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这几天可真是好戏连台呀，各种角色的各种嘴脸都登台亮相了哈，热闹呀热闹，好看啊好看！真真就是“你唱罢来他登场”！今儿个，杨老师叫撞天屈的重点已经开始向家人转移，转移到了与之断绝了关系且已故去的乃父身上了：乃父生前认定杨老师哥仨是传承了文革打砸抢的衣钵，而杨老师现在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痛诉着别人儿罩在他身上的文革阴影！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人间喜剧，也是为杨老师竭力批判那五千年中“没有一年辉煌过”的传统文化的执着添加了一个绝妙的注脚——本庄主等愚民“网奴”，终于明白杨老师为什么要反传统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一锅粥啊一锅粥。杨老师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这回上演的这把令他和各色帮闲人等沾沾自喜的“反革命秀”，竟然是给自己刨的一个跳不出来的坑儿……
再读了杨太老师的回忆文字，本庄主不胜唏嘘，再也不觉得好看了！
杨教授自比鲁迅，怒批诬蔑他的人是五毛党
点评者：逢君恶
这是杨教授的最新博文，全文转载至此，逢君恶网友进行了适当的点评。
自从我贴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一文后，总有一些人在我的博客上或者网上，对我进行一些造谣、诬蔑，甚至漫骂，其手段之卑劣，言语之粗鲁，水平之低下，根本不值得一驳（然，够粗鲁）。开始我还有些迷惑，乃至很不舒服：中华民族中怎么会有这种人？所以一度把那篇博文删除了。不料此辈依然甚嚣尘上，得寸进尺，自以为得意。其实你们如此拙劣的表演，能损害我的名誉吗？本人是一位磊落坦荡的学者，不怕你们的攻击（既不怕攻击，然则何故又删博文耶？）。
有人翻出我父亲的《回忆》，指责我曾与父亲吵闹以争家产。这种指责太好笑了，本来不想把家丑外扬，既然有人翻出来那也就无可奈何只得说说了。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四字，看来乃杨教授之口头禅也，总是要教训人）当时是什么年月吗？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本人从插队落户的贵州刚回到上海，二十几岁的我可以说一无所有。而父亲由于母亲去世找了个后娘，在一些问题上又与两个哥哥闹翻，由此而不许我进门（与令兄闹翻，何故迁怒于汝耶，费解），甚至不让报户口。我只得在邻居家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只有在小面馆里吃一角钱一碗的光面度日。你说我不找父亲找谁？而后娘当时已经把我们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得不知去向，并把房门封死，我根本无法进住，所以只能到后娘家找父亲，但他们闭门不见。几次下来，年青气盛的我只得用此钉门粗鲁的手段（寻父无罪，钉门有理！颇具造反精神也），以望后娘出来解决问题。最后是由组织出面找我父亲，才同意把户口报上，市里再分了一间房子，才单独过日子。最后，父亲与后娘只(只)出了几百元钱帮我买了几件家具，其他家里的所有（所有）财产都（都）由后娘一人独吞，我此后再也（再也）没有拿过父亲的一分（一分）钱（只，所有，都，再也，一分，足见三十年前事，至今耿耿!）。其实，母亲去世，我们兄弟三人完全有资格分一点母亲的遗物，但我们没有。父亲去世，也完全可以与后娘打官司分父亲遗产，我们也没有。家里的孩子（以后都是教授）都与父亲闹翻，难道父亲会没有责任？其实你们只要看看他的《回忆》中，连与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我们的母亲的名字都不提，就可知道这父亲还是蛮绝情的（即便所述均为实情，如此揭批亡父，情何以堪，余实不忍卒读也）。
有觉悟的网民把你们称作“五毛党”（看清，谁诬蔑谁），就是说只要用“五毛钱”就能收买你们阴暗的灵魂，其绰号真是起得惟妙惟肖。不知你们的动机是什么？不知你们有怎样的背景？如果有一定的权势为背景的话，希望这些人好好想想：这种低劣的行为，表面上好象在维护政府和党（人都说党和政府，他说政府和党，呵呵，有气节，赞一个）的利益，实际上是在给国家与人民抹黑，给我们的执政党帮倒忙（好八戒，倒打一耙，以攻为守）。让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笑话大陆有如此低素质之民众（崇洋媚外之情不经意间流露矣）……这让我想到了鲁迅，当年鲁迅也经常与不同的思想者交锋，彼此的笔战尽管也难得会出现一些粗俗之语，但总体上还算是较文明的。哪像如今之“五毛党”，完全一副无耻之徒的架势，竭尽勾陷（写错了呀！是构陷）诬蔑之能事，如果鲁迅能活到今天，也会大开眼界而惊诧不已：“难道目前中国人的素质比我们那个时代都不如？”可悲啊！最让我揪心（这个蝎蝎螫螫的！）的是：“五毛党”的许多言行与文化大革命时代如出一辙（倒是越看汝之言行越象，呵呵），如果再有类似的风吹草动，有这帮“五毛党”冲锋陷阵，中国会不会又要陷入一场浩劫（哇，别吓着我，我好怕怕）（又，用我强坛某网友跟帖经常用的一句话：有一定现实针对性，有社会责任感，呵呵）？
这里有杨太老师《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关于家庭问题部分内容，呵呵，跟杨老师所言不一样噢……
第九章 支离破碎（节选）原书366页
