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这位西方世界寄予厚望的前苏联作家，他们不但为其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还为其赢得了支持他出任俄罗斯总统的48%的俄国选民。　　

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就大声谴责解体后的苏联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侈，“新贵”的撒谎欺骗。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ZF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指着议员们尖刻地说，“许多共产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　　

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回国后，他由肯定西方文化价值走向否定西方文化价值，由世界精神主义走上宣扬民族沙文主义。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乐视为“铁幕下渗进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会的摇滚乐、色情、犯罪和屠杀等。他终于认识到“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他还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他还特别忧虑他信奉的东正教正逐渐被进入俄国社会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他还多次表示对前苏联分成现在的十五个共和国不满。他在俄罗斯国会演讲，不断重申“大俄罗斯”历史观：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是“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索尔仁尼琴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族的选择权利。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in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　　

一位被西方定为反抗GCZY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西方世界及其一部分国人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就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展示他的“苏联护照”，他举着“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着 ‘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索尔仁尼琴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财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希望均贫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罗斯作家中是有传统的。当年远比今天的索尔仁尼琴更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托尔斯泰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奋力疾呼取消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　　

从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的言行来看，他和托尔斯泰同样，要回归俄罗斯的“替天行道”之路。不再是将西方普世价值列为重标教导国人，而过去他和89年以来的自由派们一样，是本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派，但对解体后的苏联和俄罗斯的堕落，他是如此痛心疾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再普世价值的作家，首先也是民族的、国家的，除非全球实现了公有制，没有了压迫和剥削，否则什么普世价值都是剥削压迫的幌子而已。　　

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归道路，不知道对自由派及其支持者会如何看？刘晓波和支持者们觉得自己比索尔仁尼琴高明吗？当要中国搞成三百年殖民和美国的一个新洲时，这与索尔仁尼琴回归相比将是怎样的令人感到悲哀与不幸。　　

