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对《劳合法》的感叹：“《物权法》尚未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云淡水暖
《广州日报》3月10日有一篇两会报道，“劳动合同法要兼顾企业利益”，报道说，（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引起很大反响，广东省召开‘两会’时，很多代表委员谈论《劳动合同法》，现在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也引起反响，《物权法》尚未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因此，我建议组织机构针对社会反应进行调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慎重考虑，就此作出解释或进行修改完善，既要维护劳动者利益，也要维护企业利益，两者要相辅相成。”。
看来，黄省长是感到了一种舆论的压力，而这个压力来自“很大的反响”，而这个“很大的反响”来自于两会，并且来自于省和全国两级两会，草民看到，其中还有来自广东司法界代表的“很大反响”，同一篇报道中说，深圳市中院刘来平代表提出：“我建议全国人大组织《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对该法实施后产生的情况作一次认真的调查，以确定是否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从国际上看，资本全球化，提高了用工成本的《劳动合同法》将会导致企业外迁，影响到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从国内看，中国是人口大国，中低福利水平将维持相当长时期，不应一下子提得太高”、“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新的《劳动合同法》可能让大量人口无法就业，而目前在中国，就业才是第一位的。”。
如果是首富张茵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此案，草民理解，政协本来就已经是富人、企业家、贤达集中的地方，为自身的阶层说话无可非议。但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司法界代表也作如是观，就实在值得深思了，有意思的是，广东代表团成员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不知道李飞委员能不能在团内与发出“很大反响”的代表们和黄省长沟通一下。
草民比较糊涂的是，深圳市中院的法官刘来平代表自身是不是认为自己也处于“中低福利水平”，如果是，倒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不是，作为中高收入者，为什么会认为目前中低收入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就是“合理”的，而需要“维持相当长时期，不应一下子提得太高”，还有，《劳动合同法》什么地方说过要将劳动者的中低福利水平“提得太高”。此外，刘法官在深圳的收入和自身的生活状态，与深圳的底层劳动者的差距有多接近，从而得出此番高论。
但是，毕竟“反响很大”，那么这个“反响”的语境是什么，草民以为，恐怕还是要从代表团的构成来看一看，进入两会新闻中心广东省的主页，再进入广东省代表名册，草民粗略分析了一下代表构成，代表共计160名，其中：
中央、省、市、职能部门、基层政府组织的官员一共68名，占总人数的42.5%；
企业（包括国有、私营、集体）董事长、总经理、高管、工商联高层一共52名，占总人数32.5%；
工人（草民认为真正的工人身份者只有一名）：胡小燕（女）广东省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农民工），占总人数0.6%；
农民：赖秀华（女）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湖田村村委会主任；钟明照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仁义村村委会主任；陈雪荣（女）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龙塘镇东角村村委会主任；陈杳生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下帅乡竹六村村委会主任；杨月梅（女）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梅洞村委会村委委员、妇女主任；杨秀娥（女）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尖坑村村委会主任，占总人数3.7%。
不提其它如科教文卫界之类的界别，仅看官员、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比例，官员与工人是68：1，企业家、高管与工人是52：1，官员与农民是68：6，企业家、高管与农民是52：6.谁能够在讨论中发出多得多的声音，一目了然
包括实行接轨之后的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家、企业高管，站在人力成本的角度，当然希望人力成本越低越好，对劳动者的处置权越大越好，对自己的约束越小越好，这无可责难，自身利益所在，所以，发出这些声音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作为平等的另外一方，工人、农民（因为有大量农民工）能够发出声音的喉咙却在数量上极为不成比例。
据媒体说，在广东，纳入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外省劳动力2005年底达1600多万人。再加上广东本省的农民工，光这一块已经差不多达2千万以上，却只有区区一个代表在人大代表队伍中，也并非农民工代表缺乏“参政议政能力”，温家宝总理听了农民工代表胡小燕的发言，就“转头对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一个代表两亿农民工的人大代表，直接面对总理，提出改善农民工利益保障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得到总理呼应，这就是我国政治民主的巨大进步！”（《广州日报》）
如果在代表团中有与官员、企业家、贤达们在数量级上可以“平起平坐”的工人、农民、农民工代表们“直接面对总理，提出改善农民工利益保障的意见和建议”，那么，对《劳动合同法》的“很大反响”绝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为抱怨者说，《劳动合同法》“过份偏向劳动者”了。
《劳动合同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6年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提出，有调查显示，过去10年在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才增涨了60多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工资是下降的，还不如10年前。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度榨取的态势下，在千千万万个欠薪、奴役之类的恶性案件屡治不断的前提下，才有了需要规范用工行为的《劳动合同法》，稍一触及资方利益，“反响”就“很大”起来。
连黄省长都很诧异，“现在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也引起反响，《物权法》尚未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那不奇怪，《物权法》被认为在保护他们，《劳动合同法》被认为“偏向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