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据他说，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插队落户”而家在上海的女朋友结婚。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具；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钱，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钱给他。我没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来。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访她的父母，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结果他们告诉我“两人只是朋友，目前还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一个星期日，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她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拍着桌子，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当时，她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为此多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请求帮助调解，但遭到拒绝。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要亲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所认识的；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我就无法领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院的医疗证，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这张医疗证就作废。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只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都得请托朋友帮助，很是麻烦。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监禁了十二天 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工宣队”那里去告我的状，因为我的上司是“工宣队”。“工宣队”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家庭纠纷我们不管。”于是他们更胆大妄为了，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 第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我们夫妇两人、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在三楼上。我的妻子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让她翻到屋顶上，再从邻居的家里出来求援，设法拔去铁钉。但是大家对这样来势凶猛的“造反”冲击都不敢插手；又因为是星期日，附近房屋管理处休息，没法找到人拔钉开门。到傍晚七时许，我的妻子担心我们在家交际等候，写了一张安慰的纸条，跑到三楼的楼梯门口，想从门缝里塞进来。正当她把纸条塞进门缝的时候，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采用了当时造反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一面大声吆喝，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拖出大门口，并揿住她的头，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纷纷出来帮助。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让我的妻子脱逃，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的话，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特别痛心的是，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竟然指使小孩也仰起头来，跳着脚，对我不断地大喊：“等我（370页）长大了，替妈妈向你报仇！”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当众“勒令”要邻居交出人来，纠缠不清，一直吵闹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我们才恢复了自由。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吓，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们夫妇回到家门，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岳父，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让他出之后再钉，但是小儿子不睬他，仍然把他钉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
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陈医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仅仅上缴了首饰，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损害。她只是为了爱护他人，牺牲自己，而被卷进这样十分可怖的漩涡之中。她伴着我，毫无怨言地一起承受我儿子、媳妇猛烈“造反”的冲击。当钉门事件发生时，“文革”刚结束，我曾经到处奔走寻求调解，不少领导干部指出：这种犯法的事件无法调解，只有向法院起诉判罪才能解决。陈医师反对这样做，曾经不断恳求我好好地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以慈爱之心来感化这个年轻人，力图保住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直到第四次这样凶狠的钉门事件，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 婚后我住在陈家，还是过着惊涛骇浪的生活。