你们是否也从索尔仁尼琴身上悟到点什么？　　

公有制、国家强大统一、政党的廉洁为民、人民的平等自由幸福，这才是我们的出路，难道不是吗？

附文：张捷谈索尔仁尼琴

节选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0/187329.html

　　 最后讲一下索尔仁尼琴。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反共最为坚决，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过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书和发表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为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出的力气最大。可是他又不同于那些无思想、无原则、反复无常的名利之徒，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改革”开始后，他预见到被他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的黑暗帝国的苏联有可能垮掉，担心社会出现动乱会导致整个国家崩溃和老百姓遭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在国外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国内的变革，希望它采取“合理的渐进的方式”，而不要像二月革命那样造成“破坏性的混乱”。（转引自2004年6月25日《文学俄罗斯报》）他在上面提到过的小册子《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一开头也表达了对人们有可能被压在倒塌的共产主义大厦废墟下的担心。他在这个带有纲领性的文件中首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斯拉夫国家的设想。他主张新的俄罗斯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就国家体制、经济政策、土地占有、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特别强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这个纲领提出后，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反响。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明确表示这些建议不能接受。来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更是表示强烈反对。1990年夏天，许多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恢复了苏联国籍，而索尔仁尼琴不在头几批恢复国籍者的名单之内。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提出恢复他的国籍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委员大概考虑他过去反苏的表现，提出不必急于这样做。最后索尔仁尼琴的平反问题是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干预下解决的。
　　 索尔仁尼琴曾对叶利钦抱有希望，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他曾给叶利钦写过信，对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是不满的。1993年9～10月间，他在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那样的混乱和草率，使得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消息报》1993年9月21日）在这期间，俄罗斯国内发生了“十月事件”。他担心共产党势力增强而赞成政府炮轰受到共产党支持的议会。他在对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采取这种镇压行动是“摆脱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规律的阶段”。（转引自1994年2月16日《真理报》）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一些过去的朋友不再理睬他。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在揭露现实和抨击当局时，只提到“改革者盖达尔和丘拜斯”，不点叶利钦的名。不错，索尔仁尼琴曾在一次电视谈话里向听众和总统提出过“你能用休克疗法治疗你的母亲吗”的问题，惹得叶利钦很不愉快。在这之后，他总是小心地避免直接提到叶利钦。1995年，有一位记者问他如何评价叶利钦的行动时，他未作正面回答，说道：“只有在一切看不到的情况全都暴露出来时才能对一位政治家作出真正的评价。例如，过了半个世纪我才了解1917年的活动家的真正本质和心理，写出了史诗《红色车轮》。我想，随着岁月的推移，另一位作家在很好了解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的全部秘密后，将会写出关于他的另一部史诗《黄色车轮》。”（《论据与事实报》1995年1月3日）从索尔仁尼琴的言论来看，他对制造种种灾难的罪魁祸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只不过这位世故的老人出于某种考虑不直说罢了。叶利钦下台后只过了短短的五个多月，他终于憋不住了，在记者问他对叶利钦应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仅叶利钦应该负刑事责任，还有一二百人应该和叶利钦一起受法庭审判。（见《莫斯科新闻》2000年5月23～29日）
　　 普京刚上台时，索尔仁尼琴曾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两人进行过一次长谈。索尔仁尼琴对普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办事有许多难处表示理解，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两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见《劳动报》2000年9月23日）他期待着普京对他最关心的处理寡头财产问题采取实际行动，但是普京的表现令他失望。当他得知国家杜马要搞一个关于“经济赦免”案、即对在此之前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予追究的决议时，觉得这样做非常荒唐。他教训普京说，国家是不能建立在“腐烂的基础”上的，普京应该解决这个最主要的问题。（《论据与事实报》2001年第4期）近年来他公开露面次数有所减少，但是从他发表的几次谈话来看，他对现实和当权者的态度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虽然索尔仁尼琴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批判现实时“实际上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继续在他的文章里猛烈抨击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一文中称相继发生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1917年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乱世”，认为俄罗斯在共产党领导的七十年里遭受的损失比从十七世纪第一个“乱世”以来的三百年里损失大得无可比拟。他又一次重复过去在《古拉格群岛》里的说法，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人。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不仅肉体上大量消灭人，而且进行思想上的腐蚀，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大降低。（《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65页）他在一次谈话仍然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区别只在于前者是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后者是种族的法西斯主义。（《俄罗斯思想报》1995年8月3～9日）他厌恶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说，他不信任现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里有不少“乔装打扮成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并且时刻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甚至在批判现实时也经常强调现在出现的危机是共产党七十年的统治造成的。从这些言论看来，他的反共立场似乎没有明显的改变。
　　 然而索尔仁尼琴在亲眼目睹目前俄罗斯的悲惨处境的同时，想必也在进行今昔对比；他在看到人民群众的怀旧情绪，可能心里也有所触动，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但是他没有像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那样公开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放不下所谓的“先知”的架子，便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看法的变化。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小说首先写了主人公因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悦，接着写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动。这时作者直接出面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不，当时德米特里（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引者注）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新世界》1996年第6期第6页）作者多次说到“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像的奇迹。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他用肯定的语气描写小说主人公和其他的共产党干部，认为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人。小说还写到党的作用和对苏共解散的看法，通过主人公之口说：“……但是，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同上，第11页）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看法是与共产党人一致的话，那么他在这部小说里对苏维埃时代和斯大林的评价也与红色爱国者大致相同。这部小说里写法是与作者过去的作品里的写法截然相反的，而且也是与他现在发表的谈话和文章相矛盾的。这也许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他对现实的激烈否定使当局甚为反感。他宣扬的观点和提出的“治国方略”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嘲笑。传统派当中的红色爱国者不能原谅他过去的反共言行，不时地进行批判，而其余的人则对他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炮轰议会的行为感到遗憾。他有时行为乖张，使得一些老朋友离开了他，而他又没有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新的盟友。因此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孤独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是他饱经风霜，意志坚强，虽年老体衰，仍坚持写作，不断有新著发表。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