，对这个所谓的“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的骇人听闻的结论，有何证据呢？按照茅于轼在自己的博客中的说法【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后来不断继承发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

那么，按图索骥，看自称“主流”的、而且“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界的胡适”，在“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中有何位置罢。在当今大学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和参考书中，初级阶段一般为：曼昆《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国内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所变的教材…；中级阶段一般为：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高级阶段一般为：平新乔《微观经济学18讲》、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andrew.mas-colell Green《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theory》…

瞧瞧，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林林种种的著述中，竟然看不到茅于轼的那本《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大概是大学生、研究生们的老师“有眼无珠”，连“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这样宏伟的东西都看不见。既然如是，“经济学界的胡适”又从何说起？茅于轼可真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