特别是寒假和暑假中，大儿子，大媳妇和小儿子常来闹事，我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上海，到苏州、无锡等地去“避难”。当时大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仍然不断前来吵闹。大儿子竟然前来逼迫我交出雁荡路寓所的钥匙，让他使用，我没有答应。我说：“我和你已脱离父子关系，不必再来见我。”后来承蒙小儿子的新领导出来调解，我按当日的承诺，付给小儿子一笔买一组结婚时用的新家具的钱，小儿子把扣留的户（372页）口薄归还给我。我因为小儿子不顾死活地一再采取威胁生命的暴力行动，十分恐惧，不得不沉痛地当场声明从今以后脱离父子关系。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出发生在我（373页）家的变故，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急风暴雨，打破“四旧”和“抄家”的运动，不但打击到社会上每个角落，而且冲击到许多家庭之中，原来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伦常道德已被一扫而空，代之以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当“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中，儿子和媳妇们已经酝酿着“造反”的打算，先和他们的母亲反目，当他们的母亲病故之后，就争先恐后地对我采取“打”、“砸”、“抢”的造反行动了。他们先是找寻时机，争相夺取我所有财物和重要图书，接着就大吵大闹，作进一步的要挟，使我无法安居。待我被迫躲避离去，有图谋占住我的寓所，一步步的进逼，甚至发生了更恐怖的威胁生命的钉门监禁时间，做出了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终极恶果，也是我应该认真检讨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杨师群教授改口——尽显新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本色
云淡水暖
在网络博客上哭诉【有同学告我“反革命”】的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古汉语”教授杨师群，11月21日痛心疾首地哭喊【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还谈到‘圈圈功’、‘nine评’等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啊！这几个中国的大学生。】。还断言【记得下课时有两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 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加给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此言既出，语惊四座，先是有在《南方都市报》担纲“文化评论家”的王晓渔发出愤怒的吼声【华东政法大学里的“以言获罪”…在一所政法大学里，大学教师居然“以言获罪”，这是比荒诞派小说还要荒诞的事件。】，再有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出一声断喝【如今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忘记了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难道忘了“全民互告时代”的教训吗？】，一时间，“两位女同学”被摆在网络公众平台，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拥趸们嘲笑、谩骂、威胁的焦点。
在主流媒体方面，然后是“南方”们蜂拥而至，如获至宝，如何了得，“反革命”一词已经被湮没30年之久，居然有芳年20挂零的少女（？？），拿起来“告密”老师？唯恐自由主义理念不深入人心，唯恐对新中国意识形态批判缺乏真实材料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播火者”们，想方设法要杨教授出来多说一些，多发挥一些。奇怪却也不奇怪的是，杨教授对《南方》们情有独钟，至今，有《南方都市报》的问答式专访“希望两女生再来找我交流”，还有“南方”同门兄弟《南都周刊》的长篇焦点式专题文章“[社会] 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并且，都在同一天（12月5日）隆重推出。12月6日，杨师群教授赶紧趁热打铁，发出了一篇博客《应该给大家谈谈这些天的感受了》。
恰恰就是这两篇长文和杨师群教授自己的博客，令杨师群教授的本来色彩，逐渐为人所知，而关键在于，杨师群教授改口了，而且，改的是最为关键的部分：
第一，根本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用“反革命”仨字儿给杨师群教授“定罪”，这仨字儿，压根就是杨教授自己臆造出来的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杨师群教授自己把自己打成了“反革命”。根据《南都周刊》的描述，学校相关领导确实找杨师群谈过“两次”话，内容都是杨所说的“圈圈功”（国家定为非法邪教组织）、“NINE评”（海外反共文章），如果真有人在课堂上公开讨论这些，草民想，作为政法大学的教授，也该知道个分寸吧？当然，《南都周刊》说杨教授发誓赌咒自己没有说过，是有人“陷害”，【他只是愤怒于这两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近似于陷害么？”】
第二，杨师群教授在没有如何根据的前提下，仅凭某次下课，有“两位女同学”听不惯或者听不懂他的“讲课”，公开找他提出质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因为领导一找杨教授谈“圈圈功”、“NINE评”，杨教授就立马想起这两位女孩子，立马就发出感叹、哭诉【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恕草民不才，如果说有80后、90后的孩子如此捍卫中国文化，已经实属不易了，罕见了，说80后、90后的孩子们对于“批评政府”如此敏感，如此反感，在杨师群教授把最切实的证据拿出来之前，或者在有其它的旁证之前，草民实难相信杨教授说的是事实。就此，如果像《南方》和杨教授自己所谓杨师群教授“大度”、“说过就忘”，那么，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杨教授怎么一出事就想起这两位女同学呢，刻骨铭心呀。
殊不知，杨教授居然改口了，《南方都市报》说【他说他不排除自己搞错了，并非那两个女生告了自己的可能性。】，《南都周刊》说【到现在，杨师群相信那两个来跟他提意见的女生未必就是举报者】，杨师群12月6日的博客说【对是否是那两位女同学告发的，也只是我的猜测，我不能肯定，因为领导不会告诉我是谁告发的，我只能猜测，现在想来实在轻率了点，因为根本预料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好在支持我的人想搞“人肉搜索”，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和这两位女同学的对话，只在学校的走道上进行了一分钟都不到，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我也早已忘了她们的面容（更不知道她们的名字）。】
第四，岂有此理，事情已经发展到“好在支持我的人想搞‘人肉搜索’”了，杨师群教授一则“未必”、一则“猜测”、一则“轻率”，就轻飘飘地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推得掉么？草民倒想看看，“支持我的人”如果真的、假的弄出个“人肉搜索”的结果来，更进一步引起侵犯人身权利的事件来，杨师群教授如何圆场。
第五，杨师群教授的价值观如何呢，《南都周刊》为大家作出了回答，【在他的博客链接里，除了身边的好友外，基本都是刘军宁、贺卫方、秦晖等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好一个“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简直集了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大成了么，如果人们不健忘，贺卫方先生在“X山会议”上语惊四座的发言，何等地出彩呀，就此，人们基本可以想象，杨师群教授在课堂上除“古汉语”之外，说话的倾向了么。也可以说，杨师群教授历来就认为自己是“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一员了。
第六，“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有个特点，信口开河，唯我独尊，杨师群教授仅仅被两个女学生“在学校的走道上进行了一分钟都不到”被质疑过，就死死记住人家，丝毫没有“学术自由”、“讨论自由”的概念，一旦有事，就把人家拉出来定罪，“告密”、“愚昧”、“红卫兵”等等。
第七，杨师群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呢热衷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呢，，大概因为心头有怨，据《南都周刊》讲【杨的太太…感叹丈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复旦、浙大等名校教授，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丈夫却大半辈子不顺利。因为受父亲“反动学术权威”的连累，身为老三届的丈夫曾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回到上海攻读完硕士已是年近四十，又个性耿直不拐弯，担心他“老了老了还惹出事情来了”。】，草民奇怪了，据草民所知，到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的，并非都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工人、市民的子女多的是，不知道是谁“连累”了他们。另外，据杨师群教授父亲写的书说，杨师群教授本人对老人也不怎么地，为争夺遗产，曾经四次将老人的房门钉死。
看来，新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也不是无原则地“自由”的，一旦其认定了谁“冒犯”他们，也是要置人于不堪之地的，比如，挑动“人肉搜索”。
从“告密”“反革命”看知识分子是怎样利用话语霸权的
作者：鬼推磨
利用话语霸权是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象秦始皇，被骂了两千多年，不过就是坑了４６０个李洪志般的神棍，烧了书，其实还没有烧完，国家图书馆里还是有的。毁书的功业远比不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始皇创立的伟大功业，却按下不提。历史书中，知识分子们不知为多少昏君暴君写赞美诗。
记得两年前，《南方都市报》有个记者，被人斩了手指，南方报业旗下的所谓主流媒体就大肆报道，说什么这个记者以前报道过黑社会，现在被报复了。这下子可不得了，公安局又是督办破案，又是安排最好的医院，省领导又来亲切慰问。因为案子是被督办的，不比平常人家被偷个三五万，公安也不是吃闲饭的，一下子就破了案。跟原来大肆吹嘘的南辕北辙，只不过是因为风流韵事而已。但是，与此前的轰轰烈烈相比，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主流媒体屁也不放一个。
教语文的教授，自然是搬弄词汇的好手，一上来就是“告密”、“反革命”。“反革命”一词，肯定是教授的瞎扯蛋，因为我国早就废止了“反革命”这一罪名。它为什么要瞎扯蛋呢？不就是把自己摆上一个“政治正确”吗？
至于说“告密”，就是明显地把两个女生摆到道德的审判台上去，因为“告密”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从其文章上看，这两个女生的行径，跟一个人到派出所举报邻居去抢劫，或者到反贪局举报领导有腐败行为是一样的。那么可不可以说，是去派出所“告密”或者去反贪局“告密”